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領域，愛因斯坦大膽直言，強力反對美國政府干涉科學事務的傾向。他認為這樣會直接影響到美國科學工作的質量與完善。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美國政府在1952年6月出台了《麥卡倫—沃爾特法案》（The McCarran-Walter Act），對外國人進入美國給出了新的限制政策。《原子科學家通報》（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邀請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一些科學家就美國新的簽證政策發表自己的看法。下面為愛因斯坦的回復。本文首次發表於《原子科學家通報》1952年10月出版的《美國簽證政策和外國科學家》專號（第8卷第7期）。本文譯自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166～167頁），參考1975年德文版《愛因斯坦論和平》（565～566頁）。
一般來說，正如在文化生活的所有領域一樣，思想和科學研究結果不受阻礙的交流對於科學和文化生活的健康發展必不可少。我堅信，美國政治當局對個人之間知識的自由交流的干涉，已經造成了重大危害。這種危害首先會表現在科學工作領域本身，經過一段時間後，在許多其他領域會變得很明顯。
通過阻止美國學者出國旅行和外國學者訪問美國，政治權力侵入這個國家的科學生活已變得非常明顯。一個強大的國家如此狹隘的行為，只是深層病根的表面症狀。
對科學成果口頭和書面交流自由的干涉，在龐大警察組織支持下普遍的政治不信任態度，迴避任何可能招致懷疑以及威脅其經濟狀況的事端的個人的膽怯與焦慮，所有這些都只是症狀，儘管它們更加清晰地顯示了疾病的威脅性。
然而，在我看來，真正的疾病在於由世界大戰引發的支配我們所有行為的心態。換句話說，就是認為我們必須在和平時期規劃好我們所有的生活和工作，使得一旦戰爭發生，我們能確保勝利。
這樣的心態讓人們相信，一個人的自由甚至是生存都受到強敵的威脅。
這種心態解釋了以上所有我們認定為症狀的不愉快的事實。它必定——如果它沒有被克服——會導致戰爭乃至於影響更加深遠的破壞。這在美國的財政預算中就有所體現。
只有克服了這種強迫的觀念，我們才能以理性的方式解決真正的政治問題，即我們怎樣才能使人類在這個不斷衰減的地球上的生活變得更安全，更能讓人接受。
這一切原因何在？因為如果我們不能治癒真正的疾病，就不可能擺脫我們上面提到的以及其他許多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