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台灣之行
一、“失民心，則失天下”
高中以來的經歷都讓金庸對國民黨、蔣介石沒有好感。他年輕時讀過《曾國藩家書》，那時對曾國藩卻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漢奸。因為蔣介石很捧曾國藩，他就堅決反對，後來才改變看法。369國民黨的腐敗令金庸刻骨銘心，他認為金圓券政策是無信，因此相信陳伯達對“四大家族”的指控，認為他們“猛刮龍”，不是孔子所說的“節用而愛人”。370“一個政權長期地失民心，即使有槍桿子，這政權還是維持不了，當年國民黨政府失卻大陸，便是最近的例子。”371蔣介石去世，金庸的評價是，蔣一生有功有過，“大功是領導中國全國人民（包括中共在內）堅持抗日，大過是在大陸時期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十分腐敗”。所以，1949年政權轉換之時，金庸在《大公報》發表文章，直呼“國民黨反動派”。這一立場以後慢慢有了變化。
他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自那時以來，一直注意台灣的情況。他的《明報》社評對台灣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大致上在兩岸之間保持了一種平衡。他多次發表文章，反對“兩個中國”，更反對“台灣獨立”，他在1964年3月30日的社評《堅決反對“台灣獨立”》中說：“中國人不論左派右派，均反對‘台灣獨立’，決不容許有兩個中國出現。”這個態度一直沒有改變。1972年3月19日，他發表題為《台灣住的也是中國同胞》的社評。
1959年7月3日，《明報》創刊不久，金庸即在《蔣介石是否連任》社評中說，“不民主固然不妙，但比這更不妙的是，要由外國人來決定他是否連任。我們反對獨裁、反對不民主，但最最反對的，是中國人的事要由外國人來代勞”。7月6日，他在社評《君子動口不動手》中說：“我們根本反對中國人自己打來打去……大陸與台灣問題最後終於要統一，作為中國人，問題的解決，我們希望這日子越早來越好，最好是用君子辦法，俗語有云，‘君子動口不動手’。”
1960年2月21日，他在《明報》社評《民族·民權·民生》中說：“我們不是共產主義者，也不是反共人士，對於蔣介石應不應該連任，事實上不很關心。我們很崇拜孫中山先生，認為他生前所主張的民族、民權、民生這三民主義如果能得到重視，那麼對於全體中國人都是很有好處的。……台灣想反攻大陸，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大陸要想攻取台灣，短時期內也難以辦到。”他呼籲，“雙方各自努力，在民族、民權、民生這三點上力求進步。哪一面的做法對一般老百姓真正有利，人心所向，最後必定勝利”。3月3日，他又在《明報》社評中說：
我們是在香港的中國人，對於大陸或台灣的同胞，都不可存在一種輕視之心。我們雖不認為“大陸就是天堂”，或“在台灣生活自由而幸福”，或“香港人醉生夢死”，但我們承認，生活在大陸或台灣的同胞，往往比香港人更加勇敢而堅強，極大多數是堂堂的中國人。
他站在一個觀察者的中立立場，就事論事，既不向著大陸，也不向著台灣。“中立”不是無原則、不分青紅皂白地和稀泥，“中立”也有自己的觀點、看法，就是獨立、客觀、公正。1963年12月27日，針對蔣介石說憲法是台灣的“犀利武器”，他在社評《台灣的“犀利武器”》中尖銳地指出：“雷震目前尚在獄中，日前且有遭受虐待之說，單是這件事，便足以說明憲法的本質。”1964年10月22日，他在社評《總統向小民致訓詞》中批評蔣一副居高臨下的模樣：“在今日世界中，每個人民都是堂堂大丈夫，你做總統、主席、總理、將軍，不過是擔任一種公共職務，我做文員、賣貨員、工人、農民，也各盡自己的責任。你有什麼資格來向我訓話？”他公開表示，“不贊成台灣的一黨專政（事實上是蔣氏一家集權）制度”，“我們絕不贊成蔣介石再參加競選……本報專欄中有人主張他繼續當下去，這並不代表本報的意見”。“我們向來以為，民主自由的主要精義，是容忍異己。報紙上應當容許發表不同意見。”372他對終身制也有尖銳的批評。373
