列寧
1917年4月9日
自1907年起，列寧第二次流亡國外，僑居日內瓦、巴黎、伯爾尼等地。1916年初列寧從伯爾尼遷到蘇黎世，和克魯普斯卡婭一起寄居在修鞋匠卡墨列爾家裡。1917年3月中旬，列寧獲悉彼得格勒工人、士兵武裝起義勝利的消息，但政權落到臨時政府手裡，出現了雙重政權並存的局面。正當俄國革命面臨這樣緊急關頭的時刻，身在瑞士的列寧迫不及待地渴望著盡快返回祖國，列寧返回俄國的路線只有兩條：一是通過德國，經瑞典、芬蘭歸來，但德國當時是俄國的交戰國；二是取道法國，然後渡海到英國，再返回俄國，但英法當時是俄國的協約國。列寧深知，英國是無論如何不會借道給他這樣一個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人的。最後，他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以交換拘留在俄國的德國戰俘為條件，乘坐一節鉛封的車廂，取道德國而歸。列寧此舉勢必會招來許多非議，但他以革命利益為重，把自己的榮辱毀譽置之度外。1917年4月16日晚上11點10分，列寧轉從芬蘭乘火車抵達當時俄國的首都彼得格勒，以後不到七個月的時間，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就爆發了。
在斯蒂芬·茨威格看來，這趟風馳電掣的封閉列車猶如一發炮彈，乘坐在裡面的人物猶如威力強大的炸藥；這一炮，摧毀了一個帝國、一個舊世界。
——譯者題記
一個住在修鞋匠家的人
瑞士，這一片小小的和平綠洲，在它周圍卻是世界大戰的風雲所激起的瀰漫硝煙，因而在那1915、1916、1917和1918連著的幾個年頭裡，瑞士也顯出一派偵探小說裡那種驚險的場面。在豪華的旅館裡，敵對的列強國的使節們擦肩而過，好像互相不認識似的，而一年以前他們還友好地在一起打橋牌和彼此邀請對方到自己家中做客。從這些旅館的房間裡不時溜出一些一閃而過、諱莫如深的人物。國會議員、秘書、外交人員、商人、戴面紗或不戴面紗的夫人們，每個人都負有秘密的使命。插著外國國旗的高級轎車駛到這些旅館門前，從車上下來的是工業家、新聞記者、文藝界的名流，以及那些似乎只是偶爾出來旅遊的人，但是他們每一個人幾乎都負有同樣的使命：要探聽到一些消息，刺探一些情報。甚至連引他們走進房間的門房和打掃房間的女僕，也都被逼著去幹偷看和監視的勾當。敵對的組織在旅館、公寓、郵局、咖啡館到處進行活動。所謂宣傳鼓動，一半是間諜活動；貌似友愛，實際是出賣，所有這些匆匆而來的人辦理的每一件公開的事，背後都隱藏著第二件和第三件事。一切都有人匯報，一切都有人監視。不管何種身份的德國人，剛一到達蘇黎世，設在伯爾尼的敵方大使館就立刻知道，一小時後巴黎也知道了。大大小小的情報人員每天都將真實的和杜撰的成冊報告交給那些外交人員，再由他們轉送出去。所有的牆壁都是透風的；電話被竊聽；從字紙簍的廢紙裡和吸墨紙的痕跡上重新發現每一條消息；在這樣群魔亂舞的混亂之中，到最後許多連自己都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獵手還是被獵者，是間諜還是反間諜，是出賣者還是被出賣者。
不過，在這樣的日子裡，只有關於一個人的報告卻極少，也許是因為他太不受人注目吧。他既不在高級的旅館下榻，也不在咖啡館裡閒坐，更不去觀看宣傳演出，而是和自己的妻子徹底隱居在一個修鞋匠家裡，住在利馬特河[1]後面那條古老、狹窄而又高低不平的斯比格爾小巷裡的一幢房子的三層樓上，這幢房子就像舊城裡的其他房子一樣，有高高聳立的屋頂，構造結實，但一半由於天長日久，一半由於樓下院子裡那家熏香腸的小作坊，房屋已熏得相當黑。他的鄰居有：一個女麵包師、一個意大利人和一個奧地利男演員。由於他少言寡語，鄰居們除了知道他是俄國人和名字難念之外，別的也就不知道什麼了。女房東是從他的一日三餐的簡單伙食和夫婦兩人的舊衣著上看出他已離別家鄉流亡多年了，而且也沒有大筆的財產和做什麼賺大錢的買賣。這夫婦倆剛搬來住的時候，全部家當還裝不滿一個小籃呢。
