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命運以不同於我之前所預期的方式顯現了出來。沒過多久，我就被康奈爾怡人的自然環境迷住了，就被喬治·卡欣聚焦印度尼西亞、東南亞和美國的亞洲政策的講座課程迷住了。第一年康奈爾生活結束之前，我意識到我已然最終決定我願意奉獻終身之事：當教授，做科研，寫作與教學，在學術和政治取向上追隨卡欣的腳步。隨後我會進一步談到卡欣，他不僅僅是一位優秀的學者，而且是個充滿信念和活力的人。
因此，我留了下來。我母親很高興我終於安頓了下來，儘管她對我遠離她、遠離我的弟弟妹妹有所抱怨。因此，我差不多每週都給她寫信，並且每年聖誕節和暑假都回家。她也經常給我回信，西莉亞姨媽給我寄來了剪下的填字遊戲，它們通常比美國的填字遊戲更難完成。
雖然我剛到康奈爾不久便被卡欣關於東南亞的講座吸引了，但我卻花了數月的時間才適應美國的研究生生活，甚至花了更長的時間才明白，因為有東南亞專業，康奈爾大學在當時是個多麼獨特的地方。為了解釋這種獨特性的本質，我們必須暫時放下康奈爾，思考美國人所謂的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突然崛起。
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一直奉行孤立主義，即使它的全球經濟擴張政策是侵略性的。人們會記得，儘管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做出了巨大努力，美國還是拒絕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美國只有菲律賓一個重要殖民地，而且它自己作為一個前殖民地，經常尷尬地參與「歐洲」和日本殖民帝國主義的遊戲。到1930年代中期，菲律賓將於1946年獨立的日程已經被設定了出來。美國有一支龐大、現代的海軍，但其陸軍和空軍卻無足輕重。根據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美國的直接政治干預主要局限於它所謂的「自家後院」：中南美洲、加勒比海的一部分地區，以及一大塊太平洋地區。美國學界觀照了這一大方向。因為很多美國人的根在歐洲，又因為歐洲學術的聲望很高，所以有大量美國學者研究西歐的主要國家——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蘇聯也有人研究，因為它被視為強大的意識形態敵人。在亞洲，受到普遍關注的國家只有中國和日本。研究後者主要是因為其軍事力量，它即將在太平洋地區與美國的軍事力量抗衡。就中國而言，早期的濃厚興趣是被大量美國傳教士激發的，他們自19世紀末以來就在那裡工作。1940年代末，隨著蔣介石政權土崩瓦解，很多中國學者到了美國，包括反動的和自由派、一流的和平庸的，大大增強了漢學的影響。不同於來自日本或者其他亞洲國家的學者，他們中很多人都抱有特定的政治目的。通過與思想觀念相似的美國亞洲問題學者聯手，他們後來成為美國亞洲學術團體中一個重要的、有影響力的派別。
有人做了一些關於印度的研究，但受歐洲東方主義的影響，主要局限於為梵語學者所閱讀的書籍，而不是關於當代印度殖民地時期的著述。除個別人類學家之外，幾乎沒有人研究非洲、中東、中亞或者東南亞。就東南亞而言（菲律賓除外），重要專家的數量屈指可數：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和格雷戈裡·貝特森（Gregory Bateson）研究巴厘島（Bali）、科拉·杜波依斯（Cora Dubois）研究阿洛島（Alor），以及魯珀特·埃默森（Rupert Emerson）研究馬來半島（Malaya）。遲至1958年，我開始在康奈爾大學政治學系學習，這個小系為研美學者（Americanist）所支配。一位教授負責蘇聯，另一位教授負責西歐。喬治·卡欣負責整個亞洲。沒有人講授拉美、東歐、非洲或者中東。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改變了一切。美國突然成為了世界霸主。德國和日本被徹底打敗了，英國和法國雖然屬於戰勝國一方，但都被它們的參戰費用搾乾了，以致它們作為世界帝國主義強國的地位急劇衰落。到1960年代，它們的殖民帝國已然基本消失。唯有蘇聯尚在，但它依然是一個地區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強國。儘管美國曾置身於國際聯盟之外，但它現在變為聯合國的核心組織者，其標誌是聯合國總部地處紐約。在這些新的情勢之下，勢力比以前更大的美國精英們敏銳地意識到，對於世界上很多他們期待在其政治中起關鍵作用的地區，他們知之甚少。自從去殖民化疾風暴雨般在亞洲，稍後在非洲爆發以來，愈發如此。
