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7月20日，我走在北大的未名湖畔，夏日炎炎，樹葉都已經打蔫了。我走到這裡迷路了，嗓子都快冒煙兒了。大太陽下，我向一名女生問路，小姑娘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說：「同學，你是來報到的吧，你來得也太早了！」她以為我是來報到的大一學生，我告訴她，我是北大的老師，是研究生分配過來的，我現在在北大方正上班，占的是北大教師的編制。
就是以這樣有點搞笑的方式，我開始了在北大方正的日子。我的研究生師兄李釗和我一個部門——方正軟件部。就職之前他對我的那番善意警告，比如讓我不要太愛說話之類的，此時已經被我拋到了九霄雲外。像進入任何一所學校時那樣，在相對穩定的環境當中，我馬上變成了一個無厘頭的活躍分子，完全無視外部環境對我的影響。
進入北大方正，我成為底層的一名程序員。我覺得我的老闆周寧很喜歡我，加上我自己又有一定的實踐經驗，看到什麼都覺得自己的想法更好，於是，忍不住開始指點江山了。
我經常找周寧聊一些宏觀想法，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幹什麼，只是談到朦朦朧朧的方向。剛開始，周寧也聽不懂我想做什麼，但還是耐心地在聽。到後來他就急了，對我說：「你到底在想什麼？」
除了和部門領導聊宏觀想法，我還到各個其他部門去串門兒，因為我特別想學習所有的東西。我去其他的部門打聽他們所做的事情，看到好多部門在做不同的系統集成，我就開始大放厥詞，指指點點，已經忘記了自己是誰——只是一個25歲的小毛孩。我認為自己有過很多社會上打拼得到的經驗，看到一些東西做得和我想的出入很大，就和人家的部門經理說，你這裡做得不對，那裡做得不對，你應該怎樣怎樣。沒過幾天，公司裡就傳開了，說公司裡來了一個狂妄自大的年輕人。
更搞笑的是，我還對老闆要求了一些本不該屬於我的待遇。我剛到公司的時候，公司還沒有給我配電腦，主流的程序員用的都是台式機，優秀的主流程序員是4兆內存，普通的程序員是2兆內存。當時我發現公司有一批庫存的筆記本，很舊，黑白屏幕，檔次也很低，就對上司提了一個不合理的要求，問能不能也給我一台筆記本電腦。我對周寧說：「有了這個，我回家也可以工作了！」
沒有想到，周寧還真給我批了一台筆記本電腦，但就是因為這個特批，在一個傳統的單位引發了很多議論。各種謠言和中傷像一股小颶風一樣此起彼伏地登陸。雖然說那個筆記本很爛，但是筆記本電腦代表著你在公司地位的尊卑。在90年代中期，筆記本就和大哥大一樣，是一種身份和地位的標誌。而在一個如此傳統的國有企業，遵守秩序和應有的階梯觀念，是每個人應該自覺知曉的紀律和潛規則，違反這些觀念是新人的禁區。而像我這樣一個完全不把世俗觀念放在眼裡的小年青，剛剛進入工作單位就要求工作條件，無疑立刻被別人貼上了狂妄的標籤。
毫無疑問，我的種種張揚行為在公司引起了一些不好的反響。據說某一天有個公司副總和周寧喝酒，喝到高處，他對周寧說：「你太放縱周鴻禕了，這種人是害群之馬，你一定要把他開掉才好。」
上班沒有多久，我與週遭格格不入的特點就已經顯示出來了。也許很多年輕人剛進入社會都要經歷這種現實的磨礪和洗禮。這個時候我意識到自己性格有些浮躁，我知道，我必須做出一些事情，才可能去評論別人做的事情，而不是什麼都不做就到處評論。我犯了一些年輕人剛進入一個公司的大忌：一進去就指點江山，而不是虛心學習。雖然我說的方向也許是對的，但是我並不瞭解實際情況，難免讓人覺得我說的那些東西大而無當。另外，我完全沒有想如何去處理人際關係這件事兒，情商建設基本為零。當時的我是個心直口快、沒有壞心的年輕人，卻被別人誤認為是個不好好做事、想一步登天的狂妄分子。
今天，我的公司也會遇到很多這樣的熱血年輕人，我彷彿依稀看到了當年的自己。有了我自己的經歷，我會盡量將他們澎湃的演說聽完。但是我依然還是會勸這些年輕人，任何偉大的想法都要從一個點開始，你沒有在一個點上取得突破，又怎能證明這些點能成為一個偉大的事兒呢。
剛到方正沒幾天，關於我的種種負面評價就傳到了我的耳朵裡。我畢竟是有自知之明的，於是反思了一下自己的行為，感覺這時的我已經沒有了做反病毒卡和平面創意系統的那種單點突破踏踏實實的勁頭了，說的全是宏觀戰略。這樣下去，對我來說不會有任何好處。我明白我該做些自我調整了。
我主動找到了周寧，對他說：「你對我挺好的，我現在已經想好了，就想去公司最艱苦的地方，公司哪裡苦，哪裡有最難啃的骨頭，你就派我去哪裡吧。」周寧點了點頭，想了想說：「既然這樣，那就去新疆如何？」
我一聽，那果真是最艱苦的地方。
當時北大方正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有業務，但是沒有人願意去新疆。大家都把去新疆視作一種流放。但是我想到我的師兄李釗正好就在新疆，他是一個很好的技術人員，也許我可以和他一起合作，做出一些有意思的東西。
於是，我爽快地答應了去新疆的派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