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26日，我出生在中國昆明，那是在日本大舉侵犯中國華北的前夕，距離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的爆發還有三年。1941年的夏天，就在我要滿5歲之前，身體抱恙的父親決定取道美國把全家帶回中立的愛爾蘭。
然而，當我們的輪船在舊金山靠岸之後，我父親意識到，大規模的大西洋潛艇戰已讓歸途化為泡影。因此，我們留在了加利福尼亞，後來去了科羅拉多，直到納粹德國戰敗。然後，1945年夏天，我們登上了回愛爾蘭的輪船，船上滿載的大部分人依然是奔赴歐洲的美國士兵。那時我差不多9歲了。我父親第二年去世了，儘管如此，我那來自英格蘭的母親仍決定我們留在愛爾蘭。
我上小學、中學和大學（本科）的那些年正值冷戰歲月，見證了昔日強盛的大英帝國快速瓦解。就我能記得的而言，冷戰並沒有對我造成太大影響。但是，倘若我不是足夠幸運地居住在愛爾蘭，我很可能在18歲的時候（1954年）被徵召入伍，到馬來亞、肯尼亞或者塞浦路斯為奄奄一息的帝國打仗，並且很可能非死即傷。
另外，我是在電視時代之前長大的。然而，我們聽了很多收音機廣播———一種在做家務、寫作業、玩牌或者下棋的時候提供樂子的媒介。晚上，我們經常收聽BBC連播的、由非常優秀的演員朗讀的小說佳作，所以，我們的想像中儘是像安娜·卡列尼娜、基督山伯爵、吉姆老爺、尤賴亞·希普、德伯家的苔絲一樣的人物。
旅行劇團對我們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愛爾蘭遍地都是優秀演員。我們不但可以看到很多莎士比亞戲劇（在我們把它們作為教材閱讀之前），還可以看到享譽世界的愛爾蘭劇作家的作品，包括蕭伯納、王爾德、謝裡丹、奧卡西和其他人。美國流行文化對我們來說僅僅是邊緣性的，見諸本地電影院上映的西部片和迪斯尼動畫片。
上述一切是很容易徹底不同的。倘若我的父親把離開中國推遲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我們很可能會被關進日本集中營，或許最終死在那裡。倘若我的父親不是愛爾蘭人，我很可能就會在英國被撫養長大，並到海外去為帝國打仗。倘若我出生得晚一些，我很可能就會沉溺於電視，懶得去劇院。
我的父親和母親是非常優秀的家長，他們熱心、有趣、心胸開闊。無論是我，還是我的弟弟羅裡（Rory）——現在眾所周知為佩裡（Perry）——和妹妹梅拉妮（Melanie），都非常依戀他們。可以說，我們非常幸運有這樣的父母。
我父親名叫謝默斯[·詹姆斯]·奧戈爾曼·安德森（Seamus[James]O』Gorman Anderson），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混合血統的後裔。正如他們的姓奧戈爾曼所暗示的，他母親一系的男性祖先是愛爾蘭人。他們擁有悠久的政治激進主義歷史，反對英國在愛爾蘭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兩位奧戈爾曼兄弟，即我高祖和他弟弟，參加了由法國大革命所激發的1798年愛爾蘭人聯合會叛亂（United Irishmen Rebellion）。結果他們蹲了一段時間的監獄，受了皮肉之苦。1820年代，他們兩個都是丹尼爾·奧康奈爾（Daniel O』Connell）創立的天主教協會（Catholic Association）的核心成員，該協會致力於結束對愛爾蘭天主教大多數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法律、政治和經濟歧視。他們的侄兒之一參加了發生在「愛爾蘭大饑荒」（Irish Potato Famine）中期的1848年起義。起義失敗後，他先後逃到了巴黎和奧斯曼帝國的伊斯坦布爾，後來移民去了美國，在那裡他最終任職於紐約州高等法院。
