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第一部分首次發表於1931年11月22日《紐約時報》，第二部分首次發表於1931年9月23日紐約出版的《國家》（The Nation）週刊133卷，第300頁。
作為激進和平主義的倡導者，愛因斯坦決心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而戰，這一新秩序拒絕將戰爭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由於全球陷入經濟大蕭條、法西斯主義興起，他強烈地感覺到，1932年2月即將在日內瓦召開的裁軍大會是阻止另一場世界大戰的最後機會。在大會召開的幾個月前，匈牙利出生的出版家、作家伊姆雷·雷韋斯（Imre Revesz，後改名為Emery Reves，1904—1981）找到愛因斯坦，讓他再次分析參加裁軍會議的各方面臨的問題。受會議召開前正在進行的雙邊會談的鼓舞，愛因斯坦看到了大會的一線希望，但只有談判桌前的政治家們有決心貫徹全面裁軍的決議，希望才有可能實現。與此同時，愛因斯坦強調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旨在克服已經根深蒂固的美化軍旅生活的傳統。愛因斯坦重申，要想實現國際安全，其必要條件是所有國家都同意對他們的主權加以限制，並且遵守國際仲裁法庭的決議。與此同時，他指出義務兵役制是「白種人道德退化的主要原因」。正如他所說，「僅就限制軍備達成協議不能提供保障。強制仲裁必須有其可支配的行政權力，這些成員國能夠介入，並對擾亂和平者採取經濟和軍事制裁。義務兵役制是滋養不健康的民族主義的主要根源，必須加以反抗；特別是，拒絕服兵役者必須受到國際條約的保護」。
一
我可以從一個政治信條開始談嗎？它是這樣的：國家是為了人民設立的，而人民不是為了國家而存在的。這個對國家的信條也可以用在科學上。凡是那些將人格視為人類的最高價值的人都主張這種古老的說法。若不是因為它們時常有被遺忘的危險，尤其是在如今這個組織化和定型化的時代，我是不太願意再次提起的。我認為，國家最重要的職責就在於保護個人，並為他成為創造性的人提供機會。
國家應當是我們的僕人，而非我們是國家的奴隸。當國家強迫我們服兵役時，尤其是當這種奴役服務的目標和結果是殺害其他國家的人或是干涉他們的自由發展時，它就違背了這項原則。唯有促進個人的自由發展時，我們才會為國家做出這種犧牲。這些話對於每個美國人而言可能都是不言而喻的，但對每個歐洲人來說卻不是這樣的。因此，我們可以希望美國人能大力支持反戰鬥爭。
現在說說裁軍會議。當人們想到它時，是該笑、該哭還是該有所期待呢？想像一座城市裡居住的都是脾氣暴躁、不誠實而且愛好爭吵的市民。生命時刻遭受著嚴重的威脅，這使得任何健康的發展都變得不可能。市議會非常想補救這糟糕的局面，然而所有議員和剩下的市民堅持要繼續腰上挎刀。歷經數年準備之後，市議會決定就下列議題進行辯論：市民出門時，腰上挎著的刀該有多長和多鋒利？只要狡猾的市民不借助法律、法院或者警察的方式禁止攜帶匕首，事情就不會有任何不同。對於允許使用匕首的長度和鋒利度的規定只會讓那些最強壯、最狂暴的人受益，而弱者只能聽任擺佈。你們應該完全明白這個比較的寓意了。的確，我們有一個國際聯盟和一個仲裁法庭。但是國際聯盟不過是個聚會場所，仲裁法庭也無法使它的裁決生效。這些機構對任何國家遭遇的攻擊都無法提供安全保障。如果您記住這一點，那麼對於法國的態度，即在沒有安全保障的情況下拒絕解除武裝，就不會像通常那樣苛刻了。
除非所有國家都一致同意限制自己國家的主權，並聯合抵制任何公然對抗或秘密違反仲裁法庭裁決的國家，否則我們將永遠無法擺脫目前這種普遍混亂和恐怖的狀態。沒有什麼竅門能讓各個國家既保持無限制的獨立主權，同時又享有不受侵略的安全保障。難道還需要更多的災難才能使各國負責任地執行國際法庭做出的每項裁決嗎？迄今為止的事態發展讓我們很難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情形將變得更好。但是每一個關心文明和正義的人，都必須盡其所能讓他的同胞相信，所有國家都有必要承擔這種國際義務。
有人會反對這個主張，認為它高估了組織機構的效能而忽視了精神層面尤其是道德層面的因素。這不是沒有一點兒道理的。有人堅決認為精神上的裁軍必須先於物質上的裁軍。他們進一步正確地指出，實現國際秩序的最大障礙在於民族主義，這是一個被誇大到扭曲程度，並貼上了「愛國主義」這個讓人同情卻又被濫用了的名字。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裡，這個虛假偶像到處攝取著可怕致命的邪惡力量。為了判定這一異議是否具有價值，我們必須意識到[外在]組織機構和[內在]精神狀態是相互依賴的。不僅僅是組織依賴傳統的情感態度作為自己的起源和繼續存在的基礎，現存的組織也反過來對各民族的感情態度施以強大的影響。
在我看來，目前無處不在的民族主義之所以在各地如此致命地高速發展，都與義務兵役制——或者美其名曰「國民軍」——密切相關。一個國家要求它的公民服兵役，就必須對其進行民族主義精神的培養，從而為他們的軍事用途奠定心理基礎。除了讚美宗教外，國家在學校的青少年面前美化它的暴力工具！
