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多數學者而言，他們第一次做田野工作的經歷是決定性的。一個人再也不會感受到完全相同的震驚、陌生和激動。在我後來的事業中，我花費了數年時間研究並居住在泰國和菲律賓，兩個國家都讓我著迷，兩個國家我都喜歡。但印度尼西亞是我的初戀。我能夠說和讀泰語和他加祿語，但印度尼西亞語實際上是我的第二語言，是我可以用以流利地寫作的唯一外語，而且帶著極大的快感。有時候，我還會陷入印度尼西亞語的夢境。
1961年12月底，我來到了雅加達，一直待到了1964年4月。當我乘坐的飛機在黑暗中著陸的時候，雨季已經開始了；我搭車進城，出租車車窗全都開著，這段路程我記憶猶新。首先衝擊我的東西是氣味——來自生機勃勃的樹木和灌木叢、尿液、熏香、煙霧繚繞的油燈、垃圾，尤其是沿大多數主幹道而立的小貨攤上的食物。
我的學長丹·列夫在回伊薩卡之前已經做了安排，讓我借住一位聯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好客而善良的遺孀的房子。她的房子寬敞、舒適，位於一條以民族英雄蒂博尼哥羅王子（Prince Diponegoro）命名的「高級」街道的街尾處。兩個已成年的孩子還和她生活在一起，她家裡還有一個廚師、一個傭人和一個年輕的男園丁兼差使。
蒂博尼哥羅王子的故事可追溯到19世紀初。在拿破侖把荷蘭併入法國的時候，倫敦決定奪取荷屬東印度群島（Dutch East Indies）。1811—1816年間，東印度公司代理人斯坦福·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統治爪哇。當拿破侖戰爭最終結束的時候，英國以荷蘭的據點好望角（Cape）和錫蘭（Ceylon）為代價，歸還了爪哇。因為大陸經濟封鎖政策（Continental System），荷蘭在經濟上嚴重受損，荷蘭政府在東印度群島實施其權力時處於弱勢地位。1825—1830年間，不大的日惹王國的蒂博尼哥羅王子趁機造反，組織起大部隊向荷蘭開戰。但是，當他被打敗、遭流放的時候，他寫到他的目標是「征服爪哇」，這是一個幾乎不為當代爪哇人所知的事實。
在我到達雅加達的第二天，如今已故的王福涵（Ong Hok Ham）順道來訪，他是印尼專家眾所周知的人物。當時他還是印度尼西亞大學歷史系的一名學生，但已然擔任過施堅雅的研究助理。他邀請我和他的三位爪哇學生朋友同游，去印度尼西亞大學拉瓦曼根（Rawamangun）老校園的一幢男生宿舍。覺得自己在印度尼西亞語方面還不錯的任何幻覺旋即消失了。但是，因為朋友們幾乎不懂英語，我們共同竭盡全力來相互理解。王福涵向他們解釋說，雖然我是在美國的大學學習，但我是愛爾蘭人。這給了我莫大的幫助，因為他們知道，愛爾蘭曾不得不為獨立而戰，而他們像當時大多數的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者那樣，對美國人是持懷疑態度的。
他們請我吃了一頓美味的簡餐，但故意沒有提醒我注意或綠或紅的小辣椒（tjabe rawit），它們讓人的舌頭火燒火燎。我勉力勇敢地應對，沒有把辣椒吐出來，他們對此印象深刻。後來，傾盆大雨又開始了。王福涵說不可能回我的住處了，手邊又沒有電話，因此，我們最好住在他的朋友們那裡。他們遞給我一條小毛巾和一條備用的紗籠（sarong），向我示範如何使用印度尼西亞風格的浴室。我就像鴨子喜歡水一樣喜歡紗籠。儘管蚊子成群，我還是睡得像死豬一樣。
第二天早晨我回到了「家」，因為我到印度尼西亞的第二天晚上就在外面過夜，而且沒有通知我的女房東，我滔滔不絕地向她道了歉。但她沒有把我的過錯放在心上。「季風就是那樣的，」她說，「你可能被困在任何地方，男孩究竟是男孩。」這是我對「文化衝擊」的第一次體驗。我覺得按照我的歐洲標準，自己已經失禮了，但她壓根就沒有這樣想。後來，我漸漸意識到印度尼西亞社會在對待未婚男子和女子之間的巨大差異：青年男子可以自由去做他們想做的一切，但年輕女子則是被看管和保護的，被盡可能地留在家裡。