1874年，我父親的外祖父珀塞爾·奧戈爾曼少校（Major Purcell O』Gorman）當選議會下院成員，代表小城沃特福德（Waterford），後來成為了查爾斯·帕內爾（Charles Parnell）領導下的愛爾蘭地方自治聯盟（Home Rule for Ireland Bloc）的一名重要成員。（據說他體重有三百多磅，是「議會之母」[Mother of Parliaments，指英國議會]的第一大胖子。）但是，他娶了一位信奉新教的英格蘭女人。在那個宗教寬容的時代——它行將消失於教皇庇護九世（Pope Pius IX）在位期間，借助如下地方法規，跨信仰的異教通婚問題得以巧妙解決，即兒子信奉父親的宗教，而女兒則信奉母親的宗教。因此，我的祖母是新教徒，她的哥哥卻是天主教徒。
我父親的父系血統差不多相反，是「盎格魯—愛爾蘭人」，意思是17世紀蘇格蘭和英格蘭侵略者的新教後裔，他們攫取了土著愛爾蘭人的土地，並作為鄉紳定居了下來，數代之後就漸漸地覺得自己是非常地道的愛爾蘭人。我祖父的家族中出過很多軍官，其中有一些參加過拿破侖戰爭，在阿富汗和緬甸當過兵，或者在大英帝國擴張期間駐紮在香港和印度。
我的盎格魯—愛爾蘭祖父同樣在大英帝國軍隊中幹出了一番事業，他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在那個時代，盎格魯—愛爾蘭人的長子繼承父親的財產，其他兒子通常成為牧師或者軍官。）他在專門培養工程師的位於伍爾維奇（Woolwich）的皇家陸軍軍官學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接受過訓練，到印度、緬甸和英屬馬來亞服過役。在我父親出生的檳榔嶼（Penang，又譯檳城），他修了一個迄今仍在發揮作用的飲用水蓄水池，以及一個現代港口。今天，人們站在檳榔山（Penang Heights）上依然可以看到一座愛爾蘭風格的小宅的遺跡，那是他為他的妻子，珀塞爾·奧戈爾曼的女兒，我的祖母設計的。他屬於最早對密碼學感興趣的那批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成功地領導了戰爭指揮部（War Office）的密碼工作。有時候我在想，我是否從他的基因中繼承了我一輩子對填字遊戲的迷戀。
這些祖先的歷史大多是我在1960年代中期才發現的，當時我開始認真思考該為自己選擇哪國國籍，並最終決定申請愛爾蘭國籍。童年期間，我到外國旅行用的是我母親的英國護照，後來也沒有對此進行過太多思考，用的是我自己的英國護照。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毋庸諱言我們擁有靈魂與個性，但很少困惑於身份。身份主要關乎計算或者對一具屍體的法醫考察。
我選擇愛爾蘭國籍既有政治原因也有個人原因。越南戰爭正如火如荼，在相距不遠的印度尼西亞，反共軍隊已然奪取權力，屠殺了大約五十萬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這些事件鞏固了我的左翼情感。另一個原因更具個人色彩。我的弟弟和妹妹已經決定保留他們的英國國籍。我認為我得把申請愛爾蘭國籍歸因於我父親，他在我出生的時候讓「宗族的」名字奧戈爾曼成為了我名字的一部分。
倘若我能證明我父母或者祖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出生在愛爾蘭，愛爾蘭國籍本來是可以輕易獲取的。（我父親出生在檳榔嶼，因為我祖父駐紮在那裡，而我母親出生在倫敦。）不幸的是，在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武力反抗英國人的1916年復活節起義（Easter Uprising）期間，反抗者燒燬了保存愛爾蘭出生證明的大樓。然而，幸運的是，我母親有一位朋友的業餘愛好是研究沃特福德郡的家族譜系，他找到了上文提及的大部分信息。我把它送給了我們地區的議會代表並獲得了他的幫助。因此，1967年，我收到了我的第一本愛爾蘭護照。
