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級最難修的課程，要從軍訓說起。
應該說，是軍訓教官首先觸及新生的靈魂。抗戰時，文學校也實施軍事管理，在教室裡是學生，到操場上就是大兵。學生穿軍衣，吃軍糧，練習軍事動作，沒有軍人那麼專業化，所以，軍人是「丘八」，學生是「丘九」。
軍人的動作新鮮特別。例如，依照每個家庭歷代相傳的規矩，子弟不可瞪著眼睛看長輩的臉。現在，教官的命令，看我，看我的眼睛，眼睛睜大，不許眨眼，你只好勇敢地、放肆地、甚至兇惡地看著他，讓他滿意。
依照傳統的教養，在戶外對長輩說話，要輕輕走到他身邊，用很低的聲音陳述。現在不同，你要在六步之外停止，立正，大喊「報告」！聲音像吵架。
一般來說，家庭訓練要我們穩重，從容，舉手投足畫出的虛線是弧形。軍事動作直來直去，有稜有角，避免一切迂迴浪費。當你依照制式伸手去接受一樣東西時，看上去似乎很不耐煩。
我記得，當我被教官訓練得有模有樣、到基督教內地會去做禮拜的時候，許多人用驚異的眼神看我。流亡學生來參加聚會的，只有我一個。他們納悶：人的舉動怎麼會是這個樣子。等到他們瞭解我背景之後，他們恍然：「這可憐的孩子，一定是在外面受的刺激太多了！」
還有立正呢。立正時，兩眼平視，下巴與地面呈九十度，挺胸，收小腹，兩腿直立，兩臂自然下垂，手掌貼於大腿外側，中指貼於褲縫，腳跟靠攏，腳尖分開，成等邊三角形，重心在三角形中間……
據說，這姿勢可以「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可以一直站到地老天荒，不移不動。
還有體罰呢，挨打本是恥辱，現在卻似乎是……新兵屁股上有疤痕，就像老兵身上有彈孔，自己覺得充實，上級也認為你出類拔萃。兵，越打越皮厚，越皮厚越服從，越服從越勇敢……
有一個小男生哭著告訴同班的大哥：「日本鬼子也沒這樣打過我。」
「大哥」安慰他：「你長大了打鬼子，撈回來。」
我們除了上課，日常生活和外出活動都聽軍訓教官的命令，軍號一響，立刻撒豆成兵。
在阜陽，我前後經歷三位軍訓教官，最傑出、對我們影響最大的，叫李人傑。這人的確傑出，所以名字記得牢。他壯氣如山，有所向披靡的架勢，排球發球時好像盤古拋石頭打虎。有時他穿上黃呢軍服披上武裝帶，掛著「校長蔣中正贈」的佩劍，再配上一雙馬靴，真個人要衣裳，我們認為他多大的官都能當，師長軍長總司令都行。那時李校長是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我們的想像力也只到總司令為止。
李教官的工作得心應手，他有某種氣質，對跟他打交道的人有不能抗拒的壓力。他愛緊急集合、愛訓話、愛跑步，受他調理的那一年日子頗不寂寞。他在訓話的時候常常罵人，他罵戴近視眼鏡的學生「廢物，不能當空軍」。他罵有些駝背的學生「不中用，沒辦法打敵人的飛機」。他罵麻子：「簡直殘廢，不能當外交官。」他也罵過禿子，這個天造地設的軍人！他恨不得「軍管」天地造化。他罵人而人不恨。
李教官人高馬大，不僅木馬單槓虎虎生風，撐竿跳亦矯如游龍。他的太太似是青島人，嬌小玲瓏，真是陽剛陰柔，相得益彰，她常來操場看丈夫表演機械操，一面看，一面嘖嘖出聲，一臉傾倒的表情。
李教官的口頭禪是「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他每次說這句話的時候都神志昂揚，好像剛剛受過蔣主席的耳提面命。當然，他的意思是，他怎樣服從了他的校長，我們也要照樣服從他，這是一種神聖的傳承。
以前那位教官也強調服從，會用「河伯娶婦」的掌故和易卜生的劇本《國民公敵》支持他的主張。「如果軍隊抗議為什麼派我去衝鋒，為什麼不派他，這樣的軍隊還能打仗嗎？」李教官的理論比較周密，他說政府辦事，由動機到結果，過程曲折複雜，一般人無從體會，只有政府教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以拼圖為例，這地方需要三角形，你就做三角形，整個圖形才拼得成。
他說，那時英德作戰，英國首相丘吉爾老謀深算，唯恐德國空軍摧毀英國的工業，故意派飛機去炸德國的首都柏林。希特勒大怒，沒晝沒夜地猛炸倫敦，誓言要把倫敦炸平，反而把英國的工廠碼頭都忽略了。而德機來炸倫敦時，丘吉爾把英國的飛機藏起來，並不保護首都，後來希特勒想渡過海峽攻打英國，想想英國還有空軍，就不敢動手，結果保全了英倫三島——可是丘翁那時挨了多少罵！
所以你不可有異議，服從始能保證計劃的完美。
李教官還講了這麼一個故事：炮兵指揮官命令一個炮手轟擊前方一座家屋，炮手只發了一炮，就把目標消滅了，可是也流下淚來。長官問他為什麼哭，他這才說，那幢房子就是他的家。今天想起來，這個故事頗能引起「悚慄感」，那時候只覺得這個炮手了不起。