這一個身材矮小的人是那麼的不顯眼和生活得盡可能不引人注意。他避免交際，鄰居們很少能和他瞇縫的雙眼裡銳利而又深沉的目光相遇，也很少有客人來找他。但是他每天的生活卻極有規律，上午9點鐘去圖書館，在那裡一直坐到12點鐘圖書館關門，12點10分準時回到家中，12點50分又離開寓所，成為下午到圖書館去的第一個人，然後在那裡一直坐到傍晚6點鐘。況且，情報人員只注意那些喋喋不休的人，而不知道沉默寡言、埋頭書堆、好學不倦的人倒往往是使世界革命化最危險的人物，所以他們從來沒有為這一個住在修鞋匠家裡、不引人注目的人寫過報告。與此相反，在社會主義者的圈子裡，大家都認識他，知道他曾是倫敦的一家俄國流亡者辦的激進小刊物的編輯，是彼得堡的某個發音彆扭的特殊黨派的領袖；不過，由於他在談論社會主義政黨裡的那些最有名望的人物時，態度生硬和輕蔑，並說他們的方法是錯誤的，又由於他自己顯得不好接近和完全不會通融，所以大家也就不太關心他了。有時候，他利用晚上在一家無產者出沒的小咖啡館召集會議，來參加的人至多不過十五到二十名，而且大多是年輕人。因此，人們對待這位怪僻的人，就像對待所有那些沒完沒了地喝著茶和爭論不休從而使自己頭腦發熱的俄國流亡者一樣，採取容忍的態度，但也沒有人去重視這個面容嚴肅、身材矮小的人。在蘇黎世，認為記住這個住在修鞋匠家裡的人的名字——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烏裡揚諾夫是重要的，不足三四十人。所以，假如在當時那些以飛快的速度穿梭於各個使館之間的高級轎車中有一輛車，偶然在大街上撞死了這個人，那麼世界上的人都不會知道他是誰，既不會知道他是烏裡揚諾夫，也不會知道他是列寧。
實現……
有一天，那是1917年3月15日，蘇黎世圖書館的管理員感到奇怪。時針已指到9點，而那個最準時的借書人每天坐的座位卻還空著。快9點半了，快10點了，那個孜孜不倦的讀者還沒有來。他是不會再來了。因為正當他來圖書館的路上，一位俄國朋友同他的談話把他留住了，或者更確切地說，俄國爆發革命的消息打亂了他的全部計劃。
起初，列寧還不敢相信。他完全被這消息驚呆了。可是隨後他邁開短促迅速的步履，趕往蘇黎世湖濱的報亭，從此，他以後就一直在報亭和報館門前等候消息，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一天又一天。事情是真的，消息是確鑿的，而且他覺得一天更比一天真實得令人鼓舞。開始只傳來不確實的消息，說發生了一次宮廷革命，好像只更換了內閣；然後才傳來：沙皇被廢黜了，成立了臨時政府，接著又傳來杜馬[2]開會那天的情況，俄國自由了；政治犯得到了大赦——所有這一切都是他多年來夢寐以求的，20年來，他在秘密組織裡、在監獄裡、在西伯利亞、在流亡中都曾為之奮鬥的這一切，現在實現了。他頓時覺得，這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數百萬人的死亡，血沒有白流。他覺得，這些死者並不是無謂的犧牲品，而是為了一個自由、平等和持久和平的新王國而獻身的殉道者，現在，這樣一個新王國已經誕生。這個平時是那麼清醒和沉靜的夢想家此刻卻像迷醉了似的。可以回到俄國老家去了！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也振奮著在日內瓦、洛桑、伯爾尼的其他幾百名蟄居在小小斗室裡的流亡者，他們歡呼、雀躍，因為他們現在不是用假護照隱姓匿名，冒著被判處死刑的危險回到沙皇的帝國去，而是作為自由的公民回到自由的土地上去。他們所有的人都已經在準備自己少得可憐的行裝，因為報紙上登載了高爾基的言簡意賅的電報：「大家都回家吧！」於是他們向四面八方發出信件和電報：回家，回家吧！集合起來！團結起來！為了他們自覺悟以來畢生奮鬥的事業——俄國革命而再一次獻身！
……和失望
然而，幾天以後他們驚愕地認識到：俄國革命的消息雖然使他們欣喜若狂，但是這個革命並不是他們所夢想的那種革命，而且也談不上是俄國的一次革命，它無非是一次由英國和法國的外交官們策動的反對沙皇的宮廷政變，目的是阻止沙皇與德國媾和。它不是由要求和平與權利的人民所進行的革命。它不是他們曾畢生努力並且準備為之犧牲的那種革命，而是好戰的黨派、帝國主義分子和將軍們為了不願被別人打亂自己的計劃而策動的一次陰謀。而且，列寧和他的同志們不久還認識到：讓大家都回去的許諾並不適用於那些要進行激烈的、卡爾·馬克思式的真正革命的人。米留可夫[3]和其他的自由派人物已經指示要阻止他們回去。他們一方面把那些對於繼續進行戰爭有利的屬於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迎接回國，例如普列漢諾夫[4]就是在護送人員的陪同下十分體面地乘著魚雷艇從英國回到彼得堡，另一方面，他們卻把托洛茨基[5]截留在哈利法克斯[6]，把其他的激進派分子拒之於國境線外。在所有協約國[7]的邊境線上的關卡哨所，都有一份記錄著參加過第三國際齊美爾瓦爾得會議[8]的全體人員的黑名單。列寧抱著最後的希望，向彼得格勒拍去一封又一封的電報，但是這些電報不是中途被扣留就是放在那裡置之不理。在蘇黎世人們不知道，在歐洲也幾乎沒有人知道，然而在俄國，人們卻知道得很清楚：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列寧，在反對他的人看來，是多麼堅強有力，多麼矢志不移，又是多麼致命的危險。