接下來的衝擊是完全不同的，卻都令人愉快。房子的對面有一塊三角形的閒置空地，滿是各種雜草和淤泥。每天下午，一幫年齡在8到12歲之間的可愛的「茅屋男孩」（kampong boy，指鄉下男孩）就聚在那裡踢足球。他們從拋硬幣開始，輸的一方一本正經地脫掉他們的短褲（他們沒有穿內衣內褲）。這就是他們區別一方與另一方的辦法。當然，他們沒有球門柱。但他們帶來了尚處於爬行而不是跑動階段的四個小弟弟和小妹妹，小心翼翼地把他們用作移動的球門柱。
這就是我對普通印度尼西亞孩子的生活的兩個方面的介紹。第一個方面是對男孩而言，直到他們進入青春期，在公共場合露體並不令人尷尬——在愛爾蘭或者美國這是不可想像的。第二個方面是兄弟姐妹之間的親近。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印度尼西亞孩子就必須幫助弟弟妹妹，尊敬和服從他們的哥哥姐姐。我的女房東解釋這個習慣時是這樣說的：如果你大一些，你就必須向小的讓步，把他們想要的東西給他們，喜愛他們和保護他們；如果你小一些，你就必須做你的哥哥姐姐叫你做的事情。這似乎是矛盾的，但它的確奏效。在印度尼西亞期間，我很少看到一個家庭的孩子打架，與我自己的經歷恰好相反。直到我們去伊頓，我和羅裡經常打架，讓我們的母親苦惱不已。
第三個衝擊是我與瘋癲的第一次接觸。一天，我正穿過一個人擠人的市場，我注意到一個被一群咯咯大笑、不斷尖叫的小男孩團團圍住的奇怪身影。那是一個全裸的年輕婦女，不曾梳洗，又長又亂的頭髮一直垂到了她的屁股。大多數時候，市場上的人都是不關注她的，或者心情好的時候，給她一點食物。當我向一個小販打探這個婦女是誰的時候，她說道：「可憐的人喲！有個男人傷了她的心，她就瘋了。她的父母想方設法給她穿衣服，但她總是把任何衣物都扯掉。」後來，我還在無意中發現了瘋癲的男子，也是全身赤裸和骯髒的，而人們會有同樣的說辭。我開始認識到，這些不給任何人造成任何傷害的可憐蟲或許比歐洲和美國的瘋子過得要更好一些，因為在那個時候，歐洲和美國的瘋子被經年累月關在與世隔絕的瘋人院裡。在這裡他們可以愛去哪裡就去哪裡，社會隨便給他們提供食物。
我迫在眉睫的困難是語言。我很快便得知，我在康奈爾學的那種正式的印度尼西亞語是教材上的東西，人們唯有在正式情勢下才使用。我的新朋友們嘲笑我試圖說話的方式，我說的話孩子們一個字都不懂。大約三個月後，我真的抑鬱了，覺得自己完全沒有取得進步。後來，我意識到它就像學騎自行車那樣：你開始學的時候，老是跌落下來，但後來在某個神奇的日子，你突然就找到了騎自行車的感覺，甚至開始鬆開雙手騎了。突然，在第四個月，我發現我能流暢地說話了，不帶任何猶豫。我高興得快哭了。我現在能夠借助語言進行訪談了。我不大容易臉紅，但是，接受我訪談的一位老嫗對我這樣說的時候，「依我看，你對如何使用『padahal』（接近於even though，即使）瞭解得一清二楚，因此你是在用印度尼西亞語思考」，我高興得兩頰緋紅。但困難並沒有在那裡停止。
我的女房東用荷蘭語和她的孩子、朋友說話，就像她那一代中很多受過教育的人那樣。當她不希望我明白她所言之物的時候，她也用荷蘭語，就像我父母在不希望我們知道他們所討論之物的時候就用法語交流。在康奈爾時，沒有定期講授的荷蘭語課。因此，我自學了這門語言，不是口語，而是閱讀和理解。它不是太難，因為我懂一些德語，德語就像一種難度升級版的荷蘭語。我是以下面這種方式做到的，多年之後當我決定學西班牙語的時候，我如法炮製。我選取了一本既有厚度和難度也有趣的書，借助手邊的一部大字典，一行接一行地，幾乎是逐字逐句地，跌跌撞撞地讀完了它。
