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緣起非常與眾不同，我希望可以借此機會滿足英語讀者的好奇心。它是在2003年前後開始構思的，當時日本NTT出版公司的優秀編輯遠籐千惠（Endo Chiho）女士碰巧看過先前出版的拙著的日譯本，尤其是《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在她看來，日本青年學生對盎格魯—撒克遜學者出生、求學和成長的社會、政治、文化與時代語境，幾乎一無所知。雖然「西方」政治家、藝術家、將軍、實業家和小說家的傳記和自傳唾手可得，但學者的傳記和自傳卻寥寥無幾。她的想法是出版一本小書，介紹我在愛爾蘭和英國的教育，在美國的學術經歷，在印度尼西亞、暹羅[1]和菲律賓的田野調查，以及我對西方高校和所偏愛書籍的一些思考。但我對日文一竅不通。怎麼辦呢？她意識到必須要說服我寫出一個簡單易懂的英語文本。但關鍵是要找到這樣的一位日本知名學者，他既精通英語，又是我的摯友之一，而且願意做翻譯。
1967年，加籐剛（Kato Tsuyoshi）來到康奈爾大學學習社會學和人類學。正是在這一年，我寫完了我的博士論文（關於「二戰」期間日據爪哇與隨後的印度尼西亞民族革命），成為了一名資歷非常淺的政治學老師。因為加籐剛決心要到印度尼西亞的蘇門答臘島（Sumatra）西部做田野調查，我被指定為他的三位導師之一。很快我們就成了好朋友，尤其是因為他那令人愉快的狡猾的幽默感。他很快就學會了學術英語和印度尼西亞民族語言。完成了極具原創性的博士論文之後，他回到了日本，先是任教於東京一所耶穌會的「國際」大學，後來轉到京都大學，那裡是日本的東南亞學術研究中心，並成為了傑出教授。我們經常在那裡會面，朋友關係更加牢固了。
他告訴我，他認為遠籐千惠女士的整體思路很好，而且他已經制訂出一個講求實用的系統計劃，要是我願意接受它就好了。他說諸多日本學生和老師因為不太瞭解英語、法語、漢語等語言，對國外學術幾乎一無所知。教授們也對學生採取家長制態度，使得年輕人不必要地膽怯。
我的第一反應是尷尬地拒絕。西方的教授們幾乎沒有生活情趣。他們的價值觀客觀、嚴肅、得體，而且——至少表面上——不出風頭。他回答說我已經在愛爾蘭、英國和美國接受過教育，而且我的田野調查涵蓋了印度尼西亞、暹羅和菲律賓。儘管我在美國任過教，但我的觀點卻與很多美國社會科學家的觀點迥然有別。所有這些將幫助日本學生基於不無裨益的比較進行思考。他希望我們聯袂而行。我將按照遠籐千惠女士和他本人擬定的大綱寫出一個初稿，而他將翻譯我所寫下之文字。他會來我家待上一個月，讓我解釋難以理解的段落，更正各種錯誤，幫我潤色文字，以及為我介紹日本的教育。
我最終投降了，因為加籐剛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工作非常努力，是唯一能夠執行這個計劃的日本學者。我默默安慰自己說，至少我永遠不會看即將面世的這本書。但我將以一種模糊的方式與日本學生直接交談。本書是在2009年出版的，非常雅致，遠籐千惠女士和加籐剛甚是欣慰。
從一開始，我弟弟就力勸我出一個英語版本，但每次我都拒絕了。但是，到了2015年，我因為多種原因改變了主意，尤其是次年我就年屆八十這一事實。2009年退休以來，我一直在勉力而為的工作與我的「事業」幾乎無關，包括泰國傑出電影導演研究《暹羅鄉村黑暗勢力的惡化》(The Decay of Rural Hell in Siam)、民間傳說在菲律賓革命中的作用、廣告不斷演變的意義等等，還包括各種翻譯和一位了不起的華裔印尼記者、歷史學家的立項傳記。這些全都與日本的教育沒有太多關聯，高校在英國、美國、歐洲和其他地方的衰落除外。更不用說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慘狀。
然後是「英語」的問題。一切訛誤、種種乏味、記憶差錯、愚見蠢事和時常無聊的笑話，責任悉數在我。
因此，這本經歷相當曲折的小書有兩個主題。第一個是翻譯對個人和社會的重要性。第二個是妄自尊大的地方主義的危險，或者說忘記強烈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密切相關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