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的蔣介石與孔祥熙
汪朝光[1]
1927年以後的中國政治，以國民黨「黨治」為中心，而又受到派系政治和軍事權力的強烈影響。以練兵打仗起家的蔣介石，以其對軍權的掌控，成為國民黨內最大的實力派，其權力又由軍而政而黨，漸漸滲透到國民黨統治架構的各個方面。抗戰爆發以後，為因應戰時特殊需要而設立的國民黨總裁製度，賦予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最後決定權，從而完成了蔣介石以黨領政治軍的個人獨裁的權力建構過程，蔣介石真正成為國民黨內說一不二的最高領袖。
作為國民黨的最高領袖，蔣介石仍然需要通過一定的權力網絡實現其統治權力的運用和伸展。在這個權力網絡中，親緣關係據有不容忽視的地位。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對親緣關係的重視，因為個人獨裁權力架構對權力運用的特殊需要，因為近代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遲遲不能完成，建基於法治化、民主化制度體系下的權力運作在中國難以達成其任務，從而使人際關係，也包括親緣關係，在中國的權力運作中一直起著重要的作用，國民黨和蔣介石亦不例外。
從蔣介石的親緣關係網絡考慮，大致可以包括如下方面的內容：
（1）蔣介石與宋美齡，夫妻政治與家庭關係。
（2）蔣介石與宋子文、孔祥熙，親緣政治與親族關係。
（3）蔣介石與蔣經國，血緣政治與家庭關係。
（4）蔣介石與宋靄齡，親緣家庭關係。
（5）蔣介石與其他親戚，親緣家庭關係。
綜合各方面的因素，親緣關係在蔣介石權力運用過程中的長處主要在於：
（1）居高臨下，控制權力，有利於蔣的個人獨裁。
（2）一榮俱榮，形成政治權勢集團，並經此掌控國事。
（3）政策運用可以得心應手，進退自如。
（4）經由親緣關係網絡的發散而形成更寬泛意義的網絡關係架構，以集合人才，為己所用。
但是，有利必有弊，親緣關係在蔣介石的權力運用過程中也有其短處，主要表現在：
（1）礙於親緣關係，政治運作不能隨心所欲，如蔣介石與宋子文的關係。
（2）一損俱損，受親緣關係之累，影響政治形象，如蔣介石與孔祥熙的關係。
（3）以親緣關係私相授受，影響政治的現代化，如蔣介石與蔣經國的關係。
（4）過度依賴親緣關係，可能導致國民黨內其他派系和個人的進取心受到影響，產生離心傾向。
總體而言，在蔣介石大陸執政期間，對親緣關係網絡的構建與依賴，前期較後期為重，有利處亦多，然以形勢的不斷變化，其親緣關係網絡亦顯現更多的弊端，並基本終結於大陸執政期。以下以蔣介石和孔祥熙的關係為例，討論蔣介石的親緣關係網絡在其大陸執政時期的利弊得失。
在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人中，以孔祥熙最為年長，不過，他成為國民黨陣營的要角，也是在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時期。1927年以後，孔祥熙和宋子文同為蔣所信賴的當家理財之重臣，各有貢獻。但是，在蔣介石當政的22年間，孔祥熙當了近2年的行政院長（1938年1月至1939年11月）和9年半的副院長（1933年11月至1937年12月，1939年11月至1945年6月），總計11年有餘，佔了蔣主政時間之半，而且由於蔣在抗戰期間的兼職太多，無瑕管事，因此，孔在戰時雖為副院長，實際卻當著行政院的家。