因此，在我看來，義務兵役制的實行是白種人道德退化的主要原因，這種退化引起了對我們文化的延續，甚至是我們的存在的嚴重懷疑。這項詛咒與偉大的社會福祉一道開始於法國大革命，並在很短的時間內席捲了所有其他國家。
因此，凡是希望培養國際精神、反抗沙文主義的人都挺身而出，反對義務兵役制。難道對於公眾而言，與前幾個世紀裡那些宗教殉道者遭受的迫害相比，如今社會對於這些因良心而拒服兵役的人所進行的殘酷迫害要更光彩一點兒嗎？人們能像《凱洛格公約》[1]那樣，一方面譴責戰爭，同時又將不受保護的個人交由各個國家的戰爭機器嗎？
如果在裁軍會議上，人們不僅局限於討論組織層面的技術問題，而且從教育動機的立場直接解決心理問題，我們必須在國際法上設法給予個人以合法機會，使他拒絕服兵役。這樣的舉措無疑會產生巨大的道德影響。
簡短地總結一下我的觀點：僅就限制軍備達成協議不能提供保障。強制仲裁必須有它可支配的行政權力，這些成員國能夠介入，並對擾亂和平者採取經濟和軍事制裁。義務兵役制是滋養不健康的民族主義的主要根源，必須加以反抗；特別是，拒絕服兵役者必須受到國際條約的保護。
二
如果社會制度的發展能夠跟上其技術進步，過去的一百年間由人類充滿創造力的天才所給予我們的東西，本可以令人類的生活幸福無憂。實際上，我們這一代來之不易的成果，就像三歲小孩使用剃刀一樣。獲得絕妙的生產手段帶來的不是自由，而是憂慮與飢餓。
最糟糕的是，技術的進步製造出了能用來摧毀人的生命以及珍貴的勞動成果的工具。我們老一輩的人經歷過世界大戰[2]的恐懼。但是對我來說，比這種破壞更可怕的是個人被戰爭捲入無謂的奴役狀態。受到團體的脅迫去犯下每個人都認為最卑劣的罪行，這難道不可怕嗎？只有少數人能有偉大的品德與之抗爭，他們在我的眼中是世界大戰中真正的英雄。
但還存有一線希望。在我看來，當前各國負責的領導人基本上還是懷有真誠的意願想要取消戰爭。毫無疑問，這種屬於必要的進展，其反對力量在於各民族不幸的傳統。這種傳統像遺傳病一樣，由於我們有問題的教育機制而被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去。當然，對這一傳統主要的支持是軍事訓練和對它的美化，同樣重要的還有相關媒體的作用，這些媒體太過依賴於軍隊和大企業。沒有裁軍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反之，如果軍備在現在這種規模的基礎之上繼續增長，必將引發新的災禍。
因此，1932年裁軍會議將對我們當代和下一代的命運起決定性的作用。只要人們考慮到迄今為止的會議取得的少得可憐的成果，就會清楚地意識到，所有有思想且負責任的人都應盡全力反覆向公眾宣講1932年會議的至關重要性。只有當他們在各自的國家絕大多數的人有想要和平的意願，來推動政治家們，他們才能達成重要的目標。每個人都有責任通過自己的一言一行，創造支持裁軍的公眾輿論。
如果代表們帶著確定好的指令和目標來到日內瓦，企圖通過達成這些指令和目標來為國爭光，會議篤定失敗。大家似乎都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我們最近見到了很多雙邊會談，任何兩個國家的政治家在其中藉機商討裁軍問題，從而為會議鋪路。在我看來，這樣的程序非常好，因為兩個人或兩個團體，在沒有需要顧忌的第三方傾聽的情況下，通常都會以最理智、最值得尊敬、最冷靜的方式行事。假使會議能以這種提前協商的方式做好周密準備以防意外發生，假使事先能以真誠的善意成功營造出彼此信賴的氛圍，我們就能期待這場至關重要的會議取得一個令人滿意的結果。
在這種大事上取得成功靠的不是機靈，也不是精明，而是誠實和信任。我想說，謝天謝地，道德不能由才智取代。
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每個人，不能僅僅等待和評論，而必須盡其所能為這一偉大事業做出貢獻。因為全人類的命運，是全人類自己贏得的。
[1] 《凱洛格條約》（Kellogg Pact），又稱《凱洛格—白裡安條約》（Kellogg–Briand Pact），或《巴黎公約》（Pact of Paris），全稱為《關於放棄戰爭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約》（General Treaty for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於1927年由美國國務卿弗蘭克·凱洛格（Frank B. Kellogg，1856—1937）和法國外交部部長阿里斯蒂德·白裡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共同發起，1928年8月27日由美國、德國、法國以及其他很多國家共同簽署的一項國際協定，簽署國承諾不使用戰爭來解決「任何爭端」。凱洛格為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實際上，《凱洛格—白裡安條約》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沒有達到其所有目標。它並沒有結束戰爭，也沒有阻止軍國主義的興起，並且無法在接下來的幾年中維持國際和平。該協議因其道德主義和合法性以及對外交政策缺乏影響而被嘲笑。——編譯者注
[2] 這裡指的應該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