我父親年輕時好動、勤奮。1912年時，他21歲，尚未完成在劍橋的學業，他自願加入了名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CMCS）的奇怪機構。它最初是由英國和法國帝國主義者所設立，旨在確保清朝支付在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北京城破之後被強加的巨額賠償。實際上，它控制了中華帝國與外部世界的海上貿易的稅收。久而久之，該機構的成員國數量有所增加，包括俄國、德國，甚至日本。它的宗旨也逐漸發生了變化，結果是它越來越多地設法服務於它所認為的中國的真正利益，尤其是在1911年清朝崩潰、軍閥混戰時代開始之後。
我父親證明了他是位一流的語言學家，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為保證其僱員流利使用中文口語和書面語而設立的高強度課程中，總是在班上名列前茅。除了中國政府以外，他變得非常喜歡中國和普通中國人。他還對中國文學涉獵廣泛。他去世之後，我那相當一本正經的母親吃驚地發現，他的藏書中有一套帶插圖的書是第一代（激進的）中國性學家出版的，反抗強迫賣淫和諸多中國婦女的悲慘境況。
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他結識了斯特拉·本森（Stella Benson）這位令人欽佩的人物，她既是堅定的女權主義者，也是極具天賦的現代主義作家，其作品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遊記。為了在傳教士創辦的學校和醫院工作，她來到了中國。他們在倫敦休假期間結了婚，決定要駕車穿越美國度蜜月。父親特別著迷於美國的歷史。他們從那裡坐船去了中國，這一次輪到斯特拉著迷了。
1933年，斯特拉在中國去世，年僅41歲，父親傷心欲絕。然而，1935年，他在倫敦結識了我母親，娶了她，帶著她一起回到了中國。我父親不喜歡在大城市裡坐辦公室，因此選擇了去邊遠站點度過他的大部分服務歲月，在那裡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精力。在廈門的時候，他指揮過快艇小隊攔截詭計多端的華南走私犯。但此時他不得不面對控制著鴉片生產和銷售的雲南當地軍閥。我母親喜歡給我們這些孩子講述昆明附近長滿了亮粉色的東方罌粟的丘陵大山。我常常這樣想，是我父親身上的愛爾蘭天性使得他如此思想獨立、喜歡冒險。我對他的記憶僅僅能回溯到他已病入膏肓，不斷進進出出醫院的時候。但他總是熱情似火、愛心滿滿、妙趣橫生。
我的英格蘭母親婚前名叫維羅妮卡·比格姆（Veronica Bigham），同樣是位非同尋常的女人，來自一個典型的上層中產階級家庭。她的祖父約翰·比格姆（John Bigham）出生在一個蘭卡斯特商人家庭，但以法學家的身份成就了一番事業，專門研究商法和海商法。作為主持調查泰坦尼克號游輪沉沒的法官，他曾一度聞名。大概就是在那個時候，他因為自身的貢獻被冊封為準男爵，頭銜是默西大人（Lord Mersey）。
她父親特雷弗·比格姆（Trevor Bigham）是刻苦用功的「次子」，他獲得了英國最為知名的「公學」——伊頓公學（實際上它是一所限招男生的私立學校）——的獎學金，做過律師，之後進入了倫敦警察廳（Metropolitan Police）。他最後成為了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的二號人物，獲得了騎士身份，但他並不喜歡這份工作，早早就退休了。我記得他是一個相當拘謹、中規中矩的人，不過，他確曾教過我做更難的填字遊戲，為此必須廣泛閱讀。他娶了弗朗西斯·湯姆林（Frances Tomlin），她有一半的波西米亞血統，是位優秀的鋼琴家。我感覺他們的婚姻並不十分幸福；1927年，她死於癌症時還相當年輕。
她的去世很可能是我母親患上嚴重厭食症的主要原因，厭食症在當時幾乎不為人所瞭解，結果母親被迫輟學回家由家庭教師輔導。在那個時代，女孩考上牛津或者劍橋還是相當罕見的。她晚年經常說，她出生在1905年是多麼不幸。倘若她晚十五年來到這個世界，十有八九就會成了牛劍的學生，擁有自己的獨立事業。但她如饑似渴地閱讀各類書籍，法語和德語都很流利。