反觀宋子文，在戰前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前後計4年（1929年5月至1931年12月，1932年1月至1933年11月，其間兩度代理行政院長近一年，1930年9月至1930年12月，1932年8月至1933年3月），再從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長（1945年6月真除）到1947年3月免職，雖然當院長的時間較孔為長，但在行政院實際任職的時間只有孔的一半略多，而且實際權力和活動空間也沒有孔那麼大。解讀這種差異的關鍵因素在於蔣、宋、孔之間複雜而微妙的人際關係。
孔祥熙與宋子文同為留學美國名校（孔先後畢業於美國歐柏林大學和耶魯大學），受到西方文化熏陶，但孔出身山西票號商人之家，與宋出身的傳教士之家顯然有別。在孔家，留學更多的是鍍金，不似宋家那般因虔誠信教而對西方文化有出自內心的領悟，故中國傳統文化對孔祥熙所保留的影響顯較宋子文大。與宋子文常常表現的居高臨下、自信自傲相比較，孔祥熙給外人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謙和敦濃、平易親近，人際關係自較宋子文為優。兼以孔祥熙自幼浸染於晉商之家的氛圍，深諳商人精明算計、注重利益之道，處理政治亦如經商，圓滑融通，不似宋子文那般固持理念、不知進退。孔祥熙曾對陳佈雷說：「財政經濟在書生看來甚為複雜，其實很簡單，即是生意經而已。彼自稱，彼從生意出身，故能領略此道。」結果被文人氣息甚濃的陳佈雷斥為「怪哉此論也！」[2]然孔以生意經處理政治和人際關係，自然在國民黨內複雜的政治派系和人際紛爭中更易立足。尤其是當蔣介石成為國民黨內說一不二的獨裁領袖之後，孔祥熙認定其主政之道即唯蔣是從，對蔣依順，更不會在錢財用度方面與蔣難堪，自然得蔣歡心。孔能長期坐穩行政院的頭把和二把交椅，成為國民政府時期任職時間最長的行政院高官，自有其為官之道，而處理與蔣的關係當為首要因素，正因為孔對蔣的唯命是從，蔣對孔亦頗為放手。
在1933年11月宋子文辭職、孔祥熙接任行政院副院長之後，孔即對蔣盡心盡力，被蔣認為在「中央散漫無主」之時，「幸庸之不避勞怨，在京主持」。故當孔祥熙「急思嘗試」院長時，一向看重獨斷權力的蔣介石卻並無責怪，反認為「此亦一道也」。[3]1938年1月1日，蔣介石卸任行政院長，讓孔祥熙過了把院長癮。然孔接任後，有幾件事為蔣所不滿：一是孔辦事庸碌，只知「有財政而不注重整個政治」；二是孔注重謀取私利，不斷為輿論所批，「對外失信」，「輿情太惡」；三是孔祥熙一度主持與日本謀和，被堅主抵抗的蔣認為是「行同求和，彼猶不知誤事，可歎」。[4]更令蔣「可痛」的是，他本來對孔頗為放手，「一與商討財政，彼即憤氣怒色相加，凡重要事機皆秘而唯恐我知道，我亦樂得不知，一任彼之所為，而彼今以你是領袖之言相加，是全將余助他之好意誤會」；甚而有如宋子文之「違忤不從，至為痛苦，因之心情燥急，時用忿怒也」。[5]因對孔有所不滿，1939年11月，蔣介石復任行政院長，孔祥熙又改任副院長，但即便如此，蔣對孔較對宋的態度仍有明顯差別。對宋，蔣是嚴詞厲色，不稍緩和；對孔，蔣則用語溫和，不無自責。蔣將孔由行政院長改任副院長，是為了「減輕庸兄責任，免受冤屈」；對孔不滿時則提醒自己，「對孔何時現鄙嫌之意與嚴厲之聲，應切戒之」；感覺「庸之言行態度皆令人不滿」，當「勸其改正」；即便是對孔祥熙下屬販運鴉片謀利這樣明顯違法之舉，蔣的態度也不過是「庸之對鴉片運輸事不能遵令停止，以人言藉藉，貪小失大，更為憂悶，故終日鬱鬱不舒，乃休養不足之過也」。[6]總之，在孔祥熙貪污案發前，蔣的日記中甚少記載對孔如同對宋那樣過於嚴厲的批評與責難。
