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武：目前關於蔣介石的研究能分為四大塊，分別是歐美、日本、中國大陸與中國台灣，本場次主要談及的是海外的部分，亦即是歐美與日本的蔣介石研究。四個區塊雖分別有其傳統與立場，但卻也相互影響，有些觀點及意識形態不同，但卻有交錯出來的火花，甚至有相近的結論，這是我想談的第一點。第二點我想指出的是，這幾個史學傳統的突破通常遭遇新史料出土或是意識形態的改變，而史料（文本）的出現更為關鍵，近來因為《事略稿本》及《蔣介石日記》的出現，興起一股熱潮，使史料與史學相互推動，促成新的動力。第三點必須提出的是，如果我們以上述觀點來看，目前史學走入全球化時代，大量大陸研究者前往胡佛觀看《蔣介石日記》，不同傳統間的對話變成是必需的，二手研究的回顧必須以全球為視野，關注不同語言的研究成績，因此如果我們要在研究上有所突破的話，就必須站在這四個傳統之上才行，才有機會作出新的研究。第四點，如果由提升蔣介石研究的觀點來看就是一個大課題。我曾與柏克萊大學的葉文心教授談到蔣介石，她認為蔣介石研究為歐美史學研究邊緣中的邊緣，因此我們如何將他放在全球的潮流中，或是將他自後冷戰視野中跳脫，擺回冷戰架構中觀察，便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因此蔣介石應該不僅僅是兩岸對峙的格局，而應該是世界史的格局。
從上述四點來看，過去對蔣介石研究與評估性觀念糾纏一起，多半帶有評價。台灣與大陸為兩極，蔣在台灣是民族英雄、世界偉人，在大陸則是封建殘餘。日本也有類似的兩極，《蔣總統秘錄》便為右派（正面）的產品，但相對地也有左派的批判。美國方面也有類似的現象，艾愷（Guy S.Alitto）的《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介石》便曾對此作過回顧。蔣介石初期的形象與亨利魯斯相當有關，在型塑蔣介石的歷程裡，亨利魯斯將他刻畫為相當正面的角色，是親美、基督教徒，且將中國帶往現代化的人物；而史諾等親共者，便將其形象作分裂的處理，建構出蔣介石的負面形象。但近年來，隨著研究鐘擺的擺盪，台灣與大陸開始從極端逐漸向中間靠攏，在台灣從戒嚴到解嚴之後，蔣中正被拉下神壇，其塑像也被不同團體所拋棄，在師大校園裡，甚至以戲謔、玩笑式的方法對待其塑像；大陸方面也逐漸開始肯定蔣介石的部分成果，這包括了肯定蔣的北伐與抗戰正面戰場的成績等等。
美國的部分，因為美國在東亞的中國失敗，因此在爭論誰失去中國的問題上，便將錯誤推往蔣介石身上，所以其形象相當負面。我們能從上述三個面向看到鐘擺的搖動，喬納森·范比（Jonathan Fenby）的新書中仍是舊的思維，他批判蔣介石是一個無能的領導者，代表著不具整合的意識形態，以負面觀之。陶涵（Jay Taylor）的書則有新的變化。陶涵曾在兩岸從事外交工作，因此他對兩岸的觀點能有深入的認識，他也見過蔣介石，驚訝於蔣介石的手相當軟弱。更重要的是，在後冷戰時代裡，美國開始脫離為何失去遠東的議題，脫除易勞逸（Lloyd E.Eastman）批判的角度，走出冷戰格局。陶涵的書中突破了以往處理問題僅及1949年的弊病，多談了蔣介石在台灣的統治，也突破了負面形態的評價，尤其備受讚賞的是他談到史迪威事件，批判史迪威在軍事上的出兵失敗，相對地認可蔣介石的戰略規劃。他認為史迪威較蔣介石更會操弄美國媒體，因此史迪威掌握了論述，形成了偏見，醜化了蔣介石，也形成了美國所流行的論述。他肯定蔣介石在北伐、抗戰的功勞，並且推崇他建國10年的作為，他不認為蔣介石是法西斯主義者，因為他沒有種族優越感，不擴張領土也不強調個人崇拜，反對殖民主義，甚至有點社會主義色彩，認為他是和平的愛好者。但他也提到一些蔣負面的部分，像是他跟黑社會之間的關係、縱容腐敗、黃河決堤、特務政治、越級領導、放縱家族、內戰失敗及白色恐怖等，他試著將正負面形象交織一起，算是相當具有衝擊性的作品。他全書的最大優點是用了《蔣介石日記》，多達幾百個腳注都來自日記，不過因為他的中文並不好，很多地方都是透過研究生幫忙才能處理的，但令人好奇的是他如何處理日記這份數據，這跟我們觀看日記有何不同。
安妮·尼爾森（Annie Neison）（哥大政治系）的書評中提到，陶涵所想談的形象與蔣介石想在日記中呈現的樣子是相同的。我自己覺得，蔣介石的自我批判相當強烈，因此我們經常使用史料時會引入《蔣介石日記》中他自己的用法。伍百義的研究認為，中國書寫中有自訟的特點，批判自己的道德缺失，這是宋明理學的傳統之一，甚至與他人交換日記彼此觀看。因此，中國書寫中的自訟傳統與西方心理傳記的寫法不同，書寫是外在檢驗者，是外在的法官，強調恥（shame）感，西方的日記則是原罪（sin）的感覺較多。尼爾森認為他是傳統宋明理學加上基督教傳統結合而成的，而陶涵在書寫上直接引用了蔣介石自我批判的文句，這點常為他人批評。
