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1947年巴黎出版的《思想》（La Pensee）雜誌，2—3月號。
保羅·朗之萬（Paul Langevin，1872—1946），法國著名物理學家，以對次級X射線、氣體中離子的性質、氣體動理論、磁性理論以及相對論等方面的工作而著稱。他在法國學術界傳播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並提出了「雙生子悖論」。
朗之萬是知識分子反法西斯警戒委員會（Comite de vigilance des intellectuels antifascistes）的創始人之一，這是在1934年2月6日發生極右派騷亂之後創立的一個反法西斯組織。1931年，朗之萬受國際聯盟的指派，到中國考察教育事業，並直接促成了1932年中國物理學會的成立。「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他在國際社會聲援過中國的抗日戰爭。1944—1946年，朗之萬任法國人權聯盟[Ligue des droits de l』 homme（et du citoyen），LDH]主席。在此之前，他剛剛加入法國共產黨。他因直言不諱地反對納粹而被捕。他在維希政權的大部分時間裡遭到軟禁。
朗之萬是皮埃爾·居裡的博士生。居裡因車禍去世後，朗之萬與居里夫人傳出緋聞，承受了巨大的社會壓力。後來，兩人被迫分開。多年後，朗之萬的孫子米歇爾（Michel Langevin）與居里夫人的外孫女埃萊娜（Helene Langevin-Joliot）結為連理。
朗之萬死後享有哀榮，被葬在先賢祠。
在愛因斯坦所有的法國同事中，他與朗之萬最為親近，政治理想非常契合。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愛因斯坦和朗之萬為增進法德關係共同做出的努力，進一步加深了他們的友誼。和愛因斯坦一樣，朗之萬也直覺地認識到，歐洲和平的關鍵在於法國與德國的和諧關係。在和平最終恢復後不久，朗之萬就離世了，這給愛因斯坦帶來了悲痛的回憶。愛因斯坦在自1939年創辦之時起就一直由朗之萬擔任編輯的雜誌上，與法國民眾分享了他對朗之萬的悼念之情。
相對於發生在這些不幸且充滿失望的歲月中的大多數事件而言，保羅·朗之萬逝世的消息對我的打擊更沉重。為什麼會這樣呢？難道他長壽的、充滿豐碩的創造性成果的一生不是很和諧地體現在他身上嗎？難道他不是因為對知識問題敏銳的洞察力而受到廣泛尊敬，因獻身於一切正義事業並對一切生靈表現出寬容、仁慈而獲得普遍的愛戴嗎？自然界為生命確定了界限，以使它在結束時彷彿一件藝術品一樣被表現出來，這一事實難道還不能使我們感到一定的滿足嗎？
保羅·朗之萬的逝世帶來的悲痛之所以如此刻骨銘心，是因為它使我體驗到一種被拋棄後極端孤獨淒涼的感覺。任何一個時代，都極少有人不僅對事物性質有清晰的洞察力，而且對真正人性面臨的挑戰具有強烈的感覺，並有採取鬥爭行動的能力。這樣的人物離開人世，他所留下的空隙是仍然活著的人無法承受的。
朗之萬具有極為清晰的科學思維，同時又不固守成規，並且對關鍵點有準確無誤的直覺性洞察力。正是由於這些特點，他的講座對不止一代的法國理論物理學家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朗之萬關於實驗技術的知識同樣非常豐富。他提出的批評以及具有建設性的建議總能產生實際效果，然而他自己的那些頗富創造性的研究對科學的發展也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特別是在磁學和離子理論領域。然而，他一貫樂於承擔責任的做法限制了他的研究工作。因此，他的勞動成果體現在其他科學家出版物中的要比在他自己出版物中的多得多。
在我看來，似乎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要不是其他人先提出了狹義相對論，朗之萬本來是能夠完成這項工作的，因為他已經清楚地覺察到了這一理論的本質方面。另一件令人欽佩不已的事則是他充分體會到德布羅意[1]思想的意義——薛定諤後來從這些思想中發展出波動力學的方法——甚至在它們尚未結合成為一個連貫的理論之前。我還能清楚地記得他告訴我這件事時的那種興奮與熱情——我也記得我是帶著猶豫與懷疑接受他這些話的。
朗之萬在一生中始終對我們社會與經濟制度的缺陷與不平等有清醒的認識，並為此感到痛苦。然而，他堅定地相信理性與知識的力量。他的心靈是如此純潔，他甚至相信，一旦發現了理性與正義之光，所有人都應該願意做出充分的自我克制。理性就是他的信念——一種不僅要帶來光明而且要帶來拯救的信念。他想要促使所有人生活得幸福的願望甚至比他對純粹理智啟蒙的渴望更加強烈，這使得他將大量時間與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啟蒙活動中。從未有一個求助於他的社會良心的人會從他那裡空手而歸。正因為如此，他那高尚的道德品質使許多無聊透頂的知識分子對他懷有刻骨的敵視。反過來，他卻對他們都表示理解，他那仁慈之心從未對任何人懷有怨恨。
我只能為認識這樣一位純潔並啟發人思考的人表達我的感激之情。
[1] 德布羅意（Louis de Broglie，1892—1987），巴黎龐加萊研究所理論物理學教授。1929年，因對電子的波動性研究，他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關於他與愛因斯坦之間的私人關係，在卡爾·澤利希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與瑞士》一書中，收有德布羅意教授的文章《1927年在索爾維委員會會見愛因斯坦》（Une rencontre avec Einstein au conseil Solvay en 1927）。——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