蔣介石對孔祥熙的維護，更明顯地表現在對1942年1月反孔學潮的處理。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進攻香港，國民政府緊急派遣飛機去港，接運被困在港的若干知名人士。但當接運專機回渝時，傳出只接回孔二小姐和幾隻洋狗的新聞，遂至引起後方多個城市的反孔學潮。[7]蔣介石雖認識到此由於孔祥熙處事不當所致，起初有令孔「辭去」之想法，但又認為「因有人反對而去，則甚不宜也。國人與青年皆無辨別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顛倒，自古皆然，可勝浩歎哉」。隨即又將此歸結為「反動派鼓勵昆明各大學學生遊行示威，以庸之為其目標，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張君勱之流，可謂喪心病狂極矣」；「此乃政客官僚爭奪政權之陰謀，可謂喪心極矣」；提出「對各大學共黨赤化分子應作肅清之整備，各大學校長對教授應徹底整頓」。[8]對此，不僅是在一線參與處理學潮的國民黨人不服，提出「黨內有若干足以資人口實之事件，應由黨內迅謀適當之處置，以免敵黨作為煽動之工具」。[9]而且也為蔣的親近左右所竊竊私語。蔣的侍從室秘書陳方認為，對學潮「直接壓抑，不會有何效果，因為孔之為人莫不痛恨，為孔辯護者，均將遭受責難」。侍從室六組組長唐縱認為：「報載孔副院長病癒視事，這無異激勵青年學生，增加委座之困難。也許孔故意為此，使委座不得不為之解脫，而彼得以一勞永逸也。然天下人無不歎息委座為之受過也。聞為此事，委座與夫人鬧意氣者多日。自古姻戚無不影響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難矣哉！」他認為：「有效之方法，莫若孔氏表示辭職。」蔣的首席秘書陳佈雷憤然曰：「孔不但不辭職，而且要登報，表示病癒視事。旋即歎曰，孔氏對朋友對領袖對親戚，均不宜有如此忍心害理之舉。」[10]
雖然蔣介石對孔祥熙可謂維護備至，但孔在國民黨內外的形象卻在持續下跌，國民黨內不少人也期待「總裁能將孔罷免以大快人心否？」[11]事實上，此時再由孔祥熙主政，非但不能為蔣分憂，反而成為蔣的拖累。1944年6月，孔祥熙受命赴美，出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創立會議，蔣介石已有意借此讓孔逐步淡出國內政治舞台。孔亦知蔣的用意，一面主動作態請辭，一面又與陳佈雷「談其不能不請辭之苦衷」，希望通過陳得蔣之「書面慰留」。引來陳大發感慨：「其實何必！」陳告孔：「退回辭呈較批答慰留更為親切之意。」[12]據唐縱記載，蔣介石在退回孔之辭呈前，曾「問佈雷先生，究外間對孔之輿論如何？布雲，普遍的批評，孔做生意……黨內的批評，孔不瞭解黨的政策，違背政府政策行事。委座雲，現在沒有適當的人接替……布公雲，委座沒有徹底改革決心！」[13]其後，國民黨軍隊在日軍發起打通大陸交通線的豫湘桂作戰中又一次大規模敗退，引致國內民怨沸騰，蔣為緩和外界批評，借此機會改組政府，於11月任命俞鴻鈞代孔祥熙為財政部長，12月任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但仍保留了孔祥熙的行政院副院長職，可見對孔仍留有餘地，而孔在事前特電蔣：「意以為如在美任委座專使，則副院長名義須保留云云。」[14]戀棧之態真是躍然紙上。軍委會參事室主任王世傑認為，「此甚不妥。予於午飯後面告蔣先生」。[15]但王的意見並未被蔣接納，孔仍照舊留任，招致「輿論仍有所不滿耳」。[16]直至其後孔之重大貪污案發，引起各方嚴重關切，蔣亦再無理由任孔自為，繼續敗壞國民黨的形象，方才不得不下決心最終撤孔。