然而，好友周榆瑞當年在《新晚報》寫《金陵舊事》《侍衛官雜記》，對蔣介石和國民黨要人極盡諷刺之能事，幾乎不留餘地，金庸則有不同看法。周氏出走英國後，1963年2月25日，他在《明報》的“明窗小札”專欄發表《讀周榆瑞兄近況有感》說，“我讀榆瑞兄過去的文章，對國民黨人員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傷忠厚之旨”。
不管怎樣，金庸對台灣一直抱有希望。1966年9月25日，他在《台灣拘捕三名“立委”》中說，“我們一方面慨歎台灣政界貪污風氣之盛，一方面卻也覺得，每一件貪污案的揭發和懲辦，總有助於政治逐步走向清明的途徑。”1971年7月20日，台北在聯合國的席位不保，島上人心不安，他在社評中說：“外交上的劣勢已不是任何外交行動所能逆轉。自存之道，是在政治清明，經濟繁榮，與其竭力爭取外國的‘友誼’而不可得，不如民主開明，善待百姓，以爭取國人的歸心。”此前他在5月16日的社評就說過，台灣是否能維持現狀主要決定於三個因素，首先是，“台灣是否政治清明、經濟安定，是否能得到大多數人民的擁護”？
二、《在台所見·所聞·所思》
1973年4月18日至28日，金庸接受台灣當局邀請，第一次登上台灣島，進行了十天的訪問。此前他與國民黨從無公開來往，他的武俠小說長期以來在台灣也是禁書，這次訪問標誌著他和台灣的關係開始了一個新時期。那時兩岸關係十分敏感，深諳中國傳統政治的金庸自然明白個中利害，他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以普通記者身份訪台。不管台灣方面邀請他的動機如何，有機會到台灣走走、看看，與台灣高層見面，是他期待已久的心願。
當時蔣介石身體不是很健康，在家休養。“副總統”嚴家淦、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等政要先後與他會面，特別是“行政院長”、未來的“接班人”蔣經國和金庸有過一席長談。早在1972年6月7日，金庸即發表社評《蔣經國當“行政院長”》，稱蔣內閣起用了不少台灣本省人，應當說是一種新氣象，值得讚揚。但他對蔣氏子承父職的做法並不認同。在6月9日的社評中，他認為蔣經國個人的生活倒比較有些民主作風，不大擺官架子。聽一位朋友說，某晚看電影出來，見蔣經國在戲院門外買了兩個茶葉蛋，剝開殼來就在街上吃，也沒帶衛兵，相當自由散漫。
這次見面安排在“行政院”會客室，金庸發現正中掛著一幅大油畫，畫中蔣經國陪父親在山溪邊觀賞風景。另外一幅書法寫著格言，大致內容是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動心忍性，忍人所不能忍。人們在背後還稱蔣經國為“小蔣”，其實他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身材胖胖的，精神很好，似乎不過五十多歲的樣子。
台灣經濟保持了多年的高增長，自1965年美國對台的經濟援助計劃終止以來，一直維持每年10%以上的平均實際增長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長率之一。1972年的增長率是11%，國民平均收入超過370美元，在亞洲僅次子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行政院”致力於發展經濟，因此被稱為“經濟內閣”。
台灣人對蔣經國的口碑一般相當不差，都說他當“行政院長”後有許多革新，對他寄以重大期望。“小蔣”出任“行政院長”一年，台灣各方面都有顯著進步，只在外交上有重大挫折。金庸表示，如果自己在台灣居住，也會給蔣經國投一信任票。1998年，他接受香港電台採訪，回憶當年的情景，說蔣經國和他說上海話，“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開口講話我就覺得他是同鄉，覺得好親切”。374
