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中指的是始於1929年，一直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後期的那場世界經濟危機。其直接後果是價格崩潰、銀行倒閉，債務緊縮，工業生產大幅下降，許多企業無法繼續經營，造成大規模失業、社會苦難和政治危機。歐洲許多國家的激進黨派利用失業民眾的不滿趁勢崛起，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主義迅速抬頭。
愛因斯坦對此十分憂慮，寫了這篇和隨後的兩篇文章。儘管當前情況不盡相同，而且一些補救措施已被不同國家採用，這些文章仍然值得一讀。文章也反映了他對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政治發展的強烈興趣。
本文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如果有什麼事能讓一個經濟領域的門外漢有勇氣就當前令人擔憂的經濟困境的本質發表意見，那就是專家之間令人絕望的意見混亂。我要說的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只不過是一個獨立而真誠的人表達的觀點，他不受階級和民族偏見的束縛，所追求的無非是人性的美好以及人類生存的盡可能和諧的方案。當我寫這篇文章時，看上去似乎對我所做的陳述的真實性確有把握，其實不過是為了用一種更簡單的方式進行表達；並不是出於毫無根據的自信，或是堅信我對於現實中極其複雜的問題的有些簡單的智力構想就是正確無誤的。
在我看來，這次危機的性質與以往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基於一個全新的狀況，起因於生產方法帶來的飛速發展。現在只需要世界上可用人力中的一小部分，就能夠生產所有生活所必需的消費品。在一個完全自由放任的經濟系統中，這一事實必將導致失業。出於一些我並不打算在這裡加以分析的原因，在自由經濟中，大部分人被迫為僅能滿足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資而工作。如果兩家工廠生產相同的商品，在其他條件都相等的情況下，一定是僱用更少工人的工廠生產的商品更廉價——也就是說，讓每個工人在人的身體允許的條件下盡可能長時間、盡可能賣力地工作。加上今天他們所採用的生產方式，由此帶來的必然後果是，可用的勞動力中只有部分會被採用。讓這部分人不堪重負的同時，又把其餘人自動排除在生產過程之外。這導致了銷售及利潤的下滑。生意紛紛破產，進一步增加了失業率，並且降低了人們對工業企業的信心，以及中介銀行的公眾參與度；最終銀行因賬戶突然提款而破產，因此經濟完全處於停滯狀態。
也有人認為這場危機是由其他一些原因引起的，我們現在來分析一下：
生產過剩：人們必須區分兩件事情，即真正的生產過剩以及表面上的生產過剩。我說的真正的生產過剩，意思是生產過多以至於超出了需求。這可能適用於美國現階段的汽車和小麥的生產，雖然對此也不是沒有疑問。當提到「生產過剩」時，人們通常指的是這樣一種情況，其中某一特定物品的產量在現有情況下賣不掉，儘管在消費者中還是缺乏消費物資品，我將之稱為「表面的」生產過剩。在這種情況下，缺少的不是需求，而是消費者的購買力不足。這種表面的生產過剩僅僅是危機的另一種表示，所以不能用來解釋後者；如果人們試圖將當前的危機歸咎於生產過剩，那不過是找到一個自欺欺人的虛假理由。
賠款：支付賠款的責任給債務國及其經濟帶來了沉重的負擔，迫使他們走傾銷的路子，因此也傷害到了債權國。這一點是不容辯駁的。然而在美國，即便有很高的關稅壁壘，依然出現了危機，說明傾銷並不是世界性危機的主要原因。債務國由於賠款而導致黃金短缺，最多作為取消償付賠款的論據，並不能解釋這場世界危機。許多新的關稅壁壘得以建立，非生產性的軍備負擔成倍增加，潛在的戰爭危險帶來的政治上的不安定，所有這些情況都使得歐洲局勢明顯惡化，卻沒有真正影響到美國。在美國出現的危機表明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
中國和蘇聯兩個大國的退出：這對世界貿易的確造成了打擊，但在美國卻沒有太強烈的感受，因此它也不是出現危機的主要原因。
自從戰爭結束以來處於底層的人的經濟增長：就算確有此事，那也只會造成商品的供不應求，而非供給過剩。
我不想列舉我認為沒有觸及問題中心的論點來勞煩讀者。可以肯定的是：技術進步在將人類從大部分生存所必需的勞動中解放出來的同時，也成為我們當前不幸的罪魁禍首。因此，有些人真心實意地阻撓技術的進一步完善！這顯然是荒唐的。但是，我們怎樣才能找到一個更理性的方法走出我們所面臨的困境？
如果我們能以某種方式，阻止大眾購買力（以商品形式衡量）跌破最低值，那麼就不可能出現像如今我們所經歷的工業週期中的停滯現象。
要實現這一點，在邏輯上最簡單也是最大膽的方法就是完全的計劃經濟，其中的消費品的製造與分配都是由社會進行的。這基本上就是如今蘇聯所嘗試的方法。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次巨大的嘗試會帶來什麼結果。在這裡不能對結果妄加揣測。在這樣的體系中生產的商品，會比擁有更多自由的私人企業更經濟嗎？離開至今與之形影不離的、讓西方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恐怖，這樣的體系能否維持下去？這樣一個僵化而集權的經濟體制會不會傾向於貿易保護主義並且會抵制有利的創新？不管怎樣，我們必須要注意不讓這些疑慮變成偏見，阻礙我們形成客觀的判斷。
我的個人觀點是，總體上來講，應該優先考慮那些尊重傳統和習俗的方法，只要它們能以某種方式與設想的目標相一致。我還認為，將生產管理快速轉移至公共部門的做法不利於商品生產；只要私營部門還沒有因其經濟活動在卡特爾化中被消除，它的倡議就應得到保留。
然而，在任何情況下，這種私有經濟應當在兩方面受到限制。在工業的各個分支行業裡，應立法減少每週工作的小時數，這樣可以系統性地消除失業。與此同時，應當確定最低工資，使工人的購買力與生產力保持一致。
此外，在那些通過生產者的組織化而產生壟斷性質的行業中，價格必須由國家控制，以使資本增值能夠處於合理的限制範圍內，並防止出現人為扼制生產和消費的情況。
這樣一來，或許有可能在生產與消費之間建立一個適當的平衡，而不用過於限制私有企業。與此同時，也能阻止生產資料（土地與機器）所有者對廣義的工薪階層採取過分專橫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