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相關主題的研究回顧與展望（海外）
黃克武[1]
一 引言
蔣中正先生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十分關鍵的一位人物，因為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他在過世之前，就成為時事報道以及政策與學術研究的一個焦點。他在1975年過世之後，更成為學術研究的重要題材。近年來，隨著台灣「國史館」的檔案、《事略稿本》、《日記》等史料的開放，他再度吸引了學者們的目光。除了海峽兩岸最近在台北、北京、杭州等地曾舉辦過多場學術研討會之外，在國外學術界，例如美國學界近年來至少已有兩場以蔣介石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第一場是2008年4月在亞特蘭大舉行的AAS年會的一個分組討論。第二場是2009年8月7日至10日在加拿大女王大學（Queen』s University）舉行「重新評價蔣介石：一次國際性對話」（Re-assessing Chiang：An International Dialogue）工作坊。此外在日本學界，東京大學也於2009年11月舉辦了一場有關蔣介石的學術討論會。由此可以反映國際學界對此一課題的重視。
目前海外關於蔣中正的研究依照地域可分為兩大部分，歐美與日本。此2區塊與台灣及中國大陸，共同構成蔣中正研究最重要的4個學術傳統。4者雖分別有觀點及意識形態上的不同，但卻也相互影響，甚至得出相近的結論，由此可見歷史真相之探求絕非渺不可得。本文藉由考察海外蔣中正研究成果，俾能使國內的研究者掌握當前國際間對於蔣中正相關研究的實況，作為深化此一研究的學術基礎。然囿於各種限制，本文目前所探討的研究成果，以英文與日文的出版品為主，地區則主要限於美國與日本，他種語文與區域之狀況只能俟諸來日。
英美學界目前正逐漸擺脫過去將蔣中正給予負面印象的歷史詮釋，走向正負交織，或說較為客觀的歷史敘述，加上近年來相關資料的大量公開，也帶來了新一波研究的熱潮。英美學界的動向是在細節上做更細膩的探討，或從事跨地區的比較研究、文化面向、國際視野，尤其突出美國因素的重要性，此外則是跨足戰後台灣的發展，如蔣氏在台之施政與後來民主化的關係等。
日本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一方面跟著世界潮流，另一方面跟著中國研究趨向而發展。他們和中國大陸的學者一樣，對前往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查閱蔣日記甚感興趣，不過尚未看到較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其焦點有三：第一，他們著重探討國民黨權力基礎何在。第二，著重於戰爭，尤其關注蔣中正的作戰與戰略。第三，他們特別重視外交史方面的研究，從外交的角度來研究蔣中正的一生。同時在處理上述的議題時，日本學者特別注意挖掘日本當地的史料，以探討蔣與日本的關係來解答上述的問題。
海外的變化與台灣、大陸的研究趨向有密切的關係。台灣在解嚴之後，蔣中正被拉下神壇，轉而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大陸方面也逐漸改變以往批判的視角，開始肯定蔣中正的部分成就，這包括了他在北伐與抗戰正面戰場的成績等，這些看法都與海外的研究相配合。本文僅能對美日地區研究成果進行初探，未來可繼續深入探討，尤其是關注其他國家如印度、埃及與歐洲的法國、德國等地，這些地區都有許多與蔣有關的外交檔案，也形成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值得進一步加以瞭解，以期將現有的蔣中正的學術研究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
二 早期美國的蔣介石研究