由此，我們或許也能理解，蔣介石為何讀了50年的《荒漠甘泉》，這本書給他的最大啟示是一個人面對逆境應該堅忍不拔。在陶涵的書中，蔣介石成為一個僵化、固執、嚴肅、無趣的人，這不管是內在或是外在皆然，如果我們回歸到日記本身，或許我們能討論一下日記中呈現的蔣介石與現實中的樣子有多大差距，蔣介石不若他自己說的那麼壞，或許也不如他自己所說的那麼好。漢娜·帕庫拉（Hannah Pakula）所撰的《最後的皇后：蔣宋美齡與現代中國的誕生》（The Last Empress：Madame Chiang Kai-shek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一書的出現，也算是鐘擺的代表之一，雖說作者不會中文，不過用了許多美國人所留下的私人記錄，包括記者、傳教士或是留學生的。他的寫作策略是相當具有可讀性，算是通俗傳記作品，甚至提到蔣宋美齡在美國曾有一夜情。作者對於東方有相當多的刻板印象，對宋美齡也是，用大量引文描述她的外形，諸如身材。這些書其實缺乏歷史架構，只能是增補一些細節跟考察。日本的部分大概是介紹了一下日本的研究團隊，我們訪問了川島真與家近亮子，目前有些紛亂，整合性或許還需加強。
呂芳上：我在成功嶺受訓第一次見到蔣介石，但他並不高。我去年在加拿大皇后大學（Queen』s University）參加重新評價蔣介石會議（Re-assessing Chiang：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他們目前採用多角度研究蔣介石的方式，其中一個女士以照片為材料認識蔣介石，這相當有意思，也比較能吸引讀者。她舉了一個例子，1948年蔣介石就職總統時，李宗仁著戎裝出席，幾乎使其成為副官，所以讓李宗仁感到被羞辱。另一篇則提到蔣介石的幽默，談的不是蔣介石的幽默感，而是他被作為幽默的對象。再有一篇提到他的雪恥觀念及其如何激勵自己實現新的目標，這樣倒是相當有趣的視角，完全將他作為一個人來研究，能作為我們未來的方向。
吳淑鳳：我們盼望能多引介一些海外的成果，或許搭配了我們的資料就成了新的成果或為新的方向。我們研究時，或許能進行情報的交流。另外，書評也相當重要，希望各位能多多撰寫書評投稿《「國史館」館刊》。
劉維開：從照片、日記與資料都能呈現不同的蔣介石，目前「國史館」大概是藏有蔣介石照片最多的地方，照片或許是一個能開發的方向，目前能公開的大概有1000餘張，《蔣中正總統檔案》裡也有許多照片，另一批是不公開的底片，我們尤其應該處理的是這一批。之所以沒沖洗，是因為不符合其形象所以沒被沖洗的NG（No Good）照，從這才能看到他「私」的一面。因此不雅鏡頭、沒有假牙等照片其實不能沖洗，以前照相是連拍的，再從一堆影片中挑選合適的，呈現其官式模樣，期待「國史館」從此入手，公開此批資料。
唐啟華：日本方面也開始利用一些日本當地的數據，企圖建構出蔣介石的形象，我參加日本山田辰雄的會，他曾經提到研究蔣介石或許是中日和解的關鍵。或許，這與兩岸要共同研究蔣介石，想達成兩岸和解的目的是相同的。
汪朝光：陶涵的書大概算是修正史學的開端，他們的研究確實有啟示意義，分析方法便是其中之一，不過他們也有弱點，中文畢竟不是他們的母語，無法體會其微妙。我們對於蔣介石的語言，或許也能加以討論，像是他對學生的訓話真是乏味，不若毛澤東談話那般生動，吸引聽眾。這點是由母語為中文的研究者來處理，或許較佳。
王奇生：《蔣介石日記》中確實有相當多自我批判，但蔣介石對其詩文、演說卻相當自信，自認為是革命領袖，自我感覺良好。
劉維開：我去年參加了川島真在日本的會，我們大概能看到日本對蔣介石研究的趨勢，像是蔣介石的日本淵源或是說蔣介石與日本的關聯、蔣介石對日本的觀感與日本因素，川島真便提到高田時期的經驗對蔣介石日後相當有影響，因此他會注重軍紀跟衛生，甚至是刷馬習慣都留下了影響。日本對《敵乎？友乎？》一文相當感興趣，為何這一篇要由蔣介石口述、陳佈雷筆記、徐道鄰發表，進而分析相當細微的片段。他們也開始要談一些研究在地化的部分。
陳群元：日本方面對《敵乎？友乎？》的興趣，其中一個原因或許是認為日方當時若能注意到這一篇文章的話，中日關係的發展或許會有不同的樣貌，甚至可能避免一戰。可惜的是，《敵乎？友乎？》在當時並未受到日方的重視。有吉明駐華公使雖然注意到了這篇文章，但他的報告並沒有被日方高層當一回事。當時中日關係自1935年1月開始，出現了有些戲劇性的「親善」氣氛，日方未能重視這篇文章，可說是白白地錯失了一個可能真正拉近中日關係的機會。事實上，蔣介石曾透過外交系統調查日本方面的反應，但一直都沒有得到日本重視此文的消息。
李君山：當時駐日公使蔣作賓發了一個電報給蔣介石，認為日本重事實不重理論，《敵乎？友乎？》一文並沒有任何漣漪，因為根本沒人知道誰是徐道鄰，連駐日公使對此都不清楚。汪兆銘本與蔣介石言明要發表親善論，汪先行，但蔣未跟。
陳群元：或許當時蔣介石有考慮到對內因素，希望能維護他抗日的外在形象，因此才低調借用徐道鄰之名發表。
劉維開：不過能選擇的人選相當多，選徐道鄰則是相當奇怪的，若以陳佈雷署名，則意義將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