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0年10月4日在河南出生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國家機關幹部。
我的父親叫周學斌，他年輕時的夢想是當一名飛行員。但是，因為我爸爸的一個姐姐，也就是我的一個姑姑，1949年跟丈夫去台灣定居，造成了我父親的背景裡存在一段「海外關係」。就是因為這樣一個「污點」，他在17歲時沒有通過招飛政審，飛行員之夢就此草草終結了。從此之後，我的父親就變成了一個謹小慎微的人，也許正是因為這個，他在日後變成了一個保守嚴厲的父親。
高考過後，他成了武漢測繪學院的一名大學生，專業是航空攝影和測量。填志願時，他以為那個專業是學習怎麼在飛機上拍攝圖片，然後畫出測繪圖的，這樣一來，學校還是得先教開飛機。誰知道，武漢測繪學院的校園裡既沒有機場，也沒有飛機。整個大學期間，他只親眼見過兩次真飛機，噴灑農藥的那種。據說飛機上噪聲特別大，味道很刺鼻，在飛機上待一會兒，他的頭已經暈得要炸掉了。
兒時和爸爸在一起
大四最後一年，武漢測繪學院的校園裡開始鬧「文革」，到處上演著武鬥、侮辱教授的場景，我的父親並沒有參與到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當中。和那時激進的青年們相比，他選擇了在長江裡學習游泳，一個月後竟然可以自己橫渡長江了。這樣的選擇讓他可以順利從大學畢業。畢業後，他被分配到了河南駐馬店測繪隊。一年之後，他與武漢測繪學院中專部畢業、同樣被分配到駐馬店測繪隊的我的母親胡少先相遇。
對於頻繁經歷政治風波的我父親，他對我的成長要求格外簡單。他只要我們好好學習，做一個成績好、不惹麻煩的孩子就行。他深知成績是改變命運的出路，因此對我的教育問題十分重視，我很早就開始讀書識字了。
那個年代不僅物質稀缺，精神產品也不豐富，但是我從小就開始認字了。作為70年代生人，我認字的方式都和現在不太一樣。和利用手邊的廢物製作手工一樣，我認字也是就地取材。各種革命大字報是我的識字卡，「文革」標語和刷在高牆上的各類口號成了我的教科書，我最先認識的字都很「革命」。
「四個偉大」「抓革命、促生產」「深挖洞、廣積糧」——很多標語用細明體寫成，標準規範。當時我爸的一項日常功課就是用自行車帶著我去買菜，然後路過標語時對著這些字教我逐一朗讀。凡是牆上有不會的字，我就要追問怎麼讀，我爸告訴我一遍，我就跟著大聲念一遍。等買菜回來的時候，我已經熟練掌握這些字了，不但可以把這些標語正著讀一遍，還可以倒著念了。於是，「糧積廣，洞挖深」經常是我發神經時對著天空喊出的六個字，聽著莫名其妙的音節，我自己也被自己逗樂了。
1976年「文革」剛剛結束，打倒了「四人幫」，印象中當時人們都在上街遊行，大家踩著高蹺，扭著秧歌，非常歡樂。《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發行的時候，人人都拿著一本書的模型去街上遊行。從那個時候開始，街上、牆上的標語也逐漸多了起來，我的識字卡也開始無處不在了。我的啟蒙教育就是這樣在革命的氛圍中不經意完成的。
雖然父母對我的期待之一——努力學習這一條我完成得不錯，但是在養育一個省心的孩子方面，我似乎從來沒有讓大人得到過滿足。從小我就是一個麻煩製造者，很少消停。
我經常會捅出讓家長不高興的婁子，偶爾會因此遭遇一頓打。那個時候年紀太小，沒有政治敏銳性，有時我犯的錯誤讓家長大驚失色。記得毛主席去世的那一年，我媽在家裡扎花圈，我搞不懂為什麼突然每個人都要陰沉著臉，還哭。我才不管那一套，四處摸摸，到處看看，覺得花圈裡的小白花特別好看，就偷偷地摘下來幾朵自己拿著玩，後來我媽發現了如臨大敵，趕緊把我揉搓的那幾朵小白花燒掉了。
小時候的理想當解放軍
這種闖禍模式後來延續到了我的學校生活。如前面所說，我經常在學校課間和小朋友追跑打鬧，有的時候抓爛了同學的衣服，老師就讓我把弄壞的衣服拿回家，讓我媽媽縫補好。這個時候，我媽媽不但要給全家做衣服，還得加班給我的「客戶」補衣服，工作量瞬間加大很多，這經常觸動我爸的「龍顏」。
有一次，我作文比賽得了個獎——一個灰色的小書包。等我斜挎小包，器宇軒昂地跨進家門時，爸媽的臉上沒有絲毫高興，而是一種風雲突變的感覺——原來，他們以為我又抓爛了誰的書包拿回家修補。這已經成了一種條件反射。
我就是這樣慢慢長大的。我之所特別欣賞那部完全用兒童視角製作的電影——《看上去很美》，是因為它把兒童世界裡的新奇、無奈、搞笑和懵懂全部拍出來了。導演對方槍槍這種從來得不到小紅花的孩子充滿了同情和關懷，也讓我這種非主流兒童心有慼慼焉。
90年代，我回到家鄉重新看自己兒時居住的地方，發現原來印象中大院的房子竟然是那麼低矮、陳舊。但是，這裡竟然發生過這麼多有意思的事情，它承載了70年代生人獨特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