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九中一所普通中學成就的重點大學夢

中考時,我考上的本來是鄭州最好的高中——鄭州一中,但是由於離家太遠,我又缺乏自律,半年以後,我在父母的要求下轉入了一所普通中學——鄭州九中。雖然中學的檔次降低了一格,但是我的內心深處卻沒有任何苦大仇深的感覺。對於我來說,普通中學反而是個更接地氣的地方,學生們也沒有那麼瘋狂地在乎學習,這點特別適合我——一個渴望自由空氣的人。

鄭州九中坐落於金水區農業路21號,在鄭州的位置相當於北京的海澱區。那裡有很多學校和文化單位,河南博物院也在那裡。今天的鄭州九中,校園很漂亮,裡面有樓閣亭台,還修建了一條蜿蜒的小溪。幾座白色的教學樓俯瞰著有400米跑道的大操場。在80年代,一個學校有400米一圈的大跑道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而鄭州九中當時就有。

轉入九中之前,除了小學期間的王芙蓉老師,我遇到的老師都是對抗型的,直到遇到我的高中班主任徐良老師。他身材高大,聲音洪亮,留著發哥一般的髮型,十分帥氣俊朗。教我的時候,他四十出頭。在那個年代,他就擁有和諧教學的理念,經常主張學生們參加課外活動,開班會討論各種時政問題。他是教物理的,在他的物理課上,他不但給我們講普通的高中物理知識,有時候會故意延展到深一點的領域,把課堂變成大學物理的啟蒙聖地。有時候,他會啟發性地說:「你們說,如果時間能對折會怎麼樣呢?」這時候他的眼睛遠遠望向空中,引發出意味深長的思考。全班同學都被這種氣場給感染了。那時候我們全班都洋溢著一種熱愛物理的氣氛,我更是對這個學科有著一種獨特的感覺,我一度覺得,將來我會成為一個量子物理學家,去改變世界,其他的都是碌碌無為、浪費生命的工作。

我在九中上的是重點班,學習氣氛比普通班濃烈一些。班上同學你追我趕、暗自競爭的氛圍還是有的,但是我好像永遠無法和其他人一樣,一天到晚只是單純地忙功課。這對我來說,有點太瘋狂了。中規中矩的學校生活似乎總也滿足不了我這個另類青年的需求。我太想瞭解學校以外的世界了,經常想逃跑,想突破課堂這個僵化無味的重圍,給自己塑造一個小星球沉湎其中。

除了物理,我最喜歡的科目是語文。今天,很多人可能認為我是標準的理工男,是產品經理,甚至是一個極客,是一個邏輯思維占主導的人,但是在上大學之前,我一直認為我其實是形象思維佔據了上風。除了語文課本裡的課文知識,我特別喜歡詩歌,從唐詩宋詞到現代詩歌,我都很著迷。我最喜歡的詞人是南唐後主李煜,因此喜歡自行研究他如何完成了從詩到詞的過渡,他的詞中時時浮現亡國之痛,有很多浮華與衰敗的對比。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游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體會他沉湎於追憶昔日繁華的情緒,我感覺自己也被觸動。沒事我也吟誦吟誦詩句——「桃李依依春暗度,誰在鞦韆,笑裡低低語。一片芳心千萬緒,人間沒個安排處。」可以說,我對婉約惆悵的宋詞尤為喜歡,相反,蘇軾和辛棄疾這種豪放派卻並沒有讓我癡迷,這和我那群架少年的氣質似乎相當不符。

後來我特別喜歡讀現代派詩人的詩歌,尤其喜歡戴望舒和何其芳。戴望舒的《雨巷》充滿了淡淡的憂傷——「在雨的哀曲裡,消了她的顏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歎息般的目光,丁香般的惆悵。」這首詩歌和南唐二主之一李璟的詩句「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隔空相望,排遣了很多我在青春期的苦悶情緒。

那個時候,我一本接一本地讀《李白全集》,讀李商隱,以及從小書攤買回的各種詩人全集。後來,我就懵懵懂懂地讀《莊子》,讀《道德經》。這些既不是高考要求的範圍,也不是語文課要求的內容。讀這些,全是憑我自己的一腔熱情。詞中的美學對我的感染很深,也許人們會覺得那很不像我,但我其實也有感春悲秋的時候。

我當時還是延續了初中的閱讀習慣,讀得多,讀得快,完全沒有按照中學課本的要求那樣讀書做題。我讀弗洛伊德,也讀黑格爾和卡夫卡,當然也讀中國的一些文學作品。不知不覺地,我對各種文體都有了一些認知。我深刻地記得,《中國作家》1985年第2期刊登了莫言的小說《透明的胡蘿蔔》,我覺得那是我讀過的最好的小說。那時,我甚至想:是不是以後專門就待在家裡寫作,當一個純寫字的人?當然,這種想法也就是一閃念的工夫就消退了,我後來發現了更吸引我的事情。雖然這種大量閱讀的習慣並不是課堂的要求,但是閱讀給我帶來的副產品是,它會對我的課堂表現產生各種意想不到的影響。