蔣經國客氣地請金庸對台灣多提些批評，因為已談得很久了，他只提了一點：“聽說台灣的軍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事無鉅細，都要由蔣先生親自決定。我以為你應當只掌握政策，一般實際事務交由部屬分層負責。在一個民主政體中，應當職權分明，同時你也可以節省些精力。”
蔣經國微笑著沉思，然後解釋：“你的意見很對。只不過我求好的心太切，總想一切事情推進得快些。看到工作不如理想，心裡就很焦急，我親自去督促推動，總希望大家都加一把勁。”
這種心情金庸表示理解，但他認為這還是家長式的領導，還是繼承“老先生”（台灣人背後這樣稱呼蔣介石）的傳統來辦事，仍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目前處變的非常時期，或許暫時有這樣的需要，但長期來說，這不是真正民主的工作方式。”
金庸觀察到，台灣的政治氣氛比以前開明，只是出於當政者主動的開明，既不是源於人民大眾，也不是輿論的推動。本質上還是中國數千年來的政治形式，遇到一個好皇帝、好宰相，那是百姓的運氣好；不幸遇到了腐敗的統治者，人民就大吃苦頭。
台灣有地方選舉，雖有賄選，但他聽說，國民黨對地方選舉一般極少干預，候選人大都是當地的紳士名流或富商，基本上都是支持國民黨的，不論誰當選，對於國民黨中央並無多大分別。只是由此產生一個弊病，候選人都拚命花錢。落選的不但失面子，還往往耗去了大半家財，對政府不免極度不滿。當選的設法翻本，貪污舞弊因此而生。雖然台灣當局嚴格禁止賄選，事實上卻在所難免。他在報紙上就看到有人因賄選被判刑的新聞。
在與台灣高層政要的接觸中，金庸發現他們沒有“唱高調”，沒有“浮誇吹噓”，而是“逐漸地腳踏實地”，他對他們普遍存在的這種務實態度深有感觸，從中看到了台灣的希望。首次台灣之行給他最深的印象，“不是經濟繁榮，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領導層正視現實的心理狀態，大多數設計和措施，顯然都著眼於當前的具體環境”。375
嚴家淦做到“副總統”，主要是因為經濟建設上的貢獻。他們在“總統府”見面，從大門起踏著紅地毯一直到會客室，兩邊衛兵持槍敬禮，嚴肅之至，聽嚴氏談話卻感覺是在聽一位經濟學教授講經濟理論。嚴家淦的平易近人金庸早就聽說了，並不意外，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從頭到尾，嚴只談台灣經濟上的缺點，而不談優點，如對外貿易佔整個經濟的比重太大，有些工業品質量還不很好，等等。嚴家淦談到軍事費用負擔很重，不無擔憂，“但我們要盡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我們要使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增加得更快”。嚴還說起，有一次他去美國遇到幾個美國朋友，他們一見到他就吃驚地問：“你怎麼還在這裡？我以為台灣早完蛋了。”嚴家淦心平氣和地笑笑說：“如果我們勤勤懇懇地為老百姓做事，我們是不會完蛋的。”
問起台灣有沒有製造核武器的打算，嚴家淦回答：“我們絕對不造，我們在軍事上唯一要防備的只是中共，他們也是中國人。我們不能對中國人投原子彈，相信他們也不會對我們投。發展核子武器要耗費巨大的財力物力。……我們的錢主要用來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我們在大陸上打不過他們，現在就跟他們比賽，誰能使大多數老百姓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加自由而快樂。這要很多錢，很多很多的錢。花錢去造原子彈，老百姓就要勒緊褲帶了。辦政治和辦經濟，每一件事都是選擇，每一塊錢都要發揮最高效用。”台灣在原子科學的研究上已有很多進展，主要是和平用途，金庸在新竹的“清華大學”參觀，看到一座原子爐。
