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百度，成了2003年3721的一個重要目標。我召集團隊對3721和百度的技術做了評估。
我發現，3721在流量和渠道上有絕對優勢，但是在搜索技術上明顯技不如人。這時我才意識到，我曾經痛失過一個優秀的搜索人才，也是後來去百度工作的俞軍。我也意識到了我當初輕視搜索是多麼短視的行為，而我最終要為這種短視買單。
俞軍是我從上海挖過來的一個員工，當時他對搜索有無限熱情，每天在公司工作十幾個小時。他一直對我說，他來3721的目的就是把搜索做出來。我親眼看到了這個人的激情，也相信他對技術有天分。但當時3721在和CNNIC打仗，我的注意力分不到搜索上。另外，當時公司已經開始盈利，我們的重點是在渠道上掙錢。我那時就是一意孤行。
當時我除了醉心於中文上網，還覺得搜索是非常花錢的行業。一方面，你得有人，另一方面需要大量的服務器支撐。當時我覺得，我們並沒有那麼多錢支撐我們做搜索這事。
其實，3721有渠道和流量的優勢，也有一定的技術積累，只要當時繼續融一筆資，再搭建技術構架，是完全可以把搜索做起來的。只是當時的市場競爭和眼前的競爭對手，讓我無暇開闢第二戰場。到現在，只有後悔莫及。我後來經常教育年輕人，創業者不要過早地想著去掙錢，而是要盯準一個行業，扎扎實實地投入進去。這也是為什麼李彥宏最後能成功，他是一個很堅韌的人，看準了一個事，能夠堅持下來。
後來我推薦俞軍去了新浪工作。一段時間之後，他看到新浪也不是真心投入做搜索，就去了最適合他的平台——百度。他後來成了百度的產品靈魂人物之一。
到了2003年，我感覺到，給了我巨大幫助並且幫我建立3721帝國的IDG已經很難指導我了。3721的發展已經超過了IDG的駕馭範圍。互聯網的第一批風險投資家和第一批創業者，到後來都是摸著石頭過河。大家有時候都很茫然。
這一年，我決心開始大力發展搜索了。但是依靠自己的技術研發能力從頭開始，我的直覺是這肯定來不及的。要在一個已經有龐大的競爭對手的市場上取勝，我的打法是要輕靈、要快，不能用蠻力。我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一家比百度技術好的高科技公司合作。只有這樣，才能後來居上。這個時候，世界上最傳奇、最活潑的Google公司就映入了眼簾。發軔於硅谷，擁有一個頑皮彩色Logo的Google當時已經是全世界最好的搜索公司，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了，而Google卻在這一年開始盈利，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奇跡。
我想，Google還沒有正式進入中國，因此這片廣闊的市場還沒有被他們發掘，而3721有渠道和流量，Google有最好的技術，如果我們雙方能夠合作，在中國市場一定是天作之合。
有了想法就要去付諸實施。我想去接觸一下Google，但是如何見到Google的高層對於我們這個當時的中國小公司是件頭疼事兒。在美國見一個人也是需要人際關係的，如果你沒有任何資源，找人就像大海撈針一樣艱難。這種情況和在中國是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的。終於，我們在投資人團隊找到了一個十分曲折的關係——IDG投資人團隊裡有個人的太太認識美國競選委員會的某位非裔籌款人，而這位非裔籌款人的太太和美國前副總統戈爾相識，而戈爾退出美國白宮之後，擔任Google和蘋果的董事。通過這層遙遠的關係，我們才和Google有了一些微弱的聯繫。據說戈爾有能力把Google的高官請出來，和我們談一談。而我們也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了這次即將到來的會談當中。
我懷著朦朧的願望，希望這次見面能成為我們合作的突破口，心想：只要和Google的人見了面，一切都好說。很多事情都是通過坐下來交談，才能認識到對方的價值的。而我認為3721對於Google的潛在價值，是值得對方考慮合作的。正當我滿心歡喜等待這次見面的時候，聯繫戈爾的中間人卻告訴我：「在美國見政治家也是要明碼標價的，見戈爾需要交10萬美元。」
我倒吸一口涼氣，心想：「這就叫獅子大開口吧！」
儘管這筆中介費價格不菲，但是為了公司發展的大局，我還是咬咬牙把這筆錢給了。
