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利·黑爾帕赫（Willy Hellpach，1877—1955），德國政治家、新聞記者、心理學家和醫生。黑爾帕赫最初在大學學醫學，畢業後又去萊比錫大學跟隨馮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學心理學，獲得博士學位後開了一家診所。「一戰」期間，他是一名戰地醫生。1918年，他加入德國民主黨。1922—1924年，他擔任巴登州教育部部長。1924年，在德國民主黨的大力支持下，他成為巴登州第六任州長。在魏瑪共和國首任總統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因闌尾炎於1925年突然去世後，他曾代表德國民主黨參與帝國總統大選，但僅獲5.8%的選票。在1928年至1930年暫任國會議員後，他退出了政治舞台。
1929年，當他在瑞士采爾馬特附近的利菲爾阿爾卑雪山（Riffelalp bei Zermatt）度假時，給德國柏林具有自由主義傳統的《福斯報》寫了一篇文章，談到他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看法。在黑爾帕赫去世前兩年，1953年3月22日，已76歲的他接受《我的世界觀》德文版編輯澤利希的採訪時，專門談到了他的寫作動機。「儘管我只是簡短地與愛因斯坦先生見過面，但這已足以給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他是一個具有高度原創性的人，但似乎缺少對現實的認識。我在數學家和自然科學家身上不斷地發現這一點。作為成功的數學家和理論物理學家，他們完全沉浸在演繹邏輯中，而這與人類社會生活的現實是衝突的。」「猶太復國主義可以從其發展能力反映出來。我們所知的每一個民族主義，一開始非常狂熱，結束（或達到頂峰）時充滿激情，把自身從理想主義窄化為盲目信仰。就像每一個理想主義的發展命運一樣，當民族主義的發展從精英階段向大眾運動發展時，它就產生分裂了，黯然無光、狹隘偏執和固守已見。猶太復國主義其實否認了流散四方的猶太人給西方文明帶來的重要的『維生素』：世界公民的感覺和思想。現在，已具有世界公民眼光的猶太人也要像其他那些或大或小的民族一樣，作為民族主義者。在我看來，這對猶太人的世界使命來說是非常重大的損失。」
閱讀了您關於猶太復國主義和蘇黎世會議的文章，作為一個猶太復國主義理念的堅定支持者，我覺得必須回應您，哪怕只是簡短的回復。
猶太人是靠血緣和傳統的紐帶維繫的，而不是只有宗教：世界上的其他人對猶太人的態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15年前來到德國時，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個猶太人，我覺得這一發現應該更多地歸功於非猶太人，而不是猶太人。
猶太人的悲劇在於，他們是特定類型的人，缺乏一個能讓他們團結在一起的共同體。其結果就是個人缺乏堅實根基，極端表現就是道德上的動搖。我意識到，只有世界上的每個猶太人都隸屬於一個他個人願意欣然歸屬的有活力的共同體，讓他能夠承受住世界強加給他的仇恨與屈辱，整個民族才有可能得到拯救。
看到值得尊敬的猶太人被畫成卑鄙的醜類，我的內心在滴血。看到學校、滑稽小報以及來自大多數非猶太人的其他無數勢力如何逐漸摧毀我的那些猶太同胞的自信，即便是最出色的猶太人也難逃厄運，我覺得再也不能讓它繼續下去。
接著我意識到，只有一個共同的事業，一個全世界猶太人從心底珍視的事業，才能使這個民族恢復健全。赫茨爾意識到（並且為之全力呼號），不論猶太人的傳統觀點如何，我們都應該集中努力，建立民族家園，或者更準確地說，建立一個在巴勒斯坦的中心。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果。
您稱這一切為民族主義，這一指責確有幾分道理。但共有的目標永遠都可以被扣上那種醜陋的帽子，然而在這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裡，沒有它我們會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不管怎樣，這種民族主義的目的並不在於權力，而在於尊嚴和活力。如果我們不是迫不得已要和一群排外的、心胸狹隘和殘暴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肯定第一個拋棄所有的民族主義轉而支持普世的人道主義！
比如說，那種認為如果我們猶太人想要成為一個「民族」，就無法成為合格的德國公民的反對意見，就是建立在對國家性質的誤解上，這種誤解來自大多數國民的偏執。面對那份偏執，我們永遠都不會安然無恙，不管我們稱自己為一個「種族」（Volk），還是「民族」（Naion）。
為了簡明起見，我把一切都坦率地呈現出來了，不過從您的文章中我知道，您是一個謹守理智而不拘泥於形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