我選擇的那本書是特奧多爾·皮若（Theodoor Pigeaud）在1930年代出版的百科全書式的《爪哇的大眾演出》(Javaanse Volksvertoningen/Javanese Popular Performances)，它對我的影響比任何其他關於印度尼西亞的書籍都要深遠。皮若並非一個好人。因為嫉妒斯圖特海姆，即克萊爾·霍爾特才華橫溢的情人的聲譽，他設法以「行為不檢點」的理由把她逐出了殖民地。但他是位了不起的學者。該書的標題並不公道，因為作者收錄了大量關於爪哇人最親密的鄰居——巽他人（Sundanese）、馬都拉人（Madurese）和巴厘人（Balinese）——的對比材料。它內含了一份令人驚訝的信息彙編，涉及民間故事、神話傳說、面具和面具舞、神靈附身、木偶劇院、演員和小丑的巡迴劇團。對我而言，它展示了宮廷之外的爪哇傳統文化的深度和複雜性。甚至更讓人滿意的是，皮若一個地區接一個地區地在地圖上標示出了所有局部變化、獨特性與特殊性。我在康奈爾沒有學到任何東西讓我對此有所準備。
通過這本書，我再次墜入了愛河，這次是與「爪哇」而不是與印度尼西亞。我為這個詞打上了引號，因為「我的」爪哇實際上並不是完整的。根據官方資料，90%的爪哇人是穆斯林，這就意味著他們按照穆斯林的禮儀形式割包皮（如果是男孩）、成婚和下葬。但是，尤其是在島的腹地和南部，昔日輝煌的印度教——佛教的殘餘，以及不朽的薩滿教、萬物有靈論和神秘主義是非常強大的。人們總是給我講「白色的」（虔誠的穆斯林）和「紅色的」（有名無實的穆斯林，但基本上是傳統的）爪哇人，他們彼此間經常懷有深仇大恨。雖然我結識了很多一本正經的穆斯林，喜歡去傳統的清真寺，但「我的」爪哇肯定是「紅色的」。後來，很多學者因為這一偏見公允地對我進行了批評。
我參加了古爪哇語班，主講人是第一個受過西方教育的傑出爪哇學者，普爾巴扎拉卡（Poerbatjaraka）教授，雖然這與我的博士論文選題一點都不相關。當我在他樸素的家中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我注意到他書房的白底牆壁之一面滿是鮮紅的斑點，好像那裡剛剛發生過可怕的謀殺一樣。數分鐘後，我恍然大悟。在與他親切地聊天時，我看到他所剩無幾的牙齒是鮮紅的。過了一會兒，他把一大口紅色唾沫吐到了牆上。他在嚼由來已久的東南亞興奮劑，混有石灰粉的檳榔汁。
不久，我參加了普爾巴拉扎卡的弟弟帕克·科德拉克（Pak Kodrat）講授的爪哇音樂私人課程，他是他同代人中最著名的兩位音樂家之一。不知不覺地，帕克·科德拉克通過日常生活而不是課本讓我認識到了爪哇文化和語言的複雜性。我過去常常用印度尼西亞語和他說話，使用對長者的敬稱帕克。但顯然，他一時不知道該怎麼稱呼我，因為他是爪哇語思維。年輕的爪哇人和成人說話並不直呼其名。他的年歲已高到足以當我祖父了，因此他可以而且應該叫我「anak」或者「nak」，意思是「孩子」。如果他那樣做，我會非常高興，因為我真的尊敬他。但在他眼中，我是「白色的」，受過良好的教育，而且我在支付他課酬。他看到了我是多麼喜歡他，而他也覺得喜歡我，因此他想到了一個解決辦法：他開始叫我「putro」，字面上的意思是「兒子」，但在高級的（封建時代的）爪哇語中，它是被社會地位低下的老人用於稱呼貴族之子的那個詞。我討厭這個詞，但我年邁的老師不願改變意見。
除此之外，我花了大量時間去看各種演出，包括爪哇音樂、皮影戲、面具舞、靈魂附體等，三番五次地在爪哇穿梭。我能夠做所有這一切，也能夠讓我的研究進展順利，這（對我而言）是一種幸運。為了去印度尼西亞，我獲得了一筆數額相當小的資助，只夠養活我一年半，而一年半對從事任何類型的重要田野工作都短得荒唐，更不用說要掌握當地的語言。但是在1962年，印度尼西亞受到了似乎在逐月加速的通貨膨脹浪潮的衝擊。因為美元依舊是一種穩定的、保值的貨幣，所以，我就像所有外國人當時那樣，利用黑市匯率設法讓那筆錢延續了兩年半。這一延長使得卡欣可以緩解對我的研究進展的支持性關切。我通常設法告訴他當下的政治局勢，同時繼續我對爪哇語的癡迷。
