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伯特·杜福爾—弗倫斯（Albert Dufour-Feronce，1868—1945），生於倫敦，是瑞士將軍亨利·杜福爾（Henry Dufour）的孫子，1918年起在德國外交部工作，1920年被任命為德國駐倫敦大使館參贊。自1927年以來，他成為國際聯盟第一個來自德國的副秘書長，負責智力合作部門。
正如卡爾·澤利希（Carl Seelig）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與瑞士》（Albert Einstein und die Schweiz）一書中披露的，愛因斯坦在1923年12月25日寫給瑪麗·居裡的信中表明，當時的國際聯盟打著客觀公正的旗幟，實際上成為獲勝的強權政治的工具，因而他在1923年宣佈退出國際聯盟下的智力合作委員會。但是，當意識到這一決定對德國沙文主義者有利，而對國際聯盟的理想有害時，愛因斯坦又於1924年重新加入了這個委員會。
這封寫於1923年，給國際智力合作委員會的辭職信，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令人尊敬的杜福爾—弗倫斯先生：
您的來信我一定會回復的，否則您可能會對我的態度產生錯誤的看法。我決心不再前往日內瓦的原因如下：很遺憾，經驗告訴我，總體而言，委員會並不是真正下決心去促進國際關係在任何方面的實質性改進。在我看來，它更像是「做些表面功夫」（ut aliquid fieri videatur）這一原則的具體化身。對我而言，委員會在這個方面做得比整個國際聯盟更加糟糕。
正因為我渴望盡我之力，為建立一個高於國家的國際仲裁與調節機構而努力，我非常珍愛這個目標，因此不得不離開委員會。
委員會允許通過在每個國家建立一個國家委員會，成為該國知識分子與委員會之間唯一的溝通橋樑，從而成為鎮壓各國的文化少數群體的幫兇。因此，當各國少數群體反抗文化壓迫時，委員會的做法是有意放棄了給予他們道德支持的職能。
此外，委員會在與不同國家的教育中出現的沙文主義以及軍國主義趨勢進行鬥爭這一問題上，表現得如此漠不關心，使人們在這個如此重要的問題上，無法希望委員會做出真正的努力。
對於那些毫無保留地投入維護國際秩序與反軍國體制的工作中的個人與組織，委員會自始至終都無法給予道義上的支持。
委員會從來沒有試圖抵制對某些成員的任命，雖然明知這些人代表著完全不同的傾向。
我無意通過與您進一步爭辯來煩擾您，因為您會從我的字裡行間充分理解我的決心。我並不想做檢察官，而僅僅想表達我的立場。您應該清楚，如果我還抱有任何希望，都不會這樣行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