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後，圍繞著是否進一步研製「超級彈」（氫彈），美國政界、軍界和學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極力主張，為了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應該加速發展氫彈。1949年8月29日，蘇聯進行了原子彈首次試爆，從此拉開了「二戰」後的軍備競賽的序幕。1950年1月3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1884—1972）宣佈美國將全力以赴製造氫彈。這一決定遭到多數正直科學家的強烈反對。羅斯福夫人特意為此組織了一系列電視講話，出席者除了愛因斯坦，還包括剛從「曼哈頓計劃」主管位置上辭職的J. R.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戴維·利連撒爾（David Lilienthal，1899—1981）等人。愛因斯坦的演講是直播前兩天在他位於普林斯頓的家中事先錄製的，1950年2月13日播出，講稿刊載於當日的《紐約郵報》（The New York Post）和《紐約時報》。愛因斯坦檔案編號：[28—870 ]。
科學家的警告沒有起到多少作用，1953年1月7日，杜魯門總統向外界宣佈，美國已經成功試爆了氫彈。半年多後，8月12日，蘇聯也宣佈氫彈爆炸成功。從此，美蘇在全球範圍內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核軍備競賽。
羅斯福夫人，我要感謝您給我這個機會，就這一極為重要的政治問題表達我的信念：
在目前的軍事技術水平下，認為能夠通過國家的軍備得到安全保障，這是一個災難性的幻想。尤其是美國，由於成功製造出第一顆原子彈，更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幻想。人們似乎相信自己最終能夠取得決定性的軍事優勢，這樣就可以嚇住任何潛在的敵人，並給我們以及全世界人民帶來大家都急切需要的安全保障。最近的五年裡我們奉行的準則，簡而言之就是：不計任何代價，憑借軍事力量的優勢獲得安全。
這種機械的、軍事技術上的心理傾向已經產生了不可避免的後果。外交政策上的每一個行動完全被這樣一種考慮支配著：我們該採取怎樣的行動，才能在戰爭發生時獲得壓倒性優勢？答案是：在地球上一切可能的戰略要地建立軍事基地，同時軍備以及經濟上加強我們潛在的盟友。在美國國內，巨大的財政權力集中在軍隊手中，年輕人接受軍事訓練，日益增長的警察勢力嚴密監督公民尤其是公務員的忠誠度。有獨立政治思想的人遭受恐嚇。通過廣播、媒體和學校巧妙地對公眾進行洗腦。在軍事保密的壓力下，公開信息的範圍不斷地受到更多限制。
進一步的後果是，美國與蘇聯之間的軍備競賽原本是作為防禦手段，現在卻呈現出了歇斯底里的特徵。雙方在各自的秘密圍牆後面帶著狂熱而又輕率的態度完善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如今氫彈作為一個很可能實現的目標進入了公眾的視野。總統已經莊嚴宣告要加快氫彈的研發。如果獲得成功，大氣受到放射性物質的污染，並由此造成地球上全部生命的滅絕，都將在技術上成為可能。這種發展的恐怖之處在於它顯然已是必然趨勢。每一步都好像是上一步的必然結果。最後，越來越清楚的便是全人類的毀滅。
有什麼方法可以擺脫人類自己製造的這種僵局嗎？我們所有人，特別是美國和蘇聯的決策者，必須意識到，儘管我們可能已經戰勝了一個外部敵人，但還不能將自身從戰爭情緒中解放出來。只要我們採取每一步行動都考慮到未來可能發生的衝突，那麼永遠都不會獲得真正的和平。因此，所有政治行動的指導思想應當是：在當前形勢下，我們做些什麼才能實現所有國家的和平共處乃至真誠合作？首要的目標就是必須消除彼此的恐懼和懷疑。莊重承諾放棄暴力（不僅僅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無疑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同時建立起超國家的仲裁和執行機構並授權它解決國家安全的直接問題，這樣的聲明才能生效。即便是多個國家簽署一份共同聲明，表示願意精誠合作以實現這樣一個「有限權力的世界政府」，也將大大降低迫在眉睫的戰爭危險。
歸根結底，人類的和平共處首先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礎之上，其次才是像法院和警察局這類組織機構。這對國家和個人都是適用的。而信任的基礎是一種真誠的「付出和回報」。
那麼，國際管控的手段怎麼樣？也許可以作為警戒措施的次要手段，但最好不要高估它的重要性。想想「禁酒令」的後果，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