1942年，國民政府曾以美元借款為擔保，發行一億美元公債，但銷售情況並不理想。其後由於通貨膨脹，法幣幣值急跌，美元公債的票面價值與實際價值的差距越來越大，未發行的債券遂有濃利可圖，引來發行方中央銀行的貪官謀利，而作為中央銀行總裁的孔祥熙對此不僅不聞不問，而且收取好處，成為共謀。自1945年初起，即有知情人舉報超過1000萬美元的公債貪污案，其案值之大，情節之劣，使蔣不能不重視。5月間，蔣電召在美國的孔祥熙「速回」，以圖查明事實，再作處理。正值此時，孔祥熙在國民黨六大執委選舉中以最低票勉強當選，原規劃之中常委則落選，使蔣驚訝於「其信望墮落至此，猶不知余往日維持之艱難也，可歎」。至此，蔣已無法再為孔「維持」，引致外界集中攻擊國民黨的「貪腐」，遂於6月1日決定自己不再兼行政院長，免去孔祥熙的副院長，推出宋子文任行政院長，翁文灝任副院長。為此，蔣「亦甚煩惱，但為黨國計，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認為孔「不能為黨國與革命前途著想，而徒為本身毀譽與名位是圖」，[17]故撤孔是為正當。
但令蔣「煩惱」的還在其後。孔回重慶後，蔣介石在7月中旬連續約見孔祥熙，談央行貪污案。蔣先「告以此案調查經過與事實及人證物證，囑其好自為之。彼猶不肯全部承認也」；繼「審閱中央銀行舞弊案全文，為之痛憤不已。研究處置辦法，必須將其全數追繳，全歸國庫，然後再由余負責解決」。12日晚，蔣約孔談時，「直將人證物證與各種實據交彼自閱。彼始猶指誓強辯，令人痛心，殊愧為基督徒矣。余再以嚴正申戒，彼始默認，余仍囑其設法自全，乃辭去」。但次日上午，孔在見蔣時，仍「總想口辯，掩飾為事，而不知此事之證據與事實俱在，決難逃避其責任也。余以如此精誠待彼，為其負責補救，而彼仍一意狡賴，可恥之至」。直到14日上午，蔣再約孔談話時，「彼承認余之證據，並願追繳其無收據之美金公債全歸國庫也」。惟其如此，孔祥熙仍不願痛快承認此事，21日又派其女孔令儀攜其函見蔣，「圖賴如前」，並通過陳佈雷告蔣，「恐此美金公債或落於外人手中」，令蔣感覺「此人無可理喻」，「貪劣不可救藥」；「為庸之事不勝苦痛憂惶，未得安睡」；又「因之未能午睡，痛憤極矣」。[18]
事已至此，蔣介石認為「庸人不可與之再共國事矣」，在7月25日下令免去孔祥熙的最後一個實權官職——中央銀行總裁，由俞鴻鈞接任。蔣在日記中自記，「撤孔之舉猶嫌太晚矣」，然此「實為公私兼全與政治經濟之成敗最大關鍵也」，「惟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像也」。不過，格於一損俱損之關係，蔣介石最終對孔祥熙的處理也就是撤職了事，而對如此貪污大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19]沒有人為如此貪腐大案下獄坐牢。作為孔的頂頭上司，信用孔、放任孔當政長達10餘年的蔣，似乎也不需要承擔什麼責任，甚而在他那本罵人無數的日記中，仍然是過在別人，功在自己。也難怪跟蔣多年、諳熟蔣之心理、時任軍委會政治部部長兼三青團書記長的張治中，「對於蔣先生之作風，曾面致批評，大意以為自負過重，不肯輕易讓人」。[20]