我對印度尼西亞的研究很大一部分指向了政治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對我這一代人而言，這是有些蹊蹺的。我的同學和好朋友主要對像民主、法律、共產主義、憲法、經濟變遷之類的東西感興趣。大多數人類學家步克利福德·格爾茨的後塵，對當地文化感興趣，但是在人類學的意義上（社會規範、傳統等），不太關注政治。我在印度尼西亞的時光不但以一種直接的、感性的方式把我與民眾聯繫了起來，而且為後來顯影於《想像的共同體》的「文化主義」特色奠定了基礎。
至於我的博士論文本身，我把時間和精力花在國家博物館和各種訪談之間，國家博物館藏有1940年代以來數量龐大、蟲蝕破爛的報紙和雜誌。在國家博物館的館藏中，我發現了殖民時代晚期、日據時期和革命時期的雜誌。有一本雜誌叫《新爪哇》(Djawa Baroe/New Java)，它是日本軍政府政治宣傳部門宣傳部（Sendenbu）的主要喉舌。很自然，鑒於其本質，上面儘是荒謬的謊言。但它非常漂亮，或許是迄今在印度尼西亞出版的最漂亮的雜誌。
像這樣的事情在荷蘭治下從未發生過。這本雜誌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日本人對自己的再現。一方面有年輕英俊的日本飛行員與他們的飛機的浪漫照片，以及富士山和櫻花的形象。另一方面有不苟言笑的日本將軍的可怕照片，包括東條英機，他戴著眼鏡，留著滑稽的小鬍子，頭頂醜陋的軟帽，身穿寬鬆下垂的軍服。
然而，有些照片確實是藝術品，反映了印度尼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人的美：漂亮的照片上有孩子們在嬉戲，婦女在稻田勞作，穆斯林在禱告，年輕的爪哇男子身著薄衫練習如何用竹矛做武器。它們讓我想起了日本版畫，使我意識到除了司空見慣的殘暴行為之外，印度尼西亞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間真正有吸引力的元素。基於他們在日據時期的經歷，我訪談的人經常告訴我日本人好過荷蘭人，雖然二者都妄自尊大，但日本人也可以是非常禮貌的。這種雙重性顯然讓他們感到為難，姑且不論他們忍受日據僅僅是為贏得他們自己的未來獨立這一慣常說法，我覺得他們自己必定已然感受到對日本人的某種親近。雜誌的目錄是印度尼西亞語和日語雙語的，這也是個讓人深思的問題：日本帝國主義的犬儒主義與泛亞至誠團結的怪異混雜。
我的田野工作最愉快的部分是做訪談。當時雅加達還是一個相當小的前殖民地首府城市，街區涇渭分明，經常是按照種族劃分的。小汽車或者公共汽車並不是很多，沒有立交橋，沒有收費公路。腳踏三輪車（Betjak）——乘客坐前面、從後面駕駛的三輪車——仍在廣泛使用，甚至是社會地位較高的人（至少為了短途出行）；即使是在最繁忙的街道，它們也可以行駛。直到蘇哈托時代初期，可惡的雅加達市長阿里·沙迪金（Ali Sadikin）才開始在越來越多的街道上禁止它們通行，以便為官員和富有的、有車的中產階級讓道。我弄到一輛黃蜂牌小型摩托車（Vespa），很快就差不多熟悉了首府各地。我把它看作「我的城鎮」。
附近的外國人寥寥無幾。雅加達也是一個相當「民主的」首府。戰前民族主義運動的基本信條之一是公民之間的平等，其標誌是一種簡單通用語的採用。該語言以馬來語為基礎，而且被用作跨種族的貿易語言，它將成為今後的民族語言。這一選擇的巨大優勢在於此語言不但在本質上是平等主義的，而且不屬於任何某個重要的種族——語言群體。
在1945—1949年的革命過程中，平等主義的衝動已被大大加強，革命是一台社會校平儀，代表了對封建傳統的攻擊。「Bung」（兄弟）是革命期間流行的一個稱呼，現在依然被廣泛用於同齡男子之間。鮮少見到有錢的印度尼西亞人，佔據銘登區（Menteng）最好的房子的那些人是高官，他們只不過是在1957年荷蘭人被最終驅逐的時候接管了它們。
