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次發表在紐約出版的1947年夏季號《美國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選自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
「二戰」期間，美國政府對科學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資金支持，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國軍方的曼哈頓工程。戰後，美國陸軍試圖通過《梅—約翰遜法案》（May-Johnson Bill）繼續保持對原子能研究的控制，卻遭到了科學界的堅決抵制。陸軍的計劃在1946年春天化為泡影，當時杜魯門總統宣佈支持《麥克馬洪法案》（McMahon Bill），該法案授權建立一個由文職政府控制的原子能委員會。儘管如此，根據共和黨參議員阿瑟·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1884—1951）提出的修正案，陸軍通過一個與原子能委員會（AEC）相關的常設軍事聯絡委員會維持它的影響。這與主要的原子科學家產生了衝突。這一衝突很快引發了關於是由軍方還是由文職機構來控制大規模科學研究項目的廣泛討論。愛因斯坦的這篇文章是對路易斯·賴德諾爾（Louis N. Ridenour，1911—1959）的文章——《軍方對美國科學的支持，是一個危險嗎？》（Military Support of American Science，a Danger?）的眾多回應文章之一。賴德諾爾曾在「二戰」期間領導開發了綽號為「麥克」（Micky）的機載微波雷達，能通過雲層進行轟炸。他曾擔任洛克希德公司副總裁和艾森豪威爾總統的顧問。
在我看來，我們的形勢中決定性的一點在於，我們面前的問題不能被看成是孤立的。首先，有人會提出這樣的觀點：從今以後，學術和研究機構越來越依賴於國家的撥款，因為各種原因表明，私人的財力是不夠的。但這是不是說，為了學術和研究的目的，就有理由把納稅人為此目的設立的基金交由軍隊方面來分配？每一個精明的人都會對此說——「不！」顯然，這種慈善分配的艱巨任務應落到特定的人手裡，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工作經歷證明他們懂得一些關於科學和學術的事情。
倘若明白事理的人還是傾向於由軍事機構來分配這種可利用的大部分基金的話，他們的態度是基於如下事實：他們把其普遍的政治主張置於文化關懷之上。那麼，我們就必須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現實的政治觀點的根源及其應用上。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就應很快認識到，當前討論的問題僅為滄海一粟，只有在更廣闊的框架中才能對其進行全面的評估和恰當的裁定。
我們所提及的趨勢對於美國來說卻是新鮮之物。它們的興起受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後集中所有力量達成軍事目標的影響，這樣一來，一種壓倒一切的軍事主義被發展起來，而後者又隨著突然的勝利而備受強調。這種主義的特徵就是伯蘭特·羅素非常生動地稱之為的「赤裸裸的權力」（naked power）的重要性被置於其他所有影響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因素之上。德國人，尤其是在俾斯麥[1]勝利的誤導下，其精神狀態也經過了同樣的轉變。其結果便導致他們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遭到了徹底的毀滅。
我不得不坦白承認，敵對狀態結束後，美國的外交政策使我有時不自覺地想到威廉二世[2]統治下的德國。而且我知道，不光是我，這種相似性也讓很多人產生了痛苦的感覺。軍國主義的特徵在於，人以外的因素（原子彈、戰略基地、各種類型的武器、對原材料的佔有等等）被看成至關重要的；而人本身、人的慾望和思想——簡言之，心理因素——被看成是無關緊要的、第二位的。個人被降級為單純的工具，成了「人的材料」。人渴望的正常目標在這種觀點下便消逝了。軍國主義的心態所提出的「赤裸裸的權力」取而代之成了目標本身——這是人類所能屈服的最奇特的幻覺之一。
在我們的時代，軍國主義的心態比以前更危險，因為進攻性武器越來越比防禦性武器厲害。因而，它必然會導致預防性的戰爭。與此緊密相關的是普遍的不安全性，在國家福利的幌子下犧牲了公民的民事權。政治迫害、各種類型的控制（比如控制教學和研究、控制新聞報道等等）便不可避免。正因如此，不要期望會為公眾的抵抗提供一點兒保障——倘若它不合乎軍國主義的心態。逐漸地，對一切價值的重估開始了。任何東西，只要不能明確服務於這個烏托邦式的目標，都會被當作下等的東西對待。
在我看來，要擺脫這種普遍狀況的唯一出路，便是要有建立在超國家基礎上的以安全為目標的，長遠的、誠實的、勇敢的政策。讓我們期盼能尋找到足夠多並且具有崇高道德權威的人來引導這個國家走上正軌，只要外部情況還賦予他領導的角色。如果找到了這樣的人，我們在這裡討論的問題便不復存在了。
[1] 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Schoenhausen，1815—1898），普魯士王國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國宰相（1871—1890）。執政期間，他採取「鐵血政策」，故又有「鐵血宰相」之稱。其實這個稱號最多只反映了他的一個側面。他的深謀遠慮才是讓德意志第二帝國在脆弱的國際環境中崛起的真正原因。——編譯者注
[2] 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德意志帝國皇帝和普魯士國王（1888—1918），因不滿老牌帝國主義對世界的瓜分，主張以艦隊為手段的「世界政策」，煽動民族沙文主義。「一戰」失敗後，他被迫退位，逃往荷蘭多恩，後死於該地。——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