區域研究在戰後美國的出現，直接反映了這個國家的新霸權地位。政府開始把大量財政和其他資源投入到對西歐之外國家的「當代」政治和經濟的研究中，對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文學和藝術研究的投入則要少得多。隨著冷戰大幕的開啟，對於政策研究的興趣日漸濃厚，尤其是關於依然被理解為「世界共產主義」的或真實或想像的威脅。在這一輪學術擴張中，驅動力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和五角大樓。但是，很多大型私立機構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會，在一定程度上偏置了政府的「政策」聚焦。
這些基金會的高級官員通常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他們是在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的長期執政之下成長起來的，其思路比政府官員更加開明，在一定程度上不那麼沉迷於反對「世界共產主義」。他們中很多人都堅信更加深入的、基於歷史的學術的重要性，這樣的學術更有可能在開放的大學健康發展，而不是在政府相關機構。他們也更清楚長期規劃的必要性、建設足夠多的學術圖書館和高效教授「二戰」前少有研究的語言的緊迫性。
西方人眼中的「東南亞」是怎麼樣的呢？長期以來，中文書面語一直有「南洋」一詞，它是一個模糊的地理術語，意思差不多是「南部地區」，但也意味著「水域」。因此，它表示可以從水路或者海上航道通達的北京以南地區。在不同時期，它可以意指中國境內的東南沿海各省、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群島、馬來半島，但並不意指陸路通達的緬甸和老撾。在日語中，它的同源詞「南方」（nampo）在明治時期獲得了一種更加清晰、更具政治色彩的含義，不但包括我們現在所謂的東南亞，還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當作托管地統治的很大一部分西太平洋地區。
第一個在完全現代的意義上使用術語「東南亞」的西方學者是傑出的緬甸專家約翰·弗尼瓦爾（John Furnivall）。1941年，就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他出版了《東南亞的進步與福利》(Progress and Welfare in Southeast Asia)。但是，決定性的變化是在「二戰」期間出現的，即路易斯·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東南亞戰區司令部」（Southeast Asia Command）的建立，那是一支旨在「解放」除美屬菲律賓——它由華盛頓負責——之外的整個東南亞的盟軍部隊。東南亞戰區司令部不但（短暫地）恢復了英國在緬甸、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殖民統治，而且為荷蘭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亞、法國在印度支那的類似努力，提供了重要幫助。然而，在戰爭結束之後不久，司令部被撤銷了。