雖然在任何嚴格意義上說我父母是知識分子都是不正確的，但他們攜手為自己的孩子們提供了一個在我們所居住的鎮上無與倫比的家庭圖書室。他們也鼓勵我們養成閱讀的習慣，從中了解說其他語言的、歸屬不同階級和地區的、出生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人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我記得在我大概十四五歲的時候，讀過父親收藏的由亞瑟·威利（Arthur Waley）翻譯的《源氏物語》和清少納言的《枕草子》，完全是如癡如醉。
我們家的習慣在當時的愛爾蘭是與眾不同的。我們吃米飯多過吃民族食品土豆。我們吃魚和吃肉一樣頻繁，而我們的鄰居只在週五才吃魚，天主教教義告訴他們這一天要為耶穌受點苦。家裡滿是中國的書卷、圖畫、布料和服裝，我們經常為了好玩而穿中國服裝。我記得當母親給我看一隻比我的手還小的漂亮繡花布鞋，並解釋說它就是中國婦女穿的鞋的時候，我是多麼的驚愕；從孩提時代起，中國婦女的腳就被痛苦地纏裹了起來。我父母都熱衷攝影，因此家裡有很多相冊，照片主要是在中國、法屬越南拍攝的，他們偶爾會到越南去度假。有一天，我母親指著一張一個兩歲左右的漂亮中國小姑娘的照片說道：「這是西莉亞·陳（Celia Chen），你的第一位好朋友。」
我出生之後，他們決定雇一個女傭來照顧我。他們找到了一位自己有個小兒子的年輕越南女傭，她為了逃離不合意的家庭包辦婚姻來昆明找工作。她和我母親變得很親密，在我們一家回家度假的時候被帶到了愛爾蘭。若干年之後，當地居民還清楚地記得她。她是一名說法語的天主教徒，總是身著優雅的越南傳統服裝，頭戴黑色頭巾，牙齒被仔細美白過，面帶令人愉快的微笑。她常常就是以這身打扮在週日去教堂。我母親曾經告訴我，我說的第一個詞是越南語，而不是英語。令人遺憾的是，孩子學習語言很快，忘記語言也很快。
1941年，當我父親決定帶我們全家回國的時候，這個名叫媞海（Ti-hai）——意為「女兒二號」，她的父母這樣叫她是因為他們僅僅關心兒子——的越南年輕婦女準備與我們同行，因為她喜歡見世面。但我們的登陸地加利福尼亞正在挑動種族主義的反亞洲政策，上海的美國領事拒絕為她簽發護照，所以她不得不回越南。戰爭結束之後，我母親曾試圖通過外交渠道去找她，但沒有成功。
我對上學的最初記憶始於大約1942年。我父親在舊金山不斷住院出院，我的妹妹也在1943年出生。我母親因為照顧丈夫和剛出生的寶寶而筋疲力盡，無力對付兩個精力旺盛的小男孩，當時我們總是吵個不停。因此，我們被打發到了縣立學校（The County School），那是一所由兩位嚴肅的斯堪的納維亞婦女管理的寄宿學校，在洛斯蓋多斯（Los Gatos）郊外，現在的硅谷（Silicon Valley）邊上。如今這所學校依然還在那裡，但小鎮已變得非常大了，以致它現在離鎮中心並不遠。美國對我們而言是十分陌生的，我們非常想念父母，還經常被體罰。我不幸經常尿床，校規迫使我幾乎每天都要錯過一節課來清洗我的床單，我為此遭到了無情的戲弄和欺負。我不記得在那裡學到過任何東西。
在我們一家回到沃特福德並設法在鎮邊買下一處房子之後，我和弟弟被送進一所貴格會小學。在我們鎮上，汽車當時是稀罕之物，因此，我們是坐由我母親那上了年紀、極其善良的園丁趕的驢車去上學。我第一次遭遇交通事故就是當我衝出校門時，撞上了碰巧經過的同樣一輛驢車。倘若是一輛汽車，我很可能已經喪命了，但因為是驢車，我僅僅摔斷了肩胛骨。
當我們男孩子可以騎自行車去上學的時候，我們就接觸到了階級鬥爭和宗教衝突。我們必須騎車穿過一個人口相對貧困的天主教社區。那裡的男孩認為我們是勢利小人，是半個英國佬和新教徒，時刻準備著干仗。下坡的路並不是很糟糕，因為我們可以騎得很快，而且可以用曲棍球棍武裝自己。但是，上坡回家就輪到我們被這些傢伙「搞定」了。當時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被仇恨，但那是在宗教、階級和種族偏見方面的一個有益教訓。現在，我對那所貴格會學校的記憶不多了，除了記得我非常害怕一位紅臉的數學老師，以致我經常逃學，對母親撒謊。我也是一個小團伙的成員，為首的是一個叫作菲奧娜（Fiona）的無法無天、體格健壯的女孩。