對於1986年之前的英文有關蔣中正的研究成果，艾愷（Guy S.Alitto）所著《西方史學論著中的蔣中正》一書已做過詳盡的分析。[2]根據艾愷所說，在80年代中期以前，美國相關研究主要有以下兩點共識。第一，蔣中正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而且也是一個愛國者，這幾乎是西方學界的共同結論。包括費正清（John K.Fairbank）、塔區曼（Barbara Tuchman）、鄒儻（Tang Tsou）、梅斯基爾（John Meskill）都接受此一觀點，而且即便批判他最深的克拉布（O.Edmund Clubb）亦同意此點。不過克拉布覺得他為了消滅共黨，遷延對抗日本乃為一大錯誤，因此批判蔣的「安內攘外」政策。
第二，蔣中正的性格受儒家思想影響，律己甚嚴，生活節儉，擇善固執。湯普森（James C.Thomson）的分析指出，除了儒家思想之外，蔣也受到了日本武士道的影響。此外很多學者指出他有法西斯主義的傾向。三者結合之下，埃薩克（Horold Issacs）則認為他有著凶狠無情、血腥鎮壓反對者的特點。對他帶著儒家思想的認定，也聯繫到蔣中正作為地主及資產階級保護者的描述。此一觀點直到易勞逸（Lloyd E.Eastman）改採較為修正主義的態度，他認為蔣中正並未具有任何階級基礎，而他也認為蔣並非一般所認定的法西斯主義者。田弘茂也表示蔣中正試圖將中國國民黨轉為法西斯黨，卻未能成功。不過因有上述的爭論，這樣的看法影響了《劍橋中國史》的論述，該書即認為蔣中正融合了儒家與法西斯主義。
在蔣中正受儒家影響的討論上，易勞逸認為蔣的儒教是「過去的俘虜」，而毛澤東則是要擺脫過去，不斷革命。因此便產生了一種認為蔣中正被儒家思想腐蝕的觀點，萊特（Mary C.Wright）與畢仰高（Lucien Bianco）都持此一看法。易社強（John Israel）甚至以為這樣的落後、保守的儒家思維完全不能吸引年輕人，因而也成為日後蔣失敗的一個原因。梅斯基爾、田弘茂、克拉布等都同意此一特點是蔣中正的缺陷。
其次，英文學界對蔣的評價亦有一些爭議點。這部分集中在討論為何蔣中正「失去中國」這一核心問題。許多人論述的焦點是：為何毛澤東成功而蔣介石失敗？其中多半歸結於蔣的「限制」，因而產生異於毛澤東的結果。易社強認為他缺乏對群眾運動的信心；陳福霖（F.Gilbert Chan）批判他沒有彈性；畢仰高等學者也認定他的軍事專業方面的背景有其限制，使其行事僵化。但艾愷卻認為，蔣中正雖因其軍事背景而帶來視野的限制，不過或許也因為他的軍事背景，才能完成一些非軍事將領所無法完成的事情，諸如平定紛爭與叛亂而統一全國。卡文迪斯（Patrick Cavendish）、易勞逸、克拉布與費正清都確認他是一個不能或缺的人物，尤其在1927年之後，當局面需要他時，他便出來平衡各派。西安事變更使他的地位鞏固，這點也為費正清、梅斯基爾、易勞逸、薛光前等學者所同意。各家學者也都肯定1927年至1937年間他為增強以南京為首的中央政府權力的努力。畢仰高則直言蔣中正在此段時間想達成兩個目標：一是創立自己的威權，二是建設一個統一的國家。不過，就所討論的國家統一問題來說，有學者指出蔣中正或許未曾完全地統治過中國大陸，他所達成的只有表面的統一。這部分是因為蔣的北伐是與地方軍事利益和保守社會團體妥協的結果。
至於蔣中正為何無法建立起一個強大中央政府，部分學者則認為其關鍵在於軍事力量的不足與派系鬥爭問題。費慰凱（Albert Feurwerker）與吉丁斯（John Gittings）都支持這樣的觀點，也認為軍閥持續阻礙國家的統一，但蔣卻苦無足夠的軍事力量來鎮壓他們，甚至在抗戰時期還依賴地方軍閥。史景遷（Jonathon Spence）在《改變中國》（To Change China）一書中，甚至表示蔣中正只不過是聯軍統帥。在派系問題方面，他力圖在各派間維持均勢的平衡，追求集權中央，卻又無法控制地方。
總結關於蔣中正為何失去中國大陸的課題。艾愷歸納出4個西方學界所下的論斷，乃是因為他未能做到以下幾點：（1）群眾組織與運動必須跟隨在軍事成功之後進行；（2）建立持久的政治機構；（3）實現農村改革或土地分配；（4）彌平現代、城市與傳統、鄉村間的鴻溝。上述的失敗，多是相對於毛澤東的成功而作的對比，對蔣來說或許並不盡公平。這樣的討論僅是套用毛澤東成功的元素，來批判蔣中正的缺失，進而確立毛澤東成功乃是不可避免。在討論「為何失去大陸」的主題時，易勞逸與眾多作者都將焦點置於農村以及群眾運動組織上，僅有杜勉（Jurgen Domes）例外，但也因此使他受到了忽略土地問題重要性的批評。薛立敦在《分裂的中國》（China in Disintegration：The Republic of Era in Chinese History）一書中便認為中國乃是分裂的兩個世界，舊的傳統的無法跟上新的潮流，以建立新中國。