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9年到2000年互聯網成為資本寵兒的年代，人傻，錢多，速來，好像是人們對於風險投資的一種感受。錢很好拿，是人們普遍的一個印象。但是我的再融資之旅，好像比什麼都坎坷。
美國有雅虎，因此，新浪、網易、搜狐的故事就是門戶，大家一聽就懂。而我們做的公司，始終在美國市場上沒有一個對應的參照公司，因此，3721一直遇到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怎麼和投資人去講故事。我和別人講客戶端佔領桌面，別人聽得一頭霧水，我寫一份商業計劃書，別人看不明白。
在融資不順利的情況下，公司無奈地把新來的員工清退了，所有的高管不拿工資，所有的中層幹部拿半薪支撐著過日子。我像神一樣邀請來的田健，在簽了中電大廈的租約後不到兩個星期就跳槽到了263公司，留下一個爛攤子在那裡等著我們去收拾。
整個公司好像進入了戰時狀態，大家繃緊了神經準備渡過難關。而問題像燙手的山芋一樣考驗著我們。新租的辦公室，我們肯定是搬不過去了，但是押在房東那裡的房租錢怎麼辦？還可以要回來嗎？我們陷入了兵荒馬亂的日子。IDG緊急撥了10萬美元的橋樑貸款給我們救急，這筆雪中送炭的救命錢讓我們在困難的日子裡得以喘口氣，把日子勉強過下去。
我們公司的一個小姑娘還是跑到對面的業主那裡去要押金了，畢竟在這個要斷糧的關卡，能挽救一點資金就是一點資金。但是，要錢之路充滿了坎坷，中電大廈那邊的房東態度強硬，任憑她苦苦哀求，他們只有一句話：押金我們一分不退。我們公司那女孩是真堅強，連著在對方的辦公室蹲守了三天，一見面就說好話，軟磨硬泡才把押金要回來一半。除此之外，胡歡在想辦法收回田健付出去的各種費用，裝修費、交換機、各種設備和傢俱費，還要勸退新員工，和老員工溝通。胡歡把一些工作交給了另外幾個女孩，她們都盡心盡力，不辱使命。
公司裡亂成一團，但是我得理清思路，還得滿臉自信地重新出去找錢。畢竟，投資人的期望是我們的公司在18個月之內上市。就算達不到這個目標，我們至少也要生存下去。VC（Venture Capital，風險投資）的活動圈子都在東邊，而我們在中關村辦公，為了見到投資圈的人，每天天不亮我就起來去奔波。創業，真是一個辛苦異常又險象環生的苦差事。只有內心強大的人，才能走完這段艱辛路。
那200萬美元的投資沒有了下文，而我見其他投資人的過程也風波四起。有些過程說起來就像是電視劇一樣誇張。IDG的人給我介紹了一個在「軟銀」的日本老先生，他叫北緯。我不講英語，他不講中文，我們之間語言不通，所有的溝通都只能靠翻譯。而這樣的見面，效果只能是大打折扣。當天見面，我只得到了他15分鐘，所以我心急火燎地講話，希望給他提供盡可能多的信息，也想從翻譯那裡聽到完整的回答。但奇怪的是，我心情激動地講了半天，到了翻譯那裡就只翻譯成了一句日文。我覺得不可思議，北緯老先生也覺得匪夷所思。我們看看對方，又看看翻譯，在奇怪的神情中結束了這15分鐘。最後老先生面無表情地說出了他會使用的唯一的英語單詞——「NO ！」
當時我們進行了很多場這種莫名其妙無疾而終的對話。二次融資之路，特別坎坷。
這次獨特的經歷讓我最終意識到，我的公司需要和國際資本對接，那就需要有海外背景的人和懂得規範做法的人來幫助我。只有懂得投資人的心態，用他們熟悉的邏輯和方法與他們溝通，融資才能行得通。
就這樣，我通過一個朋友，招來了海歸劉千葉。她從中學時就在美國生活，海歸之後在麥肯錫公司工作。她不但自己來了，還帶來了另一個海歸女博士加入公司。儘管公司的賬目非常緊張，而我當時也對高價僱人這件事情感覺非常心疼，但是我咬了咬牙，給出幾十萬元的年薪，以便捋順自己的融資道路。
可以說，這幾十萬元的年薪最終讓我得到了回報。兩位女海歸的加入改革了商業計劃書的出爐過程。兩人對統計數字的使用非常老到，帶來了投資人更加熟悉的用數字說話的方式，為計劃書陳列出模型與報表，然後用線圖來表示互聯網的發展趨勢。她們會陳列出未來中國會有多少人上網，而使用3721產品的人又會有多少網民。整個計劃書看起來非常專業，通過統計的方法，她們甚至預測了公司未來的營收。尤其讓我讚歎的是，劉千葉會非常熟練地使用EXCEL表格，改變一個數字，整張表格的數字都會隨著改變，這對於我來說甚是新鮮——到今天，我也不怎麼會用EXCEL表格。