這些被拒之於國門之外的人，真是一籌莫展，無限絕望。多少年來，他們在倫敦、巴黎、維也納的總部裡舉行過無數次的會議，制訂了自己的俄國革命的戰略，他們權衡、嘗試、徹底討論過組織工作中的每一個細節。十多年來，他們在自己的刊物中互相探討過俄國革命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各種困難、危險和可能性。而這個人一生所思考的，就是關於俄國革命的總體構想；經過不斷修改，這個總體構想終於最後形成。可是現在，因為他被阻留在瑞士，他所構想的革命將被另一些人篡改和搞糟，他覺得那一些人假借解放人民的崇高名義，實際上卻是為外國人效勞，為外國人謀利益。興登堡[9]在他40年的戎馬生涯中幾乎是調遣和操縱著德國軍隊的行動，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卻不得不穿著平民服裝待在家裡，只是用小旗幟在地圖上標出現役將軍們的進展和錯誤。列寧在這些日子裡的命運和興登堡的遭遇何其相似。這位平時最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列寧，在這絕望的日子裡也竟做起最不著邊際的迷夢來：能否租一架飛機，飛越德國和奧地利？——然而，第一個找上門來表示願意幫助的人，卻是一個間諜；於是他心中不斷產生潛逃的想法，他寫信到瑞典，請人設法給他弄一張瑞典護照，他甚至想假裝成啞巴，這樣就可以不受盤問。不過，在夜裡可以有各種豐富的幻想，但早晨一起來，列寧自己也知道這些美夢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只是到了大白天，他仍然知道：必須回到俄國去。他必須自己去從事自己的革命，而不是讓別人代理。他必須去進行真正的、名副其實的革命，而不是那種政治上的更迭。他必須回去，必須立刻回到俄國去，不惜一切代價！
取道德國：行不行？
瑞士是處於意大利、法國、德國和奧地利的環抱之中。作為革命者的列寧要取道協約國是行不通的，而作為俄國的子民，即作為一個敵國的公民，要取道德國也是不行的。然而令人感到荒唐的是：威廉[10]皇帝的德國卻要比米留可夫的俄國和普安卡雷[11]的法國對列寧顯得更為友好熱情。因為德國需要在美國宣佈參戰之前不惜一切代價同俄國媾和，所以，一個能在那裡給英國和法國的使節們製造麻煩的革命者，對德國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備受歡迎的幫手。
但是，列寧以前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對威廉皇帝的德國進行過無數次譴責和抨擊，現在卻突然要同這個國家進行談判，邁出這一步，顯然要承擔不同尋常的責任。因為按照迄今為止的道德觀念，在戰爭期間得到敵國軍事參謀部的允許，進入並通過敵國的領土，這無疑是一種叛國行為。而且列寧也清楚地知道，這一行動從一開始就會使自己的黨和自己的事業遭到詆毀。他本人將要受到嫌疑，以為他是作為一個受德國政府收買和僱用的間諜被派到俄國去的；而且，一旦他實現了自己的立即媾和的綱領，那麼他將會永遠成為歷史的罪人，指責他妨礙了俄國取得真正的勝利的和平。所以當他宣佈說，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他將走這條最危險、最足以毀壞名譽的道路時，不僅那些溫和的革命者，而且連大多數與列寧觀點一致的同志，也都為之瞠目。他們急得不知所措地說：瑞士的社會民主黨人早已在著手談判，爭取通過交換戰俘這種合法而又不刺眼的辦法，把俄國革命者送回去。但是列寧知道，這將是一條多麼漫長的路，俄國政府將會為他們的返回蓄意製造各種人為的障礙，一直拖到遙遙無期。而現在的每一天，每一小時都事關重大，於是他只得鋌而走險，決心去幹這種按照現有的法律和觀念被視為是屬於背叛的事，這樣的事，那些少具魄力和膽識的人都是不敢幹的。但是列寧卻已暗下決心，並且由他個人承擔全部責任，同德國政府進行談判。