60年代至70年代許多美國學者努力於詮釋毛澤東主義的不可避免性，薛立敦也認為，毛澤東將中國推過了整合的門檻，但蔣中正沒有這樣的成就。楊格（Ernest Young）則強調階段論，他認為1911年是集權解體，1920年是民族革命，1930年起是共產黨運動。柯文（Paul Cohen）著重地理上的因素，他認為中國是海岸與內陸不斷的交互作用，這類似於西方對東方衝擊的思考模式，內陸不斷吸收沿岸帶來的撞擊，形成現代化的歷程。阿瑟（Arthur Young）則認為，日本的侵略阻斷了蔣中正將中國帶往現代化國家的可能，因而影響現代化的發展，而高崗哲男（Kataoka Tetsuo）與范力沛（Lyman P.Van Slyke）更認為對日戰爭直接促成了中共的勝利。易勞逸則在《毀滅的種子》（Seeds of the Destruction：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一書中，直接指稱蔣中正必然失敗。鄒儻站在美國的角色上認為美國應該決定性地介入或撤出中國，而美國期待中國成為民主國家，實際上不可能辦到，因為蔣追求的是一個一黨專政的政府。總之，早期的研究多著重於解釋蔣中正的失敗，並以此映照毛澤東的成功。
三 日本蔣中正研究之概況
日本的蔣中正研究起源甚早，早在1927年即有《支那革命的統師蔣介石》一書出版，雖然篇幅不長，不過卻也顯示出於當時中日之間緊張關係的局勢下，蔣中正在北伐中逐漸崛起的態勢。蔣的崛起及其與日本特殊的關係，使得當時日本的蔣中正研究不僅出現甚早，其研究的數量甚至超過中國。再者，日本研究的角度也觸及蔣的親友或是敵人。戰前日本的蔣中正研究種類相當的多，從屬於傳記文學的小說、供政治參考的政策研究，到直接翻譯蔣中正的著作等，洋洋大觀。
戰後雖日本民間對蔣中正的觀感不錯，然戰後日本學界受到左派影響，基本上不重視蔣中正的研究，對蔣的評價幾乎都是否定的。相對於蔣的研究，孫文跟宋教仁在日本居留期間的研究相當多，這當然是因為探討孫文或是跟孫文相關的人，較不涉及左右派的問題。
50年代，隨著中國新局勢的展開，在日本自石川忠雄開始，培育出了山田辰雄等一批研究現代中國、國民黨及蔣中正的年輕學者。這批學者以慶應大學為中心，成為至今研究現代中國最重要的基地。70年代以後隨著世界上意識形態的對立逐漸消退，日本外務省也開始開放其檔案。日本國內的學術界在野澤豐和山田辰雄兩位教授的倡導之下，80年代民國史的研究開始出現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其中尤其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研究特別興盛。不過當時開放的檔案並不完全，同時在台灣的《大溪檔案》也沒有開放，因此有關蔣中正的研究仍顯不足。此時期的蔣中正研究尚有另一特色，就是不再出現宣傳性書籍，所出版之書以歷史分析為主。
90年代之後，對於中國的研究，日本學者提倡走出「革命史觀」，因此研究地域史及社會史成為主流。同時，在台灣有愈來愈多的檔案公開，也有許多報紙及雜誌重印。在這種情況之下，90年代初期雖然僅有伊籐信之、邵建國等人的研究成果，不過到了90年代後期，關於蔣中正的研究開始增加，尤其是關於南京政府的研究，以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比較研究中，蔣中正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人們的重視。此外，1994年黃仁宇的大作《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中正日記》出版，此書在日本翻譯出版後，由於沒有引注蔣中正日記的出處，而招致學術上的批評，然而卻也引發了日本學界重新思考以蔣日記來進行研究的開始。
四 2000年之後美日蔣中正研究之發展