在經過專業的包裝之後，公司終於如願以償，得到了第二次融資。這筆資金是來自歐洲的一個私募基金，叫作CIV，中文名叫作中國互聯網創投。200萬美元融資的到位，終於讓我那顆高高懸在空中的心放了下來。當然，隨著投資方的參與，股份的稀釋不可避免。但是《硅谷熱》所有信息都在我內心存儲著，書上告訴我，沒有錢就分股份。我別無選擇。
沒有想到，融資危機剛剛度過，一系列有關管理的衝突漸漸拉開了序幕。創業公司的每個階段都有一道艱難的門檻兒要跨越，一步跨不好，都會危及公司的生死存亡。
劉千葉和另一名女海歸都很美國化。她們到了3721之後，光芒萬丈，又幫公司拉來了投資，大家剛開始有患難時相濡以沫的感覺。不過融資結束以後，土鱉文化和海歸文化開始有了激烈的衝撞。兩位海歸認為，公司應該創造一種美國公司似的民主平等的文化，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CEO、CFO和CMO應該有平等的投票權。這個道理聽上去很動聽，但具體的情況是，當時我們公司還在起步階段，最終的技術方向還沒有最終確定，我不但是創始人，還掌握著技術的趨勢和方向。我認為公司在這個節骨眼上分散投票權非常危險，而必須有一個靈魂人物來指引公司的發展。因為市場瞬息萬變，錯一步就步步驚心。
「我不同意分散投票權！」我在此刻堅持表達了自己的想法，「現在公司正處於關鍵時期，我還是要主導決策，畢竟3721客戶端的市場還沒有打開。互聯網這個行業講究速度，決策必須要快。」
「你不同意沒有關係，那我們只能去找投資人談。」她們毫不示弱。
這讓我有點擔心。IDG的很多人，包括大老闆周全都是留過學的海歸。海歸和海歸之間有一種特別的默契。我很擔心投資人會認可她們的方案。如果真的是這樣，這對我來說無異於一場滅頂之災。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王功權面對這兩位公司高管說：「現在這個階段，老闆必須還得是老闆、是CEO。你們呢，是職業經理人，我們可以給你們高的薪水和待遇，很高的股票期權，但是在這個階段，你們要投票、要在公司搞大辯論不合適。那樣會影響公司的發展速度。」
投資人還是站在我這一邊的，這讓我鬆了一口氣。現在我確實很感激我的投資人在各方面對我的扶持。雖然海歸眾多，但是他們也認為中國公司應該採取更多本土化的策略和方法來開展工作，而不是照搬國外的模式。IDG有一顆中國心。
聽了投資人的決定，兩個人非常沮喪。本來想給公司奉獻一個完整的公司制度，卻遇到了她們眼中不可救藥的「土包子」，看上去如此不開竅。兩名海歸高管沒有得到投資人的認可，心裡非常不爽。這種內心的衝突逐漸在工作中體現出來，我們三個人之間的矛盾被激化了，經常吵架。有時候急了，她們兩個還用英文罵我。管理層之間的矛盾，一時間鬧得公司雞飛狗跳。我內心覺得挺委屈，本來我這麼辛苦地建立公司是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現在，高管不但不和我合作，還處處和我作對。我實行任何一個決策都不順利。終於有一天，我覺得這「三國演義」不能再演下去了，因為這毫無疑問已經拖了公司的後腿。我狠了狠心，對其中一位平時表現更激動的CMO說：「抱歉，你被解雇了！」
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原來解雇一個人也需要經過那麼複雜的心路歷程。我無法否認她們在融資中做出的巨大貢獻，但是也無法應對她們的不滿給公司帶來的秩序毀壞。創業，每天都是在走鋼絲，每天都在做選擇題，每天都在對抗雜亂無章的信息。
很多創業者的路，都是在一片從未有過腳印的土地上一路走過來的。
誰痛苦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