有一次,語文老師給了我們兩天時間,讓我們第一次去嘗試小說寫作。當時我對魔幻現實主義的小說特別膜拜,對卡夫卡非常著迷。於是我模仿卡夫卡的《變形記》寫了一篇小說,叫《我與蒼蠅的對話》。在作文閱評課堂上,老師拿回了那一摞作業,緩緩地對台下的我們說:「上次,我給大家留的作業是寫小說,大家完成得不太好。所有的人幾乎寫的還是敘事性作文,文體上不太像小說。只有周鴻禕,這次的作文是全班唯一寫得真正像小說的!」聽了這番評論,我心中大喜。不料老師話鋒一轉:「不過,他寫得亂七八糟的,我完全看不懂!」

班上同學頓時爆發出哈哈大笑。

事到如今,我完全想不起我的這篇小說處女作的具體內容了,但是依然驚詫於這個標新立異的標題。

泛讀讓我有異於同齡人的思維,而且當時就已經爆發出「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潛質。多年後我回河南鄭州探望高中班主任徐老師,我們聊起高中時的一些往事,徐老師說:「我當時覺得你的想法和別人的很不一樣。我都不知道怎麼表揚你!」

他說起的是一次討論班會,徐良老師當時拿出《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給大家閱讀,文章裡一個學者發表了到美國參觀後的感想。徐老師讓我們根據這篇文章寫一篇讀後感。

那個學者的觀點主要以批判美國為主,寫了很多到美國旅行的觀感。他說美國將自己的礦產封存起來,又將污染工業放到了國外。現在美國青山綠水、環境優美,但是這是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的。還說到美國親情淡漠,父母和孩子一起吃飯,也要實行AA制,父母竟然也要出錢。這種親情關係的淡漠,無法和中國的親情關係相提並論。

在1986年高二(4)班的那次主題班會上,帥氣的發哥徐良老師平淡地點評了我們寫的讀後感,並且做了總結發言。他鼓勵同學們獨立思考,並且不要在人生關鍵的時候走錯路等,但是對於我的文章隻字未提。直到多年之後,徐良老師見到我才對我說,他當時沒有評論我的那篇讀後感,但是我的那篇文章卻讓他默默地記了30年。

他對我說:「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是在一致地批評美國,說美國把自己的國家利益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大部分學生把美國淡漠的家庭關係歸結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但是你的觀點和其他人的都不一樣。」時隔多年,徐良老師依然精神矍鑠,聲音高亢。

我很好奇我是怎麼寫的。

據徐良老師的回憶,我寫的是——

確實美國有美國的問題,但是我們國家的資源管理是不是也有問題呢?現在很多地方對環境治理實行「以罰代治」,不管人們怎麼侵害了當地的自然環境,只要交了罰款就好,之後該怎麼破壞就怎麼破壞,這給環境治理造成了更嚴重的問題。

美國的親情關係倡導的應該不是家庭的隔離,而是家庭關係的獨立,這是一種文化上的原因。如果說,很多人認為美國的親子關係不正常,中國的親子關係真的就完全健康嗎?中國父母認為自己給予了孩子生命,就拿孩子當私有財產,對孩子享有絕對的權威,甚至替孩子做一切決定。這種親子關係,簡直是對孩子追求獨立生活的一種扼殺。

我個人對這篇文章的記憶已經很模糊了,但是我的班主任徐良老師提起來還是感慨不已。現在的徐老師滿頭白髮,但是說起話來依然字正腔圓:「當時我就想,這小子看上去貌不驚人,腦子裡怎麼裝了那麼多驚人的觀點。我覺得你寫得很標新立異,但是也不敢公開表揚你。那個年代嘛,哈哈哈。」

我想,如果這是一篇命題作文,放在那個年代,算是有點大逆不道,不可能得到高分。就算思想前衛的徐良老師,也只是在心中給我默默點了一個贊,甚至沒有敢把這篇東西拿出來和同學們分享。但是,這篇讀後感也許反映了我這個另類青年的一種真實狀態。

我當時並不知道自己是太不隨大流,還是生錯了世界。

我一度熱情洋溢地參加了鄭州九中的文學社,成為校刊《小樹林》的編輯。這可能是我當過文藝青年的唯一標誌了。同學們來稿,我負責審稿,但經常是來的稿子我都不滿意,我大筆一揮,用紅筆在格子紙上打上大叉,然後把稿子扔在地上。文學社的老師看了大為光火,怎麼能這麼扔同學的稿子呢!過了不久,我就被《小樹林》編輯部趕了出來——我被文學社開除了。

《顛覆者:周鴻禕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