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19日，在巴伐利亞科學院全體會議上，愛因斯坦被選為數學—科學組的通訊院士，由索末菲和另外7名正式院士聯合提名。提名信中這樣寫道：「他不僅是亥姆霍茲以來自然哲學領域裡最著名的、最深刻的思想家，而且在過去的10年裡，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利於維護德國科學界的聲譽。」在總共42名正式院士投票中，有10票反對，勉強達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數票。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很可能與愛因斯坦的政治立場有關，也與當時德國社會中的反猶主義有關。
從普魯士科學院辭職後，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愛因斯坦請求老朋友勞厄幫助他，將他的名字從這些學術機構中除去。為此，巴伐利亞科學院當時的院長利奧波德·溫格（Leopold Wenger，1874—1953）給愛因斯坦寫信，親自詢問他的態度。
特別有趣的是，在「二戰」結束後，索末菲又與已在普林斯頓定居的愛因斯坦聯繫，希望重新推薦他為巴伐利亞科學院院士，為此，愛因斯坦回答說，他「不想再與德國人有任何關係，哪怕是那些相對無害的科學院」。
巴伐利亞科學院來信
慕尼黑，1933年4月12日
尊敬的閣下：
在您給普魯士科學院的信中，您提到目前德國的現狀是您辭職的原因。早在幾年前就選舉您為通訊院士的巴伐利亞科學院，也是一所德國科學院，它與普魯士科學院以及德國的其他科學院保持著密切聯繫；因此，您從普魯士科學院辭職，對您保持同我們科學院的關係不無影響。
因此，我們必須向您請教：在經歷了與普魯士科學院發生的事情之後，您如何看待與我們的關係？
巴伐利亞科學院主席團
愛因斯坦的回復
（比利時）勒科克海濱，1933年4月21日
有關我從普魯士科學院辭職一事，我曾給出過我的理由：在當前環境中，我既不願意做一個德國公民，也不願意保留任何依賴於普魯士教育部的職位。
這些理由本身與我要同巴伐利亞科學院斷絕關係並無直接聯繫。如果我仍希望將我的名字從你們的院士名單中去除，則還有另外一個理由：科學院的首要職責是促進和保護一個國家的科學生活。然而，當相當多的一部分德國學者、學生以及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被剝奪了一切就業和謀生機會的時候，德國的學術團體——據我瞭解——卻只是保持沉默。即便它是屈服於外界壓力才這樣做的，我也不願意從屬於任何一個採取這種態度的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