2000年後美國與日本對於蔣中正的研究，進入另一新階段，或提出新的理解，或修正過去研究的錯誤。美國的中國史學家在2000年之後仍持續關注以往研究的一些議題，如中日戰爭期間蔣中正主政之下的國民政府，以及蔣為何失去中國大陸等問題。在相關研究中包含：蔣對邊疆、同盟上的策略表現，蔣汪關係，史迪威事件，魏德邁與蔣的關係等，仍受學者關注。雖對整體歷史詮釋未有翻轉式的變化，卻能有許多細節上的修正。比較特別的是，以往在中日戰爭期間所關注的議題多集中於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中英關係、中法關係、中俄關係等相關大國間的互動，近年來開始關切國民政府與其他小國或區域之間的關係。在2000年之後便有中泰關係、中印關係與中國內部西藏問題的論文，開啟另一種較新的視野。就後者來說，雖都是討論軍事上接收的策略問題，但卻也點出對日戰爭的驟然結束，使蜷居西南的國民政府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進行戰後接收工作，並特別闡述了中國東北接收的情形，將國民政府的崩潰，拉出一個異於以往幾乎一面倒指責蔣介石忽略土地改革、農民及經濟問題的另一個面向，並將戰爭失敗的遠因連接到接收東北的問題上。
隨著眾多新史料的出現，西方出現更多有關蔣中正的研究，然而如何從這些年來如《蔣中正日記》等新公佈第一手史料的爬梳與檢視過程中，提出新的詮釋角度，譬如是否可以從「機會主義的民族主義者」（opportunistic nationalist）等觀點，來重新解讀蔣中正一生，仍是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的重要課題，如胡佛研究所的林孝庭2010年出版有關民國時期邊疆問題研究的新著（Moder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A Journey to the West），即持此一觀點。
在日本的蔣中正研究方面，2007年所成立的蔣介石研究會（以慶應大學中國研究的核心系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後日本學者開始有一股比較凝聚性的力量。[3]尤其是前述50年代蔣介石的研究成果當中曾提及的山田辰雄教授是師承石川忠雄的一位核心人物。[4]從他開始，日本研究近現代中國的學者所關注的焦點是國民黨權力的基盤，或者國共之間的鬥爭；至於年輕的一輩則以山田辰雄的學生家近亮子、段瑞聰等人為研究蔣中正的代表學者。整體而言，日本學者的研究以資料見長，且長於挖掘與日本相關的研究課題，研究上主要是學者們利用蔣在日本時期的資料，撰寫與日本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相關的論文。
這一個現象可以稱為「在地化」的研究取向。例如東京大學的川島真教授便利用蔣中正在新潟高田炮兵聯隊實習一年的數據，並利用當時的報紙報道，書寫年輕時代蔣在日本的生活。日本敬愛大學教授家近亮子則也注意到日本地方報紙對蔣中正的報道，並重新到外交史料館尋找數據，希望藉此能找到一些二戰末期日本方面希望跟蔣結束敵對狀態的文件，並討論雙方的互動。最近川島與家近也到了斯坦福大學閱讀《蔣中正日記》，參考了1927年時的日記，將蔣在日本遊覽與居住的地方以及所穿著的服飾，都做細膩的考訂與描寫。他們希望能按圖索驥，跟隨著蔣的日記內容，追蹤他在日本的路程，並期望能找到相關的資料以為呼應。家近表示雖然台灣跟中國大陸的資料比較多，不過既然是日本蔣中正研究群的一員，因此也希望能挖掘與貢獻一些日本方面獨有的材料，以貢獻學界。日本方面近年來較多學者對蔣中正研究開始感到興趣，部分是因為蔣日記的開放所致，他們希望藉此能從中找到一些新的線索。除了在東京的學者之外，在京都地區如華裔日籍的伊源澤周與其學生西村成雄均投入蔣中正的研究。目前蔣中正研究會的成員的研究現況是，用一些日本獨有的資料作研究，但是這樣只能做一些有限定的小題目。因此日本蔣中正研究會的成員仍是以去美國看日記為趨向。不過，研究會成員之一的家近亮子表示，蔣日記只是佐料，能讓整篇文章變得更為細緻，但是並不能取代原有的基礎，因此周圍的基礎研究跟素材，諸如《事略稿本》、《困勉記》等其實仍然非常重要。
日本的蔣中正研究會除了有培育研究生的計劃之外，也有與國外機構或研究會合作與交流的計劃。例如他們與北大、社科院近代史所、浙江大學蔣中正研究中心、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等都將有聯絡或是合作，而山田、家近、川島都是浙江大學蔣中正研究中心的通訊研究成員，也密切參與中研院近代史所蔣中正研究群的學術活動。[5]
五 近年來美國蔣中正研究的重要成果
近年來美國方面有關蔣中正的研究成果可分成三部分討論，期刊論文、博士論文及專著，分別簡介如下。
（一）期刊論文
