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1947年11月26日在莫斯科出版的《新時代》（The New Times）雜誌及1948年2月在芝加哥出版的《原子科學家通信》（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一封公開信：愛因斯坦博士的錯誤觀點
著名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不僅以其科學發現而知名，近年來，他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表現了極大的關注。他通過電台發表演講，並在報刊上發表文章。他與許多公共組織保持著聯繫。他一次又一次大聲疾呼反對納粹的殘暴行徑。他是持久和平的倡導者，並就反對新戰爭的威脅、反對軍國主義者把美國的科學完全置於其控制之下的野心發表了講話。
蘇聯科學家和蘇聯廣大人民欣賞這種人道主義精神，它促成了這位科學家的這些活動，儘管他的立場並不總是如人們所要求的那樣堅定不移和輪廓鮮明。然而，在愛因斯坦一些新近的言論中，有些方面在我們看來不僅是錯誤的，而且對愛因斯坦熱烈擁護的和平事業有很大損害。
我們認為有責任促使公眾關注，以便澄清如何最有效地為和平而工作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愛因斯坦博士最近一直倡導的「世界政府」思想正應該從這一角度進行考慮。
在對這種思想表示擁護的形形色色的支持者中，除了將其用來為無限擴張做掩護的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者，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有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他們被這種思想的貌似合理性所俘獲，卻沒有意識到這種思想的真實含義。這些愛好和平、思想自由的人相信「世界政府」將是制止世界邪惡的一副萬應靈丹和維護世界持久和平的衛士。
「世界政府」的鼓吹者大量利用似乎激進的論據，即在原子時代，國家主權是過去的遺物，正如比利時代表斯巴克[1]在聯合國大會中所說的，是一種「過時的」甚至是「反動的」觀念。很難想像有比這個論據更遠離真理的了。
首先，一個「世界政府」和超國家的觀念絕不是原子時代的產物，它比這個時代要古老得多。例如，在國際聯盟形成時，它們就曾引起過爭論。
其次，這種觀念在當今時代中從來都不是進步的。它們反映了統治主要工業國的壟斷資產階級認為其本國國界太狹窄這一事實。他們需要一個世界範圍的市場、世界範圍的原材料來源和世界範圍的資本投資場所。由於他們在政治和行政事務中的支配地位，勢力龐大的壟斷利益能夠利用國家機器爭奪勢力範圍，並用經濟和政治手段努力征服其他國家，以便能像在他們自己國家一樣自由地充當主人。
我們從自己國家的經歷中很清楚地認識了這一點。在沙皇制度下，由於俄國的反動統治以其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奴性十足地迎合資本家的利益，俄國成為外國資本家的誘人佳餚。法國、英國、比利時和德國的公司像肉食鳥一樣在我國大吃大喝，賺取在他們國內不可想像的利潤。他們以敲詐性的貸款把沙皇俄國跟資本主義西方綁在一起，在由外國銀行提供的資金支持下，沙皇政府殘酷鎮壓革命運動，阻止俄國科學文化的發展，煽動對猶太人的集體迫害。
偉大的十月革命打碎了把我國和世界資本主義壟斷勢力束縛在一起的經濟和政治依賴的鎖鏈。蘇維埃政府使我國第一次成為真正自由、獨立的國家，以歷史上迄今為止從未有過的速度促進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技術、科學和文化的發展，使我國成為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一個可靠堡壘。我國人民在國內戰爭中，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國家集團的干涉和反抗納粹侵略的偉大戰爭中支持國家的獨立。
而現在一個「世界超級國家」的鼓吹者卻正在要求我們為了「世界政府」自願交出這種獨立。這只是資產階級壟斷勢力爭奪世界霸權的一塊色彩艷麗的招牌。
顯而易見，對我們提出任何這樣的要求都是十分荒謬的。而且，這樣的要求不僅僅對蘇聯而言是荒謬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很多國家成功地掙脫了壓迫和奴役的帝國主義體系。這些國家的人民正努力把經濟獨立和政治獨立結合起來，排除國外勢力對他們國內事務的干涉。再者，殖民地和附屬國中迅速發展的民族獨立運動已經喚醒了數以億計人民的民族意識，他們再也不願保持其奴隸身份了。