論及蔣介石和孔祥熙之間的關係，他們互相之間的親緣脈絡紐帶是不可忽略的事實。蔣、孔之間雖無血緣關係，但孔妻宋靄齡和蔣妻宋美齡是姐妹，故蔣孔之間由此形成牢固的家族親緣關係網絡，在一向注重家族親緣關係的中國傳統文化環境中，此等關係的重要性自無可諱言。而當蔣介石成為握有實權的政治領袖之後，一方面是他對孔的長期重用，一方面是孔對他的忠心支持，所謂一榮俱榮，蓋出於此。蔣對孔長期的重用和信任，無論如何解釋，亦難以避免親緣關係的作用，這在國民黨內也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他人對此雖有腹謗，而明面上則無可奈何。
但是，蔣介石對孔祥熙的信任和重用，雖然出於家族親緣關係的作用，有利於維持其對政治的掌控，但也在國民黨內留下了諸多負面影響。因為蔣用人既如此，孔用人亦然，各有圈子和親信，其他人再照貓畫虎，多以親緣、地域、人際關係為用人的標桿，自然阻擋了黨內外正常的政治上升空間，有意循正道上進者難免意態消極，而那些無能低俗之輩則四處尋求關係，從而形成為國民黨用人體制的固化與僵化之局，不以功績而以關係論陞遷，非常不利於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生死競爭。王子壯認為：「今日所好者，雖組織派別甚多，而莫不以蔣先生為中心，是國家有一主宰，但其左右手之互相對立，甚至排擠，下層幹部每缺乏公正努力之標準。」國民黨元老丁惟汾則感歎：「抗戰日久，困難叢生，弊竇百出，耳目所接，非法不平之事所在多有，社會上反感日滋，的為事實，若一窮究竟，與負責當局均有若干之關係。如蔣先生不以親屬當政，公私猶易分明，謗怨之集，當為稍差。」此固為一損俱損之謂。尤其是到抗戰後期，國民黨內對蔣孔關係的議論實際上已經不限於蔣之少數親信左右，而是擴散到了國民黨高層的相當範圍，蔣對孔的繼續信任與重用，負面影響實已多過正面效應，對國民黨長期穩固執政非但沒有幫助，反而成為負擔，只是蔣仍固執於其領袖權威，不願輕易再作調整。以至於當孔祥熙出國時，「若干重要會議以前由孔氏代為主席者，現均躬自為之，此蓋表示對他人未能十分信任也」。[21]
不能說蔣介石對孔祥熙的長短之處完全不知，以蔣與孔相知之久之深，他對孔的長短只能是比別人看得更深刻更透徹。透過蔣日記中罵孔的記載，剝離那些純屬發洩的憤激刻薄話語，我們仍可發現，其間還是反映出相當的歷史真相與人性真實。對孔及其親屬貪腐舞弊而引致輿論批評的所作所為，如上所述，蔣也頗為不滿甚而是憤怒。但是，在國共鬥爭的大背景下，蔣總是不憚以敵我矛盾的刻板劃界以及政治鬥爭的僵化思維觀察外界對孔的批評，認為「社會對宋孔豪門資本之攻訐幾乎成為全國一致之目標。共匪宣傳之陰毒與深入如此，以此為倒蔣手段也」。[22]加以家族親緣關係的牽制，所謂「親戚家庭之難為其情，是不得已也」。[23]因此，蔣對孔也就只能是用其長而不能治其短。著名報人胡政之一針見血地評論為：「蔣先生作風脫不了一私字，即用人不出親戚及黨同志範圍……作風已莫可挽救，前途異常可慮。」[24]
比較起來，蔣介石與孔祥熙的關係明顯好過蔣介石與宋子文的關係，其間關鍵因素當在孔深諳蔣之心理，對其基本以服從為首要。如孔的親近秘書所見，「孔摸透了蔣介石的性格，對蔣極端恭順，勇於替蔣背黑鍋，因而長期取得蔣的信任」。「孔對蔣是百依百順，從未看到或聽說他對蔣的決定有所違拗；侍從室送來許多密封的額外支付命令，孔無不照辦。」[25]其實，孔也有其個人的打算與主意，也未必對蔣那麼言聽計從，但孔多數情況下是做而不說，至少其不似宋那般，當面不從蔣意，讓蔣下不了台。因此，蔣在日記中對孔的態度，除了美元公債案發後格於外界的負面反應而忍無可忍之外，多為「煩悶痛苦」，「抑鬱無已」，「令余為難」等表述，似乎是內心痛苦多過憤激，與對宋的態度顯有區別。[26]以吳國楨的觀察：「蔣形成了一個習慣，那時他從不聽與之相左的意見。正由於這點，沒有人敢提出自己的建議，周圍的人都在揣摩他的心思，所以他們提出的建議，通常是那些被認為最能取悅於蔣的東西。」「孔祥熙絕對如此」，而宋子文「對蔣的態度不如孔祥熙對蔣那麼尊重」。[27]