穩定而普遍地使用「東南亞」一詞最初是從美國開始的，就像之前的日本一樣，美國企圖支配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整個地區。各歐洲帝國一直滿足於在內部瓜分這個地區，於是它們的關注點都集中在它們自己的殖民地。這一重大政治變化不可避免地對學術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戰前，關於東南亞不同地區的最優秀的研究，差不多全是出自有學識的殖民地官員，而不是宗主國大學的教授。這些官員生活在某個殖民地長達數年，經常對當地的當代或者古代語言有所瞭解，有時候娶了當地婦女或者與她們有染。（一小部分人是同性戀者，但必須盡可能地掩飾這一情況。）他們往往把自身的學術工作視為一種業餘愛好，主要對考古、音樂、古代文學和歷史感興趣。總體而言，這些是他們可以自由發言的領域。從事政治和經濟研究並沒有這樣流行，因為作者們往往必須聽從殖民政權。
最為重要的是，他們通常只研究一個殖民地——他們被分派去的那一個——對其他殖民地幾乎沒有興趣或者瞭解。大學者約翰·弗尼瓦爾撰寫過一部有條不紊的、基於比較方法的著作——討論英屬緬甸與荷屬印度尼西亞的《殖民政策與實踐》(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但他是直到離開官僚機構之後才開始寫作的。因此，到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關於東南亞的美國好書依然非常罕見，以致我這一代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學者型官員，前提是必須學會用法語或者荷蘭語閱讀。關於緬甸，我們都讀弗尼瓦爾和盧斯；關於印度支那，我們都讀穆斯和戈岱斯；關於馬來亞，我們都讀溫斯泰德和威爾金森；關於印度尼西亞，我們都讀施裡克、皮若和范勒爾。[4]
這種模式在戰後美國幾乎徹底顛倒了過來。從那以後，關於這個地區的學術差不多全是由教授和研究生完成的，他們幾乎沒有或者完全沒有官員的經歷。他們的職業與繁忙的日程意味著他們很難在這個領域花費任何真正有效的時間。第一代人中很多從來就沒有牢固地掌握這些語言，比如緬甸語、越南語、高棉語（Khmer）、他加祿語（Tagalog，即菲律賓語），甚或泰語和馬來亞—印度尼西亞語。很多人確實娶了東南亞婦女，但他們通常是把妻子帶回了美國。
學科重點也發生了一大變化，反映了美國政府優先考慮的事項。政治學變得非常重要，緊隨其後的是經濟學，然後是人類學（華盛頓對部落和少數民族叛亂非常感興趣）和近代史。對文學和藝術的真正興趣則難得一見。
美國圖景的另一特徵也值得簡要提及。除了菲律賓以外，美國基本上沒有學者們可以著手研究的殖民地檔案，這自然就鼓勵了對當代的聚焦。在英國、荷蘭和法國，大量的帝國殖民檔案是一種重要資源，因此，長期以來，甚至是在去殖民化之後，年輕一代的荷蘭學者主要研究印度尼西亞，法國學者主要研究印度支那，英國學者主要研究馬來亞、新加坡和緬甸，而且研究的是歷史問題而不是當代問題。歐洲學者花了一代人以上的時間才在智識和體制上適應美國人所倡導之物。
美國的「東南亞研究」始於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倡議的為專業性的學術工作創造必要的體制空間。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耶魯（1947年）和康奈爾（1950年）這兩所大學獲得了創辦跨學科的東南亞專業的大量資金和體制支持，包括設置新的教授席位、建立圖書館、設立專門的語言培訓課程，以及提供田野工作津貼和研究員席位。
選擇這兩所大學首先是因為它們在初創的艱難時期有可以利用的領導人才。康奈爾大學這個專業的首任主任是人類學家勞裡斯頓·夏普（Lauriston Sharp），他在1930年代研究過澳大利亞土著居民，但戰爭期間被臨時徵召進了國務院，被分配去研究東南亞。他對「未被殖民的泰國」產生了特殊興趣，回到康奈爾之後建立了康奈爾現代泰國項目（Cornell Modern Thai Project）的分支研究。
夏普聘請了兩位至關重要的人物。約翰·埃科爾斯（John Echols）是一名語言學教授和語言學家，熟悉12門以上語言，原本對斯堪的納維亞感興趣，「二戰」期間被安置在瑞典中部搜集情報。戰後他變得對印度尼西亞非常感興趣，編撰了第一部印度尼西亞語（bahasa Indonesia）—英語詞典。正是他大大發展了康奈爾的東南亞語言教學，最終這所大學具備了教授該地區所有主要方言的能力。埃科爾斯在其他方面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在康奈爾圖書館裡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東南亞文獻收藏，在沒有任何個人經濟誘因的情況下，將其餘生奉獻給了這一艱巨任務。為什麼被招進本專業的教師極少流動到其他大學？為什麼一流的學生成群結隊來到康奈爾校園？這裡的藏書是主要原因。