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者已經失去了許多有利可圖的、可進行剝削的領域，並面臨著失去更多這種領域的危險。但他們正在盡力剝奪已經從其統治下掙脫出來的、獨立了的國家，這些壟斷勢力很討厭這種獨立。它們還在盡力阻止殖民地的真正解放。為了達到此目的，帝國主義者就訴諸軍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戰爭等盡可能多樣的方法。
與這一社會訓令一致的，是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專家努力使人們懷疑「國家主權」這一概念。他們所用方法之一就是為「世界國家」的虛偽計劃辯護。這些計劃聲稱要消滅帝國主義、戰爭和國家之間的仇視，確保普遍法律的勝利，等等。
正在努力奪取世界霸權的資本主義掠奪欲就這樣被披上了偽進步的觀念的外衣，這一觀念在資本主義國家裡對一些知識分子——科學家、作家以及其他人——頗有吸引力。
在去年9月致聯合國各代表團的一封公開信中，愛因斯坦博士提出了一個限制國家主權的新方案。他建議聯合國大會應加以改組，應被改為一個擁有比安理會更大權威的長期起作用的世界議會。愛因斯坦宣稱（重複著美國外交追隨者們一天到晚都在講的論調）：安理會因否決權而陷於癱瘓。根據愛因斯坦博士的計劃，改組後的聯合國大會有最後決定權，大國一致的原則將被摒棄。
愛因斯坦建議聯合國代表應通過普選產生，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由各國政府任命產生。乍一看，這個建議似乎是進步的，甚至是激進的，事實上，它絲毫無助於改進現狀。
讓我們自己想像一下，這種「世界議會」的選舉實際上意味著什麼。
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至今仍生活在被總督、軍隊和一些資本主義大國的金融和工業壟斷勢力統治的殖民地和附屬國之中。在這些國家中的「普選」實際上意味著代表由殖民政府和軍事當局任命產生。人們很容易就能找到例子，只要回想一下在希臘舉行公民投票的拙劣表現就可想而知。這次公民投票是在英國刺刀的保護下，由保皇分子－法西斯主義統治者實施的。
但在正式存在普選制的國家裡，情況並好不了多少。在由資本統治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資本家們借助數以千計的欺詐和詭計使普選制和投票自由成為一場鬧劇。愛因斯坦當然知道美國上次的國會選舉只有39%的選民前去投票，他當然知道南方各州數以百萬計的黑人事實上被剝奪了公民權，或不時在私刑的威脅下，被迫選舉他們的死敵，例如極端反動、仇恨黑人的比爾博參議員（Senator Bilbo）。
選舉稅、特別檢查和其他方法被用於剝奪數以萬計的移民、移民工人和貧困農民的選舉權。我們暫且不提及廣泛盛行的賄選，也不提及被腰纏萬貫的報業主控制的對公民有巨大影響的工具——反動的新聞界——的作用，等等。
所有這些表明，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現有條件下，愛因斯坦建議的通過普選成立世界議會究竟意味著什麼。它的結構不會好於現在的聯合國大會，它將是對群眾的真實情感、對他們持久和平的要求和願望的扭曲反映。
我們知道，由於聯合國壓倒多數的成員有賴於美國，被迫根據華盛頓的要求修改它們的外交政策，所以在聯合國大會和聯合國各委員會中，美國代表團有一套任憑差遣的固定表決機器。例如許多拉丁美洲國家，都是農業單一作物制的國家，被美國壟斷者捆住了手腳，後者決定著它們產品的價格。在這樣的情況下，難怪在美國代表團的壓力下能在聯合國大會產生一種機械多數（mechanical majority），因為這些國家根據他們事實上的主子的命令進行投票。
在有些情況下，美國的外交使團發現打著聯合國的旗號實施某些法案比通過國務院更有利。看看臭名昭著的巴爾幹委員會或被派去監督朝鮮選舉的委員會就很清楚了。正是懷著把聯合國變成美國國務院一個部門的目標，美國代表團才強行通過「小型大會」的方案。這實際上是取代遵循大國一致原則——這個原則被證明是妨礙實現帝國主義方案的一個障礙——的安理會。
愛因斯坦的建議將導致同樣的結果，它遠不能促進持久和平與國際合作，而將其僅僅作為對建立了阻止外國資本從當地掠奪利潤的政權的國家進行攻擊的掩護屏障。它將助長美帝國主義肆無忌憚的擴張，並在思想意識方面解除保持獨立的國家的武裝。
由於命運的嘲弄，愛因斯坦事實上已經成為和平與國際合作最兇惡敵人的陰謀與野心的支持者。他在那條路上走得太遠，竟然在公開信中預先宣稱，如果蘇聯拒絕加入他那個新奇的組織，別的國家完全有權單獨行動，而為蘇聯最終作為成員或「觀察員」參加這個組織敞開大門。
