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佐野亨
由宮崎駿製作、高畑勳導演的紀錄片（公映及發售碟片時被稱為「新文化電影」）《柳川堀割物語》（1987年）將以DVD影碟的形式與闊別10年的觀眾重逢。此事也讓我更為深刻地體會到，對宮崎駿和高畑勳而言，本作擁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柳川堀割物語》的傳奇始於一次外出取景。
潺潺清流在小鎮中穿行的美景令高畑大為感動。與此同時，他得知這片風景並非遠古時代的遺跡。進入20世紀60年代後，現代化的大潮洶湧而至，將小鎮的自然景觀破壞殆盡。當地政府本打算將這條小河填平。為了阻止人們犯下大錯，幫助小河煥發新生，名為「廣松傳」的柳川市政府職員力挽狂瀾，保住了這條小河。
聽說這件事之後，高畑立刻撤回了動畫電影的企劃案。他決定拍攝一部紀實電影，宣傳廣松的壯舉。
當時漫畫版《風之谷》的單行本銷量喜人，其版稅成為紀錄片的製作經費。製作工作的核心力量就是宮崎駿的個人事務所「二馬力」。
1985年，拍攝工作正式開始。人們原計劃在一年內完成此片，不料高畑對當地歷史進行了細緻入微的研究，對歷史的見證者們進行了滴水不漏的採訪，導致拍攝日程不斷滯後。直到《天空之城》（1987年）上映後的第二年，該紀錄片才大功告成。
紀錄片共11章，全長2小時45分鐘，可見高畑在研究上耗費了多少心血。他通讀了柳川的歷史，深入瞭解了治水技術的傳承過程，還參考了古代文獻資料。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他成功地讓觀眾意識到保護河流的重要性。
其實這部紀錄片的結構與內容，正體現出高畑勳製作動畫的基本態度。他在1989年舉辦的市民演講會上如此說道：
我……經常和宮崎駿搭檔。在此過程中，我漸漸發現，我們開始製作「必須在充分調查現實的基礎上製作的動畫」了……比如，故事裡有一座小鎮，那就是人們生活的舞台，小鎮周邊還有農村，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那我就會去思考，會想方設法地去調查「他們的生活究竟是什麼樣的」。（《製作電影時思考的事》，德間書店）
要刻畫出更真實的畫面，讓觀眾看得心服口服，高畑勳就是這樣一位作家。在他後來打造的動畫作品中，這一傾向也表現得愈發明顯。
在製作《柳川堀割物語》時，高畑觀賞了小川紳介[1]的《日本國古屋敷村》（1982年）。小川導演腳踏實地的實地研究精神讓高畑大為感動，於是他希望將《柳川堀割物語》努力打造成水平與之相當的佳作。
然而，《柳川堀割物語》在拍攝之初就遇到了一個對紀錄片而言十分致命的困難：在高畑為柳川的故事感到驚愕時，廣松推進的水路再生事業已經迎來了第8個年頭，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換言之，高畑最想拍給觀眾看的畫面，也就是殘破不堪的水路煥然一新的全過程，還有廣松勇敢對抗政府的場面，已經不可能再拍到了。
後來，高畑如此說道：
……一提到動畫，大家都會聯想到英雄與冒險，可是我最近一直在想，這年頭，這樣的動畫已經越來越難做了。因為人類已經把未知的世界都開拓光了。若是以前，「去非洲冒險」還算是個不錯的題材，可現在能冒險的地方已經不多了，也沒有野蠻人當反面人物。除非拍科幻片，否則很難以英雄和冒險為主題。但我認為，這位廣松先生所做的事無異於「冒險」。說誇張點，他就是現代的英雄。因為他在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中創造了奇跡。無論是他，還是幫助他完成這項大業的人，都會對自己產生無限的自豪。而他們的故事，也能鼓舞千千萬萬人。所以我下定決心，一定要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的故事。（《製作電影時思考的事》，德間書店）
正如高畑本人所說的那樣，他將廣松傳視作現代的英雄。為了讓參加柳川運動的人更自豪，他才拍攝了這部紀錄片。而這樣的拍攝契機，也為這部紀錄片設定了極限。
曾拍攝過以新潟縣阿賀野川為主題的紀錄片《阿賀的記憶》（1992年）的佐籐真[2]導演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點。佐籐的著作《電影開始之處》中收錄了一篇題為《電影不能以意義為準》的文章（首次發表於《電影旬報雜誌書吉卜力工作室與隔壁的山田君》，電影旬報社，1999年）。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話：
（看完《柳川堀割物語》）我意識到，這部電影沒有好好地刻畫出任何一個人。雖然片中插入了好幾段冗長的訪談，也有人們走進河中打掃的場景，但觀眾無法通過影片讀懂廣松傳這個人，也看不出他的魅力何在。我倒是能從訪談中看出，廣松是個沉默寡言而又淳樸木訥的人，被鏡頭聚焦讓他非常不自在。廣松本人並沒有多說什麼，可旁白、影片的結構還有後期製作的編輯都試圖將他打造成現代的英雄。廣松給大家留下的印象與工作人員對他的包裝相距甚遠，這才模糊了廣松的人物形象。
雖然佐籐認為「高畑被廣松的思想所感動，過分貼近廣松與柳川的居民運動」，但他也在此基礎上肯定了這部紀錄片的普遍價值，因為這部作品共有11章，層次分明，結構堪比教科書，擁有極高的製作水準。
筆者首次觀賞這部紀錄片時，也不由得為片中記錄的事實所驚愕（就和當年的高畑一樣），同時為這部紀錄片的意義而感動。不過在重新鑒賞之後，筆者也切身感覺到，佐籐導演的批判的確妥當。
2004年5月，某報紙刊登了廣松傳去世的消息。他的妻子美代子夫人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如是說：
拍攝紀錄片時，外子（妻子對外稱自己的丈夫）和工作人員有過非常激烈的爭吵，但是高畑先生總是很和氣。他研究起來非常專注，還特地去佐賀和熊本的圖書館查閱堀割的資料。（《讀賣新聞》2004年7月27日號）
如果能將雙方的「激烈爭吵」拍進片裡，那麼這部紀錄片的深度一定會有質的提升。負責攝影工作的高橋慎二功夫了得，他將水面的恬靜與柳川人的情感表現得淋漓盡致，可惜滔滔不絕的旁白剝奪了觀眾張開想像翅膀的自由。
不過，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看待這部作品。雖然專家對本作的評價僅限於高水平的紀錄片教科書，但這樣的拍攝手法也許能在虛構類作品中大放異彩。
高畑後來製作的《螢火蟲之墓》《歲月的童話》《平成狸合戰》，皆以在動畫中再現現實為主題。
高畑的「異化作用」與宮崎駿的「奇幻性」雖然針鋒相對，卻也相輔相成。從這個角度看，高畑勳的作品還是值得我們去品味的。
[1] 小川紳介（1936—1992），著名電影導演。其作品以悠緩的節奏、大跨度的時間尺度關注農村社會。
[2] 佐籐真（1957—2007），紀錄片導演，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其執導的紀錄片在國際上享負盛名，其中《阿賀的生活》更是在多個國際電影節中獲獎，包括第24屆尼翁國際紀錄片影展銀獎、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優秀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