第二個重要人物是喬治·卡欣，也是一位不同凡響之士。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的幾年裡，他在哈佛讀本科，並開始變得對國際事務非常感興趣，包括遠東的國際事務。如果說夏普和埃科爾斯並不非常關心政治，那麼卡欣則相反。在珍珠港遭襲之後，他旋即在政治上變得活躍了起來，這明確顯示了他的進步思想和個人勇氣。偷襲激起了針對沿西海岸而居的日裔美國人的暴力回應，「二戰」期間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被抓了起來，關進可怕的集中營。西海岸那些寡廉鮮恥的種族主義商人趁機拒絕還債給敵僑，導致他們的命運雪上加霜。卡欣聯手一位令人欽佩的貴格會教徒，倡議使用法律和其他手段強迫這些人還債，儘管當時的政治氣候讓這樣的行動看起來很不愛國。
當年輕的卡欣加入美國陸軍的時候，他受到的訓練是被傘投到印度尼西亞和馬來亞的日軍後方。無需贅言——如果有人瞭解五角大樓的話——他最終卻被派往了意大利。但他的訓練讓他對印度尼西亞產生了持久不變的興趣；復員的時候，他作為研究生回到了學校，於1948年開始在印度尼西亞為政治研究而進行田野調查，當時正值印尼為獨立而進行長期武裝鬥爭期間。他成為了很多著名印度尼西亞民族主義者的密友，設法闖過了荷蘭人的防線去訪問群島的很多地方，給美國報紙發回了親印度尼西亞的文章，後來又遊說美國國會支持印度尼西亞反對荷蘭。
1951年，卡欣來到了康奈爾，不久後出版了他的經典之作《印度尼西亞的民族主義與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關於當代東南亞政治的第一部美國學術大作。對康奈爾而言，他是至關重要的新成員。因為當時美國對東南亞的關注主要是政治方面，而他是一位政治學家，因此很多年輕人有志於在他的指導之下學習。不幸的是正趕上麥卡錫時代最狂熱的時期，卡欣在國務院的右翼敵人編造了他對印度尼西亞共產主義很友好的虛假理由，收走了他的護照長達數年。
因為夏普的支持，卡欣幫助把另外兩位重要的而且完全不同的人物招攬進了東南亞專業。一位是經濟學家和經濟史家弗蘭克·戈利（Frank Golay），他在「二戰」期間被徵召進了海軍情報處，培養出對菲律賓的興趣。他是正統的經濟學家，在很多方面相當保守，但他的學科是重要的，他對菲律賓的關注是切實的，他是一個好老師。第二位是克萊爾·霍爾特（Claire Holt），一位真正浪漫且非凡的女士。她出生在裡加（Riga）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成長於沙皇俄國末年，所以她的母語是俄語。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全家遷到了瑞典，她最後成了一名舞蹈記者和報紙評論員，尤其是芭蕾舞，最初是在巴黎，後來是在紐約。
她丈夫在一場離奇的事故中喪生，之後她和朋友一起開啟了一次東方之旅。但在荷屬印度尼西亞期間，她喜歡上了這個地方和這裡的人，迅速地把爪哇舞學到了熟練的高水平。她還愛上了才華橫溢的德國考古學家威廉·斯圖特海姆（Wilhelm Stutterheim），並通過他獲得了關於印度尼西亞被殖民前文明的全面認知。後來，悲劇在她的生活中重演。1940年春納粹入侵荷蘭之後，斯圖特海姆，連同殖民地的所有其他德國人都遭到了拘禁。太平洋戰爭爆發時，荷蘭殖民政權決定把被拘留者遷往英屬印度。但斯圖特海姆所在的輪船在蘇門答臘海岸被日本飛機擊沉了，船上的所有人都命喪黃泉。
回到美國之後，克萊爾被招募去教年輕的外交官和情報官員馬來語和印度尼西亞語。她一直幹到了麥卡錫時代，麥卡錫時代讓她怒不可遏，情緒低落，所以她辭了職。卡欣早就和她相識，抓住這個機會把她請到了康奈爾，她留在了那裡，直到1970年去世。她沒有學歷，因此不能成為教授，但她是一名優秀的印尼語老師，是殖民地社會、印度尼西亞文化和表演藝術的活字典。她是這個專業中唯一真正在東南亞某地生活過多年的成員。她也是唯一的女性，唯一真正對藝術感興趣的人。