本質上，這個建議與美帝國主義的公開擁護者的建議沒有什麼區別，不論愛因斯坦博士事實上跟他們有多大不同。這些建議的要點和實質是，如果聯合國不能成為美國政策的武器，不能成為帝國主義陰謀和方案的掩護，這個組織就應被摧毀，代之以一個沒有蘇聯和新的民主國家參加的新的「國際」組織。
難道愛因斯坦博士不知道這些計劃對國際安全與合作會是多麼致命嗎？
我們認為愛因斯坦博士已走上了一條錯誤而且危險的道路，他在一個存在著不同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的世界裡追逐著「世界國家」的海市蜃樓。如果人們能清醒地看待不同國家之間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差異，就沒有理由能說明為什麼這些國家不能進行經濟和政治合作。愛因斯坦正發起一場政治奇想，但實際上卻落入誠懇的主張國際合作與持久和平的死敵手中，任憑把玩。他所發明的聯合國成員國採納的方針沒有帶來更大的國際安全，而是帶來了新的國際複雜性。它只會使資本壟斷者受益，對於他們而言，新的國際複雜性帶來了更多戰爭合同和更多利益的保證。
正是由於我們如此看重愛因斯坦作為一位傑出的科學家，一位盡其全力促進和平、具有公共精神的人，所以我們認為以完全坦誠而不帶外交飾詞的方式表達觀點是我們的責任所在。
瓦維洛夫[2] 弗魯姆金[3] 約飛[4] 謝苗諾夫[5]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回答
在《新時代》雜誌的一封公開信裡，我的四位蘇聯同行發表了對我的善意的抨擊。我欣賞他們所做的努力，更欣賞他們如此坦誠直率地表達了他們的觀點。只有當一個人盡力地去全面瞭解他的對手的想法、動機、理解方式，以至於能夠用自己的觀點[6]看清世界時，才有可能在人與人的事務中表現得明智。所有本意善良的人都應盡可能為增進這種相互的瞭解做出貢獻。正是出於這種精神，我懇請我的蘇聯同行和其他讀者接受我對於他們來信的如下答覆。這是一個急切地努力尋找可行解決辦法的人的答覆。他並不幻想他自己知道了「真理本身」或「正確的道路」。倘若我在下文中表述的觀點有些武斷，我那樣做也僅僅是為了清晰、簡潔。
儘管你們的來信主要看起來是針對非社會主義的別國，尤其是對美國的攻擊，但我相信，在進攻性陣地後面存在著防禦性的精神態度，那不是別的，正是走向無限的孤立主義的趨勢。這種向著孤立主義的逃離是不難理解的，只要你認識到蘇聯在過去30年裡在他國手中遭受到的一切——德國入侵時對平民有計劃的大屠殺，內戰時期外國的干預，西方媒介系統的誹謗運動，以及將希特勒作為攻打蘇聯的聯盟工具加以扶持行為。但是，不管這種孤立的願望是多麼可以理解，它對蘇聯乃至所有其他國家都有著巨大的災難性。關於這一點，我將在後面詳細闡述。
你們攻擊我的主要目標集中在我對於「世界政府」的支持。我將會討論這個重要的問題，但首先我想就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敵對說幾句話，因為看起來你們對於這種敵對的重大意義的態度完全決定了你們對於國際問題的觀點。如果客觀地考慮社會—經濟問題的話，情況是這樣：技術的發展使得經濟機構不斷集中。也正是這種發展使得在所有廣泛工業化的國家裡，經濟實力開始集中在相對少數人的手裡。在資本主義國家裡，這些人不需要就他們的行為對廣大民眾負責，但在社會主義國家裡，他們必須對民眾負責，因為在那裡，他們正如行使政治權力的人一樣，都是民眾的公僕。
我贊成你們的觀點，即社會主義經濟擁有的優點完全可以平衡其缺陷，只要這種管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適當的標準。毫無疑問，終有一天所有國家（只要那些國家依舊存在）將會感激蘇聯第一次排除了巨大的困難，以有力的行動展示了計劃經濟的實際可行性。我也認為資本主義，或者我們應該說自由企業制度，將不能夠應付失業問題，而這又由於技術的進步而變成一個長期的問題，而且不能夠在生產能力和民眾購買力之間維持一個合理的平衡。
另外，我們不能把所有社會的、政治的罪惡歸咎於資本主義，並且錯誤地假定社會主義的建立恰好能夠治癒人類所有社會的、政治的痼疾。這種信念的危險首先在於它實際上鼓勵了所有「忠實信徒」的狂熱的不寬容性，它把一種可能的社會方式變成了一種像教會一樣的東西，把所有不屬於它的人視為反叛者或骯髒的罪人。一旦達到這一步，理解那些「非忠實信徒」的信念和行為的能力便消失殆盡了。我確信，你們從歷史中知道這種頑固堅持一類信念的做法使人類遭受了多麼大的不必要的痛苦。