這種平等主義的一個標誌可以在離我所居住的地方不遠的一條街道看到。天黑之後，人行道會突然擠滿下棋的人。這些人（總是男性）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商人與職員對弈，高管與腳踏三輪車司機對壘，等等。我過去常常加入他們的隊伍，與其說是因為棋本身，不如說是因為下棋的時候，有機會相當隨便地訪談我正在「挑戰」的人。蘇哈托統治時期，這種平等主義消失了，但在它延續期間，對我而言是一種啟示。
我的青少年歲月主要是在英國受階級支配、等級森嚴的社會裡度過的。你只需聽人的口音，馬上就可以辨識出他們屬於哪個階級。勢利行為無處不在；貴族、上層和下層中產階級、工人階級的文化截然不同。愛爾蘭沒有這麼糟糕，但那裡的階級結構依然對文化和日常生活影響巨大。因此，印度尼西亞對我而言是一個天堂式的社會。連我自己都沒意識到，我可以高興地與差不多任何人交談——內閣部長、公共汽車駕駛員、軍官、傭人、商人、女服務員、中小學老師、異裝癖妓女、小流氓，以及政客。我很快便發現，最坦率、最有趣的被訪談者是普通人，而不是正漸漸出現的精英群體。
從1957年到1963年5月，全國一直處於軍事管制之下。沒有選舉，新聞在一定程度上被審查，然而只有為數不多的政治犯，他們生活得相當舒服。但是，國內分化嚴重，氣氛有時候很緊張。我可以訪談各個政治派別的人——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左右兩翼的民族主義者、不同類型的穆斯林（包括那些因武裝叛亂入獄剛出來的）、華人、警察和士兵、當地的皇族和年長的官僚。我告訴他們我在研究日據時代晚期和革命早期，這差不多是每個人都記憶猶新的話題。
在此過程中我有很多奇妙的經歷，尤以我對一對兄弟的訪談最為神奇，哥哥是共產黨政治局（Politburo）的成員，而弟弟則是陸軍情報部（Army Intelligence）部長。（在「西方」，類似的事情是難以想像的。）哥哥工程師薩柯曼（Sakirman）個子非常矮小，身體肥胖，革命期間領導過爪哇中部地區的一支大受歡迎的左翼武裝民兵組織。剛開始他對我有一些懷疑，但很快他就意識到，我是千真萬確對他的政治青春感興趣。他熱忱了起來，給我講了很多。弟弟帕爾曼（Parman）將軍看起來與他哥哥非常像，但觀點截然不同。當我去他家請求約見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他在他的車庫裡興高采烈地玩著一個價格不菲的電子玩具火車系統，好像他才10歲一樣。他告訴我他晚上來接我。
他是坐一輛貼有隔熱膜的舊款大眾汽車來的，我後來意識到他載我去了情報部在丹那阿邦（Tanah Abang）區的安全藏身處。它從外面看起來就像一座年久失修的庫房。我們一開始交談，我就意識到了他以為我來自中央情報局，因為他自誇說他在共產黨內部安插有非常優秀的間諜，以致他數小時內便知悉了政治局的決定。很費了一番口舌才讓他意識到我不過是一個學生，不是間諜。但是後來他明智地談起了他在「兵補」（Heiho）[7]中的早期軍事經歷，「兵補」附屬於日本佔領軍，有時候被投入太平洋地區的戰鬥，但更多時候則是被用於防禦工事建設的體力活。他似乎相當喜歡這一段經歷。
後來，我最具啟發性的一些訪談就是對於印度尼西亞士兵的訪談，他們曾接受過日本軍隊的訓練，要麼是作為正規軍、游擊隊員（以防盟軍打過來），要麼是作為情報人員。雖然因為顯而易見的民族主義原因而徹底反對佔領本身，但是他們全都非常尊敬他們的日本教官。若干年後，我讀到一位將軍的非常有趣的回憶錄，他宣稱就他的訓練而言，唯一不喜歡的東西就是公共廁所。它是被向下流動的山澗溪流沖刷的。日本人堅持在上游排便，因此他所謂的他們臭不可聞的「香腸」（sosis），就從在下游排便的印度尼西亞人面前漂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