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著玩具槍打來打去的年代過去了，我到了上學的年紀。我剛開始上的是一所大院裡的子弟小學。這個小學只有一個女老師，一個年輕的知識青年包攬了所有的科目。不但教語文、數學這樣的主課，連音樂、美術、體育這樣的科目也包圓了。這怎麼可能教得好呢？上了一年學，我感覺一切太簡單，就跳到三年級，但是我的父母開始意識到這樣的教學方式只能是「毀人不倦」。
就在這個時候，爸媽的工作終於也迎來了調動的契機。20世紀70年代國家測繪局一度撤銷，所有工作人員都解散了。父母從測繪隊分別去了建築公司和製藥廠當工人。到了1973年，國務院下文恢復了測繪局，但是各個省建立測繪局一直等到了1976年。等到各省恢復建局後，我父母也調動到了位於鄭州市的河南省測繪局，干回了測繪老本行。隨著父母工作的調動，我們一家人也因此搬到鄭州市生活，我也順其自然地轉到了鄭州上小學。
測繪局就在鄭州市黃河路8號，我家在測繪局的家屬院，我便就近上了與家屬院一街之隔的黃河路第三小學。這所學校在鄭州市金水區的黃河路以北，紅旗路和政六街的交界口。1977年，這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小學，直到今天，它仍擁有一個既不張揚也不高調的門口，如果稍不注意，很容易因為和當街的各類超市、小餐館混淆而錯過。學校門口的上空，幾截黑色的電線攔截在空中，分割了人們的視線。
70年代黃河路以北就是一片廣闊麥地。一到夏天，麥浪翻滾，蚊蟲很多。它們大批量地藏匿在講台下方。老師一上台，蚊子們就開始群體出動，然後瘋狂地興風作浪，這經常對教學造成很大的困擾，也把我叮得渾身是包。學校是一座二層小樓，基礎設施一直不好，晚上只有一樓有燈。到了五年級，教學樓的二樓才裝上電燈。
我本來在駐馬店的小學跳級到了三年級，因此也去參加黃河路三小三年級的考試。所有的考試都過了，但是老師看我個子太小，身材瘦弱，怕我在三年級跟不上，堅持讓我從二年級開始上。本來我在駐馬店是跳級生，現在要被迫蹲回一級，這個決定讓我很不高興。那一天，當我的老師和我的爸爸在討論把我放在二年級哪個班時，我抗議般吐出了三個字——我、都、會。我的老師和爸爸看了一下我，覺得這小孩真好玩，便一起哈哈大笑。一個小孩的心事就這樣被笑聲淹沒了。不服的情緒，成了小學生活開始的記憶。
就這樣，我在鄭州的小學生活正式開始了。我爸低調謹慎、遠離是非的性格完全沒有遺傳給我。我過剩的精力無處揮灑，頑皮的性子自此發揚光大。我成了一個調皮搗蛋的異類分子，自由散漫的我成了老師的心腹大患。擱在今天，我可能會被定義成一個標準的熊孩子。
上課說話、做小動作不在話下；被老師點名字、叫到教室前面罰站成了家常便飯。有時候我被拎起來罰站，我不但沒有變得安分，反而站在教室前面面對全班同學做鬼臉，繼續表演。教室不但沒有安靜下來，同學們還被我逗得哈哈大笑。課堂秩序徹底亂了。老師連課也上不下去，只好把我拉到辦公室，給我一本練習冊讓我全部做完。