任何政府，只要自身攜有蛻化為專制暴政的趨勢，它本身就是罪惡。然而，除了極少數無政府主義者以外，我們所有人都認為，沒有政府，文明社會也就不復存在。在健全的國家裡，民眾的意願和政府的意願之間存在著一種動態平衡，它能阻止政府蛻化為專制暴政。顯然，當在一個國家裡，政府不僅對軍事力量擁有權威，而且對教育與信息渠道及每一個公民的經濟存在擁有權威時，這種蛻化的危險就更加嚴重。我說這些僅僅是想表明，不能把社會主義當成所有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而只能看作能夠容納這種解決方法的一個框架。
在你們的信裡所表述的普遍態度中，最令我驚詫的是以下方面：你們在經濟領域是如此激烈地反對無政府狀態，同時你們又是無政府狀態如此熱烈的贊同者，比如，在國際政治領域的無限制的主權問題上。對於你們來講，縮減各個獨立國家的主權的建議本身是該受譴責的，因為它是對天賦權利的一種侵犯。而且你們努力去證明，在縮減主權的想法背後，美國隱藏了不通過戰爭便對世界其他國家實施經濟統治和剝削的企圖。你們以極大的熱情分析了這個政府自上次戰爭後的某些行為，試圖證實這個暗藏的意圖。你們試圖表明，聯合國大會不過是由美國乃至美國資本家操縱的傀儡。
這些論點給我的印象如同一種神話，它們是不能說服人的。但是，它們使我們兩國知識分子深刻的疏遠變得明顯，這種疏遠是令人惋惜的，是人為隔離的結果。如果個人之間自由的意見交換成為可能，並受到鼓勵的話，那麼知識分子，或許比別的人更能夠幫助在兩國及他們的問題間建立相互理解的氛圍。這種氛圍是政治合作的進展富有成效所必需的先決條件。然而，既然我們暫時只能依賴於這種麻煩的「公開信」的形式，我想簡潔地表明我對於你們的論點的反應。
沒有人想否認經濟的寡頭統治對我們公眾生活的所有部門的影響力。然而，這種影響力也不應被高估。儘管有這些強大集團的絕望的反對，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7]依然當選為總統，而且還當選過三次，並且這是在不得不做出有重大影響的決策的時刻發生的。
關於戰後美國政府的政策，我不願意，也不能，更無資格去對之進行辯護或解釋。但不能否認，美國政府對於原子武器的建議至少表明了朝建立超國家的安全組織所做的努力。如果它們不是可接受的，至少可以作為對於真正解決國際安全問題進行討論的基礎。實際上，正是蘇聯政府部分否定、部分拖拉的態度，才使得這個國家本意善良的人很難如願地運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去反對「戰爭販子」。至於美國對於聯合國大會的影響，我想說，在我看來，這似乎不僅是由於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而且也由於美國和聯合國朝著真正解決安全問題所做的努力。
關於有爭議的否決權，我相信努力消除它或使其無效，有它們基本的原因，這種原因主要不是美國的特別意向，而更多的是否決權被濫用的做法。
現在，我來談論你們所認為的下列看法：美國政策的目的在於獲得對別國的經濟統治和剝削。談論任何關於目的和企圖的事情都是一件危險的事。我們不妨考察一下其中的客觀因素。美國有幸可以在自己的國家生產足夠數量的工業產品和食品，它又擁有幾乎所有重要的原材料。由於固執地堅信「自由企業」，它不能維持民眾購買力和國家生產能力之間的平衡。正是這個原因使失業問題帶來的危險已達到迫在眉睫的地步。
由於這些情況，美國被迫強調出口貿易，非此它不能永遠保持其全部生產設備被充分利用。倘若出口被進口以相同價值平衡的話，這種狀況便是無害的。那時，對外國的剝削就在於進口的勞動價值遠遠超過出口。然而，由於每一種進口將使生產設備的一部分閒置，（美國）正全力避免這一點。
這便是為什麼外國不能償付美國的出口商品的緣由。從長遠看，只有通過後者的進口，償付才真正成為可能。這就解釋了為何大部分黃金都來到了美國。總的來說，這些黃金是無用的，除非購買外國商品，其原因在上文中已陳述過。於是，這些被仔細保護起來以防偷盜的黃金成了稱頌政府的智慧和經濟的科學的紀念碑。上面陳述的理由使我很難認真對待所謂美國剝削全世界的說法。
然而，上面描述的狀況有其嚴重的政治後果的一面。由於上述原因，美國被迫出口部分產品到外國。這些出口是通過美國給別國的貸款來支付的。實際上，我們很難想像這些貸款會被還清。因而，出於現實的原因，這些貸款必須被當成一種饋贈，它成了權力政治領域裡的武器。鑒於現存的狀況及人類的普遍性格，我坦率地承認，這表現出了一種真正的危險。然而，難道事實上不正是表明我們已陷入國際事務中的一種狀態——傾向於把我們頭腦裡的每一個發明、每一件實物當成武器，並最後成為對人類的危害嗎？
這個問題把我們帶到了最重要的事情上來，與之相比，任何別的事情都變得毫無意義。我們都知道強權政治遲早會導致戰爭。而在現有狀況下，戰爭就意味著巨大的人員和物資毀滅，其程度將遠遠大於歷史上發生過的任何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