耶魯大學的東南亞專業要小一些，但它有一些康奈爾不具備的優勢。它的創始人是卡爾·佩爾策（Karl Pelzer），一位流亡的奧地利農業經濟學家，曾在殖民地時期的印度尼西亞工作過，專門研究殖民地的大種植園。但關鍵人物是哈里·班達（Harry Benda），直到他英年早逝；班達是捷克猶太人，年輕時曾在戰前的爪哇從事過商業工作。日據時期，他被關進了集中營，九死一生。1946年獲釋之後，他投奔了美國，最終在康奈爾寫就了一篇優秀的博士論文，討論的是「二戰」前和「二戰」期間在印度尼西亞的日本人與穆斯林之間的關係。他是卡欣最早的學生之一，儘管他年紀稍長。他的政治學學位論文絲毫沒有妨礙他在耶魯成為歷史學教授，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那時學術生活的流動性。
佩爾策和班達賦予耶魯的這個專業以一種「歐洲」文化和視野，相比而言，康奈爾更加「美國」。但兩個專業彼此相距並不算遠，驅車可達，教員之間相交友好；到我來到康奈爾的時候，兩所大學在暑假期間輪流主辦了極為出色的語言學習班。
四位老師對作為研究生的我影響至深，他們構成了一個極其多樣的性格、天賦和興趣的組合。克萊爾·霍爾特和哈里·班達是我的歐洲同胞，對歷史和文化非常感興趣。班達有著天才的大腦，徹頭徹尾的懷疑主義人生觀，以及不安分的秉性。他致力於自身思想的「不落陳套」。他忠於美國，但從未真正覺得自己是它的一部分。克萊爾·霍爾特對我來說很特別，我在她家裡度過了很多時光，向她請教藝術、舞蹈、考古和爪哇人的生活。有時候我們會一起朗誦俄羅斯詩歌。她完全沒有學術派頭，讓我也不致太沉湎於學術文化。
卡欣和埃科爾斯是兩位毋庸置疑的美國紳士，善良、溫和、正直，對他們的學生全心全意。埃科爾斯把我引進了現代印度尼西亞文學，讓我對詞典產生了歷久不渝的喜愛。直到今天，在我的私人圖書館裡，我最喜歡的那個書架還是只擺滿了各種各樣的詞典。我每次看到以他命名的難以置信的圖書館藏時，都會想起他的無私奉獻。卡欣在政治上形塑了我，包括他的進步政治、他對國內和世界其他各地正義的激進堅持，以及他對真正分歧的容忍。
夏普和卡欣都是聰明的學理型政治家，意識到了按學科設立院繫在美國大學的影響力。他們也比耶魯的佩爾策和班達更好地認識到，東南亞專業的發展和穩定取決於將新教師在智識上、經濟上整合進系裡。在美國，新聘的年輕教師要先試用六年，在此期間他們很容易被開除。至遲在第六年，他們將接受關於教學和論文發表記錄的全面審查。倘若通過審查，他們就在級別上從助理教授升至副教授，獲得終身教職，這就意味著他們不能被開除了，除非因為犯罪活動或者嚴重的性醜聞。
因此，夏普—卡欣式策略涉及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發現能夠通過展示令人信服的學術資格而獲得終身教職的年輕人。（通常，各系並不如此對東南亞感興趣。）找到這樣的年輕人之後，他們就用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的經費給這些年輕學者開幾年工資，條件是如果他們從學科視野來看做得好，就會被轉到院系的常規薪酬預算裡。第二階段是確保這些年輕人大量承擔與東南亞無關課程的本科生教學。以我為例，我講授過諸如「社會主義的傳統」、「英聯邦的政治」、「軍方的政治角色」、「政治與文學」等課程。雖然這牽涉很多工作，但它讓這個專業避免陷入孤立與東方主義。關鍵的一點是，這個專業的每名教師都應具備一門學科的紮實基礎，並能夠講授很多別的課程，而不僅僅是東南亞。
要在1950年代實現這些目標依然是相當困難的，但情勢在1960年代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俄羅斯人先於美國人把宇航員送入太空，這一成就讓美國很多在政界勢力強大的人士和機構焦慮不安。這次丟臉的部分原因被歸結為美國高校發展遲緩。但是，更加廣泛的焦慮同時存在：朝鮮半島的戰爭、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的崛起、印度支那不斷加劇的危機、南亞的戰爭、中東的不穩定等等。從大約1960年開始，大量資金以獎學金、語言課程等形式投放進大學。類似康奈爾東南亞專業這類的區域研究開始第一次從政府那裡獲得大筆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