這個老師有一個習慣，就是經常看誰不順眼，就把粉筆丟過去，因此各色的粉筆頭經常在教室裡亂飛。我不但被粉筆扔，還經常被尺子打。有一次，老師把我的頭打出了一個大包，我氣不過，就開始畫漫畫醜化他。我畫畫其實一直還不錯，雖然沒有接受過專業訓練，但興趣濃厚，屬於無師自通型的。我利用一點小天賦把老師畫成豬頭的樣子，栩栩如生，然後把本子傳給全班同學，同學們被逗得前仰後合，笑聲不止。不過第二天就有人把這事告訴了老師，直接導致老師怒吼：「周鴻禕，我要把你趕出少先隊！」我覺得好委屈，這事兒不應該是同學之間取笑老師的秘密嗎？大家應該心照不宣地保守這個秘密，怎麼馬上就有人告老師了呢？我後來發現自己從小就不是一個八面玲瓏的人，不知道怎麼討好老師和領導。
小學時期的全家福
小學時期
老師看過了豬頭畫，不但怒吼，還用教鞭打了我的頭。這種體罰讓我非常不服氣。於是，我等同學都放學回家後，重新翻入了校園。我走進教室，把教鞭掰成了兩截，再用膠水馬馬虎虎地粘了一下。這讓教鞭的外表看上去和以前沒什麼兩樣，只不過已經變得非常脆弱。等我完成了這一切，再從校園的牆頭翻了出去。果不其然，第二天，老師再用教鞭的時候，稍微在空中一用力，教鞭就突然在空中解體了。教室裡又是一片炸鍋似的笑聲。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我骨子裡那藐視權威的勁頭是從何而來，完全不輸今天的「90後」。
小學五年級，我們班換了一個真正縱容另類孩子的老師，她叫王芙蓉。她個子不高，臉很圓，很年輕。在我的印象中，她的普通話格外標準，聲音又脆又清晰。另外，她的態度比較溫柔，完全不是對學生那一套霸道蠻橫的作風，無論對「學霸」還是「學渣」，王芙蓉老師都一視同仁。她沒有怒吼，只有寬容以待。這讓我完全放下了對抗，第一次走上了和這個教育體制握手言和的道路。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畫畫。上小學五年級時，我依然是每節課只能集中精力20分鐘聽課，之後的25分鐘基本都在走神當中度過。後來，我窮極無聊，開始在作業本上畫畫打發時間。我從小雖然沒有受到美術方面的專業訓練，但是特別喜歡畫。小時候，父母看我哭鬧不停，終極解決方案基本上就是遞給我一本本子、一支筆讓我畫畫，這能讓我徹底安靜下來。上五年級時，我坐在教室前排，上課一半的時間都是在本子上畫畫，這讓王芙蓉老師盡收眼底。
下了課，我沒有遭到怒斥，也沒有受到氣急敗壞的指責。相反，我得到的是朋友般的詢問。王老師用清脆的普通話問我：「周鴻禕，你在畫什麼？」我說：「我在畫馬。」王老師饒有興趣地拿起我的畫本一邊看一邊點評：「沒有想到，你畫得還真不錯。」她甚至還問我能不能就這樣連著畫出100匹小馬，後來我真的畫了。
知道我喜歡畫畫後，王芙蓉老師把這事記在了心裡。有一天，她把我喊到辦公室去觀賞她自己的作品。我記得那是一個扇面，上面是毛筆畫的梅蘭竹菊，旁邊還有王老師用毛筆題的字。「你看我畫得怎麼樣？」王老師竟然邀請我來品評她的作品。我抓住扇子不肯放下，說：「王老師，原來你也喜歡畫畫呀！」
師生之間，因為交換作品這件事，變得格外親密。
我的學習成績其實一直不錯，但是課堂表現一直好似「學渣」，直到遇到寬容大度的王老師，我才感到暫時擺脫了陰影。王芙蓉老師當時教數學，我就暗下決心一定學好數學。在我爸的幫助下，我當時對數學應用題分類學習得極好，和差問題、和倍問題、歸總問題，我都爛熟於心，每次解題都解得飛快。想一想，那是一個沒有快樂教學理念的年代，但是王芙蓉老師的寬容，沒有壓制我的另類個性，也沒助長我的叛逆。
那時打下的良好的數學基礎，暗暗奠定了我對計算機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