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愛因斯坦1946年12月10日在紐約阿斯托酒店（Hotel Astor）舉行的為紀念諾貝爾逝世50週年而舉行的第五次諾貝爾紀念會晚宴上的致辭，選自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
無論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還是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都將這一日期整整提前了一年，即1945年12月10日。現依據舒爾曼博士的意見，予以糾正。
物理學家們發現自己的處境極其類似於阿爾弗雷德·諾貝爾。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發明了到他那個時代為止最具威力的炸藥——一種極強的破壞手段。為了贖罪，也為了減輕良心上的負擔，他為促進和平與實現和平設立了獎項。今天，這些參與製造有史以來最可怕、最危險武器的物理學家也被同樣的責任感——如果不說是罪惡感的話——折磨著。我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發出警告，但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放棄我們的努力。我們要使世界各國，尤其是讓其政府明白他們必將引起無法形容的災難，除非他們改變了彼此共處的態度，改變形成未來任務的態度。我們幫助製造新式武器的目的在於防止人類的敵人先製成它。倘若納粹得到這樣的武器，他們必會奴役世界，必會給世界帶來不可設想的破壞。我們把此武器交到美國人和英國人手上，是因為我們把他們看成是全人類的受托人、和平與自由的戰士。但至今為止，我們從未看到任何和平的保證，也沒有看到任何《大西洋憲章》中承諾的自由的保證。贏得了戰爭，卻沒有贏得和平。戰時聯合起來的強國在和平解決問題時分道揚鑣了。世界曾得到免於恐懼的自由，但戰爭結束後，恐懼卻與日俱增；世界也曾得到免於匱乏的自由，但在一部分人生活富足的同時，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仍面臨著飢餓。國家也同樣得到了解放和正義的諾言，但我們已目睹，甚至正在目睹「解放」部隊向謀求獨立和社會平等的人開火，而以武力支持那些國家裡似乎最適合為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的黨派和個人。領土問題和權力之爭，儘管已經過時，卻依然壓倒了共同的幸福和正義的基本要求。請允許我詳細闡述一個例子，它僅是普遍症狀的一個例子而已。這個例子是關於我自己的民族——猶太民族的。
只要納粹的暴行僅僅是，或主要是針對猶太人的，世界上的其他國家都漠然地觀望著，有的甚至同公然犯罪的第三帝國政府達成條約和協議。後來，當希特勒正要攻取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時，當麥達內克和奧斯威辛[1]落在同盟國手中，毒氣室已為世界所知時，所有解救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兩國猶太人的努力卻落空了。英國政府向猶太移民關閉了巴勒斯坦之門，沒有國家接納那些被遺棄的人。他們被拋進了像在被佔領國的兄弟姐妹們一樣滅亡的命運。
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斯堪的納維亞各國、荷蘭、瑞士聯邦這些小國的英雄行為，不能忘記歐洲被佔領地區裡竭盡全力保護猶太人的人們。我們也忘不了蘇聯的人道主義態度，當納粹軍隊挺進波蘭時，她是強國中唯一為數十萬猶太人敞開大門的國家。但是，當不受阻止的一切發生之後，今天的狀況又如何呢？在不考慮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歐洲領土正在被瓜分。與此同時，殘餘的僅有戰前五分之一人口的歐洲猶太人，又被拒絕接近巴勒斯坦的避難所，又被拋進飢寒交迫的邊緣並受到持續的敵視。至今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或能夠為其提供和平、安全的生活場所。事實上，許多人依然被同盟國拘留在集中營之中，此等卑劣丟臉的狀況足以證實現狀的可恥與無望。他們據稱是依據民主的原則被禁止進入巴勒斯坦，而事實上是握著白皮書禁令的西方強國屈服於來自五個廣闊而人口稀少的阿拉伯國家的威脅和壓力。英國外交大臣告訴可憐的一小部分歐洲猶太人，他們應留在歐洲，因為那裡需要他們的智慧；另一方面，他又建議他們不要試圖站在隊伍的最前列，以免招致新的仇視和迫害。這真是最絕妙的嘲諷。嘿，我擔心他們幫不了什麼忙。與其意願大相違背的是，與六百萬死難同胞一起，他們被推到了前列，推到了納粹受害者的前列。
戰後的世界景象並不光明。對於我們物理學家而言，我們不是政客，也絕不試圖干涉政治，但我們知道一些不為政客所知的事情。我們覺得有責任宣告並且提醒那些負責的人注意，不存在逃避責任、進入從容舒適狀態的辦法；我們再不能一點點前進而把必要的改變拖至不確定的未來，我們已沒有時間做微不足道的討價還價；形勢要求我們做出不懈的努力，要求我們在整個政治概念上的態度做出根本性的轉變。但願那種促使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設立偉大獎項的精神，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自信、慷慨和兄弟情誼能在一些決定我們命運的人的頭腦中佔據優勢。否則，人類文明便會毀滅無疑。
[1] 麥達內克（Maidanek）和奧斯威辛（Auschwitz）是兩處納粹德國用來殺害無辜猶太人的集中營，位於波蘭南部。——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