觀察蔣孔關係，還有一個因素是不能忽略的，即夫人政治的作用。蔣介石自認「一生惟有宋女士為我惟一之妻」；感其「協力謀國之盡誠，世無其匹也」。[28]如陳佈雷所言，「委座處理政治，如同處理家事」。[29]宋美齡則為之作了最好的註腳，她有言：「無論商家與住室，若無家主與老闆娘時刻貫注全神，管理業務，則必不成其言……因之無論家與國，皆必須有主，而且必須全賴其主者自身之努力奮鬥，其它皆不可靠也。」[30]故在蔣宋夫妻心目中，國就是家，蔣介石既為「家主」，宋美齡就是「老闆娘」，夫妻唱和，宋美齡的意見自然在相當程度上影響到蔣之決策，而宋美齡一向與其姐、孔祥熙夫人宋靄齡關係甚好，也因此而時時袒護孔家。宋靄齡為宋家六兄妹之長，不僅熱衷於干政，而且因其家庭關係和歷史淵源，也有資本和資源干政，尤其是當她和宋美齡結合，通過各自的方式對蔣施加影響時，自然非任何其他外人所可比。吳國楨認為，孔夫人宋靄齡對蔣「施加的影響比其它任何人都多」。[31]王子壯認為，「宋氏門中之權威在宋靄齡，孔之夫人也，乃多方設計，由蔣夫人以支持孔之地位」。[32]
在討論蔣介石與孔祥熙的關係時，蔣處在孔之上，既要用孔之長，有時又難免護其短，而蔣自身亦有其長短所在。以抗戰時期而論，蔣對抗戰的堅持及其大局觀和對國際大勢之把握，顯然較孔更具領袖素質。然蔣對維護其領袖個人獨裁威權統治之固持而與孔形成的複雜矛盾關係及不時為家族親緣關係所累，又為後人留下了諸多值得探究之論題。
[1] 汪朝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2] 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43年11月16日，群眾出版社，1991，第390頁。
[3] 《蔣介石日記》，1935年8月10日、11月26日。
[4] 《蔣介石日記》，1938年3月19日，1939年7月12、19日及8月26日。
[5] 《蔣介石日記》，1939年7月19、31日。
[6] 《蔣介石日記》，1939年9月2日，11月18日，1941年1月31日、5月26日，1942年12月9日。
[7] 除了運狗不運人的新聞外，當時還訛傳吳稚暉全家在港被困自殺，郭泰祺、王寵惠、王正廷等均在港或被俘或自殺，「以是一般愈見憤慨」。實際上，上述諸人當時均在重慶，並未遇險，而飛機運狗不運人的新聞經查證亦有不實之處，故反孔學潮的發生雖起於傳言，而實有複雜背景，與國民黨內的派系矛盾不無關係，三青團即在此中扮演了積極角色。「三青團團員為爭取領導權起見及避免他黨譏諷起見，參加者亦多，大部分則為中立分子，為謠言所激動。」（《趙澍致朱家驊》，1942年1月7日，朱家驊檔，藏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檔號35～3）因此，蔣介石頗為「震怒」，認為「我青年團幹部糊塗散漫，一任反動派從中利用與之便，而昏昧不悟」。（《蔣介石日記》，1942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