期刊論文討論的主題較為分散，只能概括為幾大項來做介紹。首先是宗教與文化部分。在宗教方面，哈佛大學的大瑞龍（Darui Long）教授的研究，提及蔣介石受到母親影響而親近佛教，並談及太虛（Taixu）大師受到蔣的資助進行全球巡迴一事。[6]在這方面康豹在2009年近代史所「蔣中正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研討會的論文《民國宗教團體與政治勢力的結盟：以王一亭與蔣中正的交往活動為例》亦曾更深入地討論蔣與佛教之間的關係。[7]
蔣的姻親宋子文家族也成為討論的焦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黃宗智的研究，探討的是中國近代領導階層中所展現出來的特色，主角是有能力運用兩種以上語言的人，或許也就是受到兩種以上文化熏陶的人，2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國，留學生便是一例，此外他也談及在美國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他在文中挑選宋家為例，兼談孫中山、孔祥熙與蔣介石等，受到西方教育者在中國位居高位並影響局勢。[8]關於軍閥與政治的領域，金伯利·馬坦（Kimberly Marten）從跨國比較的角度討論國家形成的過程中為何人民討厭軍閥。他舉出中世紀歐洲、民初中國、當前的索馬利亞與阿富汗等4個例子，其中民初中國的範例，即是蔣介石率軍北伐。[9]
對日戰爭時期蔣中正的研究成果較多，主要是綜合華人世界研究成果而成的。例如抗戰時中日外交與內政部分，有關於「蔣汪合作」，即是一研究熱點。基本上學者支持1932年至1935年間，蔣汪合作模式為蔣順從汪主導對日談判及實施對日妥協的外交方針，不過蔣汪對世界局勢的信心有所不同。汪精衛認為國際是冷漠的，蔣中正卻相信國際是會同情中國的，但因汪精衛的反共姿態，使他無法接受蘇聯及中共有可能是潛在的同盟者。但實際上蔣因為身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對「剿匪」省區有絕對的軍事及行政權力，但汪精衛卻無法對軍事、財政等方面有任何影響，僅是擁有行政院長的虛名，處理著瑣碎的政務。1935年時在重要事務方面，汪精衛甚至要前往南昌與蔣商議。但因汪精衛是行政院長，因此他也招惹較多非議與政治責任。在上海及華北的一連串停戰協議中，汪精衛也扮演了不亞於蔣中正的角色。當西安事變爆發後，蔣與共黨合作，使得汪精衛認為蔣的態度已變，對日政策也因而更變，兩人的合作終告結束。[10]許光秋討論空軍以及空中運輸補給之外，也分析了史迪威事件，[11]本文提供了許多討論日本戰略、美國戰略與中國思考的面向，也特別為史迪威與蔣介石解套，認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並非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彼此之間相互瞭解不夠所致。史迪威因為不清楚中國官場的習性，使得美國為中國發展空軍的美意，增添了相互奪取控制權的插曲，造成當時中美兩方不可能避免的衝突。
抗戰時的國際關係，也有不少的研究。早稻田大學教授村島英治在討論二戰期間泰國立場的論文裡，談到了1942年泰國勸蔣不要與日本為敵，而應團結亞洲於日本之下，共同打擊歐美帝國主義的過程。不過該文大部分的篇幅在討論泰軍行動，尤其是泰軍推進至緬甸的軍事行動與其和日本的合作關係。[12]古伊多·薩馬拉尼（Guido Samarani）所寫的一文，談及日本在30至40年代對東亞的戰爭行為，使得中國必須起而抵抗，尤其在珍珠港事變爆發之後，因為東部海面俱被佔領，因此必須仰賴印度提供補給。國民政府於是致力與印度發展良好關係，蔣中正與戴季陶都曾經訪問印度，並與甘地、尼赫魯等見面，討論國際局勢，併力勸印度戰時放緩其獨立訴求，先幫助英國等同盟國家反抗軸心國的侵略。[13]林孝庭發表的文章談及中國在成為世界四強之後，蔣力圖將其影響力進入到西藏的歷程。該文認為蔣中正對西藏的策略其實相當務實。此說修正了以往學界認定蔣退守西南之後，便將國民政府實力延伸進入西藏的看法。[14]王成勉利用剛開放的蔣中正日記以及魏德邁的數據而寫成，作者從中找尋為何史迪威失敗，但魏德邁卻能在華成功地維繫中美關係及中美同盟作戰，以及協助蔣中正調解國共衝突的原因。[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