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一份幸運是我母親做出的又一關鍵決定。愛爾蘭法律規定，兒童必須學習要麼愛爾蘭語（民族主義），要麼拉丁語（天主教）。我母親認為我去學一門幾近無人使用、唯有在國家西部最邊遠地區才有人說得流利的語言是沒有意義的，因此我的選擇是拉丁語。她為我找了一位家庭教師——韋伯斯特夫人（Mrs.Webster），韋伯斯特夫人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年婦女，是我遇到過的最好的老師。雖然可能難以置信，但她讓我愛上了拉丁語，讓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我有語言天賦。
後來我問我母親：「為什麼要選擇拉丁語？它甚至比愛爾蘭語更為過時。」雖然她本人並不懂拉丁語，但她知道正確答案：「拉丁語是絕大多數歐洲語言——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意大利語——之母，因此，如果懂拉丁語，你就會發現掌握所有這些語言都易如反掌。另外，拉丁語文學相當偉大，每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應該知道。」
然而，事實證明，我母親做這個決定還有一個原因。她認為那時的愛爾蘭學校不是很好，她希望她的兩個兒子去英格蘭上一所好的寄宿學校，這可以幫助他們進入出色的「公學」，以後進入大學。在這些教育機構中，拉丁語（與希臘語）是課程表中必不可少的。
因此，我們負笈離家，先是我自己，一年後是我弟弟。去英格蘭是一次難忘的經歷。我們必須坐七小時輪船駛過以波濤洶湧聞名的愛爾蘭海，乘客一路嘔吐不停。我們在凌晨2點左右到達威爾士的小海港菲什加德（Fishguard），設法用幾杯熱可可或者馬麥醬取取暖，然後坐凌晨4點的火車前往倫敦，到那裡大約是10點鐘。在祖父家休整一兩天之後，我們就乘坐火車前往史凱特克利夫（Scaitcliffe），那位於倫敦東南的小學校。
我僅僅在這所新學校讀了兩年，但強度很高，因為它專注於「塞滿」小男孩以使他們進入頂級「公學」。壓力也來自我母親，她告訴我們，因為她是寡婦，主要依靠津貼生活，我們如果不能獲得獎學金，就不能去這些名校上學。我適時參加了伊頓公學為空出的十三個獎學金名額舉行的全國選拔考試（19世紀末，我外祖父也曾在那裡獲得過獎學金），名列第十二，讓大家驚訝不已。我弟弟精力更充沛、更具競爭力，後來也參加了這個考試，取得了比我好得多的成績。
對我而言，伊頓是一個奇怪的地方。絕大多數學生都是來自英國貴族和富商巨賈或者金融大鱷家庭，少數是來自前殖民地和現保護國的棕色皮膚的「王子」。「獎學金男孩」主要來自中產家庭，他們在單獨的一棟樓裡同住同吃，被迫穿一種特製的「中世紀」服裝。來自光鮮「家族」（House）的大多數孩子，我們只在上課時才會見到。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保證了他們會有一個舒適愜意或者有權有勢的未來，認為沒有必要刻苦用功，公然把「獎學金男孩」鄙視為社會地位遠遠低於他們的「書蟲」。「獎學金男孩」大多很勤奮，以嘲笑他們的敵人「愚蠢」和勢利作為回應。他們也有自己的（智識）勢利，並且緊密地綁在一起。我從未在勤奮孩子如此之多的班上學習過。
它在其他方面也是一個奇怪的地方。即使是冬天，我們也必須早早起床，沖冰水淋浴，在最後獲准吃糟糕透頂的英式早餐之前，先要上我們的第一節課。每天上午和下午，課程都是一節接一節，僅僅穿插以嚴格控制的體育運動和作業纏身的夜晚。我們漸漸意識到，這種高強度的一個原因是老師們堅信「無所事事者易作惡」（The Devil finds work for idlehands）的老話。他們知道，在一個全是男生的環境裡，被荷爾蒙困擾的青少年如果不被時刻監督、保持體力耗盡，他們就會陷入千奇百怪的戀愛和性關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