協定
正因為列寧知道自己的這一步會引起轟動和攻擊，所以他要盡可能公開行事。瑞士工會書記弗裡茨·普拉廷[12]受他的委託前去和德國公使磋商，向他轉達列寧提出的條件，這位公使在此之前就已和俄國流亡者進行過一般性的談判。現在，這個身材矮小、名不見經傳的流亡者好像已經預見到自己不久必能具有權威似的，根本沒有向德國政府提出什麼請求，而是向德國政府提出條件，說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俄國旅客才準備接受德國政府提供的方便，即承認車廂的治外法權；上下車時不得檢查護照和個人；俄國旅客按正常票價自己支付旅費；不允許以任何方式讓旅客離開車廂。羅姆貝爾格大臣把這些條件向上報告，一直呈送到魯登道夫[13]，無疑得到了他的首肯，雖然在他的回憶錄中對這一次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或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隻字未提。德國公使曾想在某些細節上做些修改，因為列寧故意把協定寫得模稜兩可，為的是不僅使俄國人，而且也讓同車的奧地利人拉狄克[14]免受檢查，但是德國政府也像列寧一樣著急，因為就在4月5日這一天，美利堅合眾國向德國宣戰了，所以德國公使沒有如願。
於是，弗裡茨·普拉廷在4月6日中午得到這樣一項有紀念意義的通知：「一切按所表示的願望進行安排。」1917年4月9日下午3點半鐘，一小群提著箱子、穿著寒酸的人從蔡林格霍夫餐館向蘇黎世的火車站走去。一共是32人，其中有婦女和兒童，在男人中只有列寧、季諾維也夫[15]、拉狄克的名字日後為世人所知。他們一起在那家餐館吃了一頓簡便的午飯，並且一起簽署了一份文件，他們都知道《小巴黎人》報上的這樣一條報道：俄國臨時政府將把這些經過德國領土的旅客視做叛國分子，所以他們用粗壯的直來直去的字體簽名，以示他們對這次旅行自己承擔全部責任和同意所有的條件。現在，他們默默地、堅決地踏上這次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行程。
他們到達火車站時，沒有引起任何注意。沒有新聞記者，也沒有攝影記者。因為在瑞士誰認識這位烏裡揚諾夫先生呢。他戴著一頂壓皺了的帽子，穿著舊上衣和一雙笨重得可笑的礦工鞋（這雙鞋一直穿到瑞典），夾雜在一群提箱挎籃的男男女女中間，默默地、不引人注意地在列車裡找了一個座位。這些人看上去和那些從南斯拉夫、魯登尼亞[16]、羅馬尼亞來的無數移民並無兩樣，那些移民在前往法國海岸並在那裡遠渡重洋以前，常常在蘇黎世坐在自己的木箱上休息幾個鐘頭。瑞士的工人政黨不贊成這次旅程，所以沒有派代表來；只有幾個俄國人來送行，為的是給故鄉的人捎去一點食物和他們的問候。還有幾個人來，他們是想在最後一分鐘勸列寧放棄這次「無謂的、違法的旅行」，可是大局已定。3點10分，列車員發出信號，列車滾滾地向德國邊境的哥特馬丁根車站駛去。3點10分，從這個時刻起，世界時鐘的走法變了樣。
封閉的列車
在這次世界大戰中已經發射了幾百萬發毀滅性的炮彈，這些衝擊力極大、摧毀力極強、射程極遠的炮彈是由工程師們設計出來的。但是，在近代史上還沒有一發炮彈能像這輛列車似的射得那麼遙遠，那麼命運攸關。此刻，這輛列車載著本世紀最危險、最堅決的革命者從瑞士邊境出發，越過整個德國，飛向彼得格勒，要到那裡去摧毀時代的秩序。
現在，這一枚不同尋常的炮彈就停在哥特馬丁根火車站的鐵軌上，這是一節分二等席位和三等席位的車廂，婦女和孩子坐在二等席位，男人們坐在三等席位。車廂的地板上畫了一道粉筆線，這就是俄國人的領地和那兩個德國軍官的包廂之間的分界線，那兩個軍官是來護送這批活的烈性炸藥的。列車平安地行駛了一夜。只是在法蘭克福，突然有幾個德國士兵跑來——他們事先聽到了俄國革命者要從這裡經過的消息，而且還有幾個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企圖和這批旅行者攀談，但都被拒絕上車。列寧知道得很清楚，在這德國的領土上哪怕只和一個德國人說一句話，也會替自己招來嫌疑。到了瑞典，他們受到熱烈的歡迎，並在那裡進了早餐，這些餓壞了的人都向餐桌擁去，餐桌上的黃油麵包竟像奇跡般地出現在他們面前。早餐後，列寧才不得不為了換下那雙沉重的礦工鞋去買一雙新鞋和幾件新衣服。現在終於到達俄國邊境了。