於是，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們在硅谷帕拉阿圖咖啡館見到了戈爾，他帶來了Google公司的高級副總裁、公司發展兼首席法律顧問大衛·德拉蒙德（David Drummond）。這是一位非常有經驗的黑人律師，曾經幫助Google完成所有的上市準備工作。因為Google2010年退出中國事件，德拉蒙德在中國一度變得很出名。而當時我們知道，這個人在Google應該是第三、第四號人物，有一定的發言權。德拉蒙德身高有190厘米左右，聲音洪亮，臉上有濃密的鬍子楂，感覺像是從某部電影裡走出的人物。不過那一天，他的目光很游離。
在王功權、劉千葉的陪伴之下，我和大衛·德拉蒙德展開了一場對話。我們的談話重點就是3721是做什麼的，我們在中國擁有怎樣的流量優勢，我們擁有什麼樣的渠道優勢。如果我們合作，將對中國搜索市場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我這邊顯然是做了充足的準備，但是對方的態度完全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談話進行了10分鐘，我已經明白了，對方明顯是在敷衍應付我們，德拉蒙德好像連今天為什麼被戈爾叫來都不知道。他和任何一場毫無誠意的會談主角一樣，說了一堆毫無意義的套話，比如，中國很重要，我們對中國市場很重視，但我們現在還沒有什麼明確的中國的戰略。我們會考慮中國戰略，但是也許不是當下。
這樣毫無誠意的對話進行了半個小時之後，老外們就紛紛告退了。談話毫無結果，連建立一個關係以便跟進的可能性也沒有留給我們。在這場略顯滑稽的對話裡，我一方面感覺到了美國公司骨子裡十足的傲慢，又有一種上當受騙的感覺湧上心頭。在談話結束的那一分鐘，我已經明白，與Google合作的願望也隨之付諸東流了。
被騙10萬美元事小，但是這種被美國公司歧視輕視的感覺，在一段時間裡揮之不去。總之，這是我人生之中一段不太愉快的回憶。
Google最終在兩年之後正式進入中國。當然，這場盛大的入華儀式，也伴隨著一場令人歎為觀止的世紀官司。曾經在西雅圖幫助過我的李開復那段時間經歷了人生危機，因為他要從微軟跳槽到Google，微軟對他提起了訴訟。而Google聘請了一個豪華的律師團隊，花天價打了這場官司，並且最終與微軟達成了和解。也許從2005年開始，Google才真正開始意識到中國市場已經不可小視。而正是這個時候，大衛·德拉蒙德又一次出現在了我的視野當中。他作為Google的首席律師，先是幫Google從微軟手裡贏得了李開復，讓谷歌正式入華有了一個在中國市場有影響力的CEO，又在四年的時間內見證了谷歌的流量從微小到到達巔峰時的30%。
當然，我們都看到了Google最終退出中國的整個戲劇化的過程。
Google退出中國，引發了中國幾億網民的感慨，而Google退出中國的那則聲明，正是這位我求見過的大衛·德拉蒙德所寫。他在那封流傳廣泛的聲明裡寫道：「做出這個決定讓人感到難以置信的痛苦，同時，我們也十分清楚它將可能造成的深層次影響。」
目睹Google在中國出生又猝死的結局，回想著和德拉蒙德在2003年無疾而終的對話，我心裡感到有些遺憾。如果2003年在加州的那場談話，哪怕德拉蒙德多花一點耐心去瞭解3721，也許今天搜索市場的格局就會被改寫。而Google也用不著在中國自己建立渠道，做得那麼辛苦，卻完全處在百度的下風。如果2003年我們合作了，Google甚至都不需要退出中國。當然，這一切只是猜測，一切都已經無法改寫。
Google在中國的策略一直充滿了悖論，它投資了它的競爭對手百度。對於百度這樣的直接競爭對手，你要不然不要投資它，要不然就投資到可以控制它。結果Google投了一點點，最後又拋售了股票。總之，這顯示了一家在全球都具有優勢的跨國公司在中國發展的困境。在本地文化裡，Google一直在搖擺、抗爭、試探，一直到最後的迷失。
2003年，我迫切想找到一套好的搜索技術，這個工作我一直在做，但是一直不是很順利，我想這和我國際化視野不夠有關係。
和Google的談判無疾而終。競爭對手已經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此時此刻，在如何對待3721命運的問題上我和投資人逐漸出現了分歧。是上市，還是乾脆把公司出售？身邊的各種聲音越來越多，而投資人的退出需求這個時候開始若隱若現，各種看上3721龐大流量和資源的公司開始到和喬大廈拜訪了。
處在互聯網激流當中的3721，該如何被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