多年後我看電影導演拍戲，他找一個演員來，給他一支道具槍，教他居高臨下放了一槍，回家。那演員不知道為什麼放這一槍，他沒看見劇本，後來電影放映，才知道那地方是一幕高潮。那時我想起李教官的「服從哲學」。
為這樣的導演拍戲，只有祈禱那是一位好導演，他拍出來的戲一定精彩。如果他指揮你在污泥裡打幾個滾身，那一場戲是敗筆，或者整部影片的水準不入流，那又怎好？可是在那年代，我們沒人想這個問題。
李教官常引蔣百里的名言：「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國家始能強盛，戰爭始能勝利。
李教官是有備而來，他告訴我們什麼是「刁斗」。它是古代的行軍鍋，用銅打造，可以煮一斗米。到了夜晚，巡更的哨兵敲著它巡邏。刁斗既是生活的工具，又是戰鬥的工具，這就是兩者條件一致。
宋太祖命曹彬準備南伐，曹彬先派了一個人冒充和尚，在南京採石磯江岸蓋廟，主要的建材是石頭，石塊的大小厚薄都經過計算。後來宋兵要渡江攻擊，拆了廟正好可以修一座橋。這個故事也是李教官講的。
「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人人迷上這句話。那時大家所見只有陸軍士兵，拿破侖說「匱乏與困苦乃優良士兵之學校」，於是以為降低生活條件就是提高戰鬥條件，挨凍受餓而意氣昂揚。我們並不尊敬美軍，聽說他們在碉堡裡鋪著毛毯睡覺，他們夜間放哨也用不著口令，身上散發著牙膏香皂的氣味，老遠可以聞到。美軍顧問團的人員天天飲酒食肉，由中國供給，有一次，中國廚師特地為他們烹調了烏骨雞。烏骨雞是補品，價錢比普通的家雞貴一些，但美軍人員看了肉色認為雞有病毒，自己不吃，也不准別人吃，在野外挖個大坑，把所有的烏雞大餐掩埋了，不聽任何解釋。我們認為這樣的軍人不是訓練之師。
我們也瞧不起日軍。日軍的形象猥瑣，望之不似英雄。我們也瞧不起墨索里尼，他是希特勒門下不及格的學生。那時我們對希特勒的評價很高，雖然他是中國的敵人。我們只知道希特勒獨身、苦行，無私產，瘋狂的愛他的國家。一列德國兵在陽台上齊步走，走到盡頭紛紛摔下去，因為他們的官長沒有喊「立定」。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
多麼新鮮，多麼刺激，多麼無懈可擊！我們是一寸一寸被改造了！我們並不知道納粹的種種下流勾當，例如他用煤氣毒死幾百萬猶太人，先用「洗澡」騙猶太人脫光衣服，搜刮衣袋裡的財物，又從屍體上拔下金牙。我們也不知道希特勒侵佔各國博物館裡的名畫，不知道他每天吃大量的水果，吃世界上最好的水果，以免體重增加。
專制始能救中國，我讀小學的時候，這句話寫在課本上。還記得期末大考有一道選擇題：「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君主，民主，獨裁，開明專制。」標準答案是開明專制，選獨裁也能得一半分數，選民主完全錯誤。課本引申孫中山先生的意見：中國人一盤散沙，每一粒沙都毫無用處，摻進士敏土（水泥），就可以蓋高樓大廈。
李教官進一步發揚，他說，希特勒專制，德國復興；斯大林專制，蘇聯強盛；日本專制，橫行亞洲。專制的神威來自服從，下級服從上級，人民服從政府，幹部服從領袖。服從是無條件的，不保留的。
他伸出手掌：「你們看見幾根手指頭？」
當然是五根。
「不對，我說是四根。你們現在看見幾根手指頭？」
「四根！」大家齊聲回答。
「不對，我說是六根。你們看見幾根手指頭？」
「六根！」
他很滿意。「對了，這就是救國的秘方，絕對服從！無理服從！黑暗服從！」
我艱難地學習著，遠望阜陽市郊的一座高塔，想像聚沙成塔的格言。
過了二十幾年，我在台灣看到一部影片，根據喬治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改編，片中正有這麼一場戲，審判官刑訊被告，問他看見幾根手指頭。這時候，台灣高唱自由民主，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改變了思想路線，台灣的年輕人看那一場戲，只當是一個笑話。
那時候，我們很認真。放暑假了，我的同班同學李孔思回山東老家探親，他告訴父母，學校怎樣管理學生。他的父親怎麼說？那位了不起的父親告訴兒子：「無論如何，他們是教你唸書，他們要你坐著念，你就坐著念，他們要你站著念，你就站著念；他們要你跪著念，你就跪著念。」
李孔思果然一心向學，學科術科，都是成績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