這一炮擊中了
列寧在俄國土地上的第一個舉動，充分顯示出他的性格特點：他沒有朝任何人看一眼，就一頭埋進報紙堆裡。雖然他已經有14年沒有待在俄國，已經有14年沒有見到自己的故土、國旗和士兵的軍服，但是這位意志堅強的思想家不像其他人似的淚水泫然，也不像同來的婦女們似的去擁抱那些被弄得莫名其妙的士兵們。他首先要看的是報紙，是《真理報》，要檢查一下這份報紙——他自己的報紙是否堅定地維護國際主義立場。不，它並未堅持足夠的國際主義立場，他氣憤地把《真理報》揉成一團。報紙中還始終是「祖國」呀、「愛國主義」呀這樣一些字眼，而他思想中的那種純潔的革命卻談得很不夠。他覺得，自己回來得正是時候，他要扭轉舵輪，去實現自己的平生理想，不管是迎向勝利還是走向毀滅。但是，他能達到目的嗎？他感到有點不安，也感到有點擔憂，到了彼得格勒——當時這座城市還這樣稱呼，不過為時不會太長了[17]——米留可夫不會立刻將他逮捕嗎？對於這個問題，專程前來迎接他的兩位朋友——加米涅夫[18]和斯大林——在車廂裡沒有回答，或者說他們不願意回答。他們只是在昏暗的車廂裡露出明顯的、神秘的微笑，在朦朧的燈光中顯得有點隱隱約約。
不過，事實卻做了無聲的回答。當列車駛進彼得格勒的芬蘭火車站時，車站前的廣場上已經擠滿成千上萬的工人和來保護他的帶著各種武器的衛隊，他們正在等候這位流亡歸來的人。《國際歌》驟然而起，當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烏裡揚諾夫走出車站時，這個昨天還住在修鞋匠家裡的人，已經被千百雙手抓住，並把他高舉到一輛裝甲車上，探照燈從樓房和要塞射來，光線集中在他身上。他就在這輛裝甲車上向人民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演說。大街小巷都在震動，不久之後，「震撼世界的十天」[19]開始了。這一炮，擊中和摧毀了一個帝國、一個世界。
【註釋】
[1] 利馬特河（Limmat），流經蘇黎世市區，入蘇黎世湖。
[2] 杜馬，俄文的音譯，意即議會，1905年後，沙皇政府先後召開過五屆國家杜馬。1917年2月14日（俄歷）國家杜馬開會的當天，廣大群眾響應布爾什維克的號召，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運動。
[3] 巴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米留可夫（1859—1943），俄國自由君主派的立憲民主黨首領，1917年二月革命後任第一屆臨時政府外交部長，推行把戰爭進行到「最後勝利」的帝國主義政策，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是外國武裝干涉蘇維埃俄國的組織者之一，後流亡國外，1921年起在巴黎出版《最近新聞報》。
[4] 格奧爾基·瓦連廷諾維奇·普列漢諾夫（1856—1918），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宣傳家，20世紀初與列寧一起主編《火星報》和《曙光》雜誌，參加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但在大會以後對機會主義分子採取了調和立場，隨後加入孟什維克派。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採取社會沙文主義立場，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持否定態度。他是1917年3月革命以後從瑞士取道英國回彼得格勒的。
[5] 托洛茨基（1879—1940）曾於1915年移居法國，1916年被法國驅逐出境，取道古巴於1917年1月到達紐約，1917年3月，俄國二月革命爆發後乘船回俄國，但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海港被英國當局逮捕下船，並在加拿大拘禁一月。
[6] 哈利法克斯（Halifax），這是指加拿大新斯科捨省瀕大西洋的哈利法克斯海港。
[7]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協約國由英、法、俄、日、美、意等25國組成。
[8] 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即國際社會黨人第一次代表會議，於1915年9月5日至8日在瑞士齊美爾瓦爾得舉行。參加會議的有德、法、俄、意、荷等11個國家的38名代表，列寧代表布爾什維克出席了這次會議。會議是在第二國際徹底破產的情況下召開的，會議承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帝國主義性質，譴責了社會沙文主義及「保衛祖國」的口號。但嚴格說來，齊美爾瓦爾得派不屬於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始於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
[9] 保羅·馮·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 1847—1934），德國元帥，魏瑪共和國第二任總統。1871至1911年的四十年間一直在軍隊中任職，軍階升至將軍。1911年因「冒犯皇帝」而辭職回到漢諾威過清閒生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尚在家中當寓公，但8月22日突然接到大本營電報，被任命為第八集團軍司令，復出後即率部與俄軍交鋒，屢建奇功，最後把俄軍全部趕出東普魯士。1916年德皇威廉二世任命興登堡為德軍總參謀長。興登堡諳熟歷史和地理，把看地圖視為趣事。
[10] 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普魯士國王和德意志帝國皇帝。
[11] 雷蒙·普安卡雷（Raymond Poincare, 1860—1934），法國政治家，1913至1920年任法國總統。
[12] 弗裡德裡希（弗裡茨）·普拉廷（Friedrich [Fritz] Platten, 1883—1942），瑞士共產黨人，職業革命家，1912至1918年任瑞士社會民主黨書記，是1917年4月安排列寧從瑞士返回俄國的主要組織者，後參加第三國際工作。
[13] 埃裡希·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 1865—1937），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最高統帥部軍需總監，同興登堡共享軍事指揮權，實為戰時第二號實權人物。
[14] 卡爾·別隆加爾道維奇·拉狄克（1885—1939），生於波蘭的加裡西亞，20世紀初先後在波蘭、萊比錫、不來梅等地擔任社會民主黨報紙的編輯，1915年屬齊美爾瓦爾得左派，1917年到俄國加入布爾什維克，後於1937年被蘇維埃政權判處十年徒刑，服刑兩年後死去。
[15] 格裡高利·葉夫謝耶維奇·季諾維也夫（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8年被捕，出獄後流亡國外至1917年4月。十月革命後任俄共（布）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1934年被開除出黨，同年被捕，1936年被處死。
[16] 舊時奧匈帝國的地名，是僑居奧匈帝國的烏克蘭人的居住區。
[17] 今日的列寧格勒在1914至1924年稱彼得格勒，後改稱列寧格勒，蘇聯解體後又恢復原名彼得堡。
[18] 列夫·波利索維奇·加米涅夫（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十月革命後任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莫斯科蘇維埃主席，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員，1932年被開除出黨，1934年被捕，1936年被處死。
[19] 指十月革命開始的十天，美國新聞記者約翰·裡德（John Reed, 1887—1920）為報道這次革命，著有《震撼世界的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