短短十天的行程，他的腳步是匆忙的，在桃園、新竹，他隨意去看了幾戶農家，房屋很簡陋，傢俱也有些破爛，但一家有電視機、摩托車，另一家有電冰箱。他感到，台灣人很有禮貌，不管是商店職員、餐廳服務員、出租車司機，還是開電梯的，幾乎個個笑臉相迎。這樣的禮貌中有一種溫暖的親切。開汽車的遇到交通阻塞，極少有說粗話罵人的。金庸對台灣也有批評，比如什麼都講情面，買一張有座位的火車票、訂一個酒店房間，往往要找關係、托熟人。一些在政府基層部門工作的公務員很愛擺架子、打官腔，事情辦不好，卻把責任推到別人頭上。一般人不大守秩序，馬路上的汽車交通更是混亂，司機對馬路中心的白線視若無睹。金庸在英國治下的香港生活了二十幾年，自然感到陌生、不習慣。
金庸還獲准訪問了金門，那是台灣的前哨，離大陸最近也是最敏感的地方。登上金門島，他親眼看到地底的坑道縱橫全島，大卡車和坦克車通行無阻，地面上和地底下，到處都是炮位和機關鎗陣地。聞名已久的金門事實上是一個大要塞，而且是個全民皆兵的地方。島上六萬多老百姓，無論男女，年滿18週歲，一律參加軍事訓練，人人發槍發子彈，男子滿45歲、女子出嫁後，槍械收回。金門青年人人枕頭底下有一支槍，儘管當時兩岸關係已不是50年代炮轟金門時的劍拔弩張。金庸認為金門是全世界最清潔的地方之一。
金門之行有軍中將校陪同，一路聊天，金庸對台灣軍人有了不少瞭解。台灣是個海島，一切軍事行動都與海洋有關，陸軍指揮官也要懂氣象學和海洋科學；台灣時有地震，軍官還應懂地質學。有些軍官讀《比較憲法》，知道真正的民主和人權是什麼，軍人應當是民權的保護者，而不是去侵犯老百姓的人權。也有些軍官讀哲學、邏輯、外國歷史、中國歷史，“全軍上下要充分明白為什麼打仗，為什麼一旦有戰爭時甘願犧牲自己的生命”。376
訪台結束，金庸寫下三萬字的《在台所見·所聞·所思》，開篇就說：“有關國家人民的事，做記者的應當忠於職責和良心，向讀者忠實報道，如果只講好話，有失報人的品格。台北當局和我在台灣的親友看到這篇雜感時，也希望他們能諒解。”他說自己也做不到絕對客觀，只是根據十多年來在《明報》寫社評的態度來看問題，多多少少以《明報》大多數讀者的態度來看問題。對於海峽兩岸，他私人都無所企求，希望整個國家好，全國同胞的生活幸福。他畢生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寒眼看到兩岸統一：
希望大陸和台灣將來終於能夠和平統一，組成一個獨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論出版自由、企業自由、居住自由、行動自由、集會結社自由，財產權、人民權利獲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此文從6月7日到6月23日在《明報》連載十天，轟動一時，還出了單行本，仍供不應求。在讀者的要求下，《明報月刊》從當年9月起分三期再次刊出，大有洛陽紙貴之勢。
三、解禁
1973年春天，金庸第一次踏上台灣時，他的武俠小說在那裡仍是禁書。1960年2月15日、16日，台北市警察局出動大批警察，到市區和郊區大大小小書店、租書店搜查，查禁97種武俠小說，包括他的《射鵰英雄傳》《碧血劍》，這些小說有許多是從香港運到台灣後翻印的。台灣當局認為，“毒素頗深”，是“統戰書本”，“影響讀者心理，危害讀者安全”。從此，他的武俠小說在台灣長期遭到查禁的命運，但一直不乏讀者。
1959年12月8日，胡適在台北木柵的世界新聞學校演講，主題為“新聞記者的修養”，他說，記者要多看偵探小說，“我們中國文學的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翻譯的最好的偵探小說。現在有許多報紙都刊武俠小說，許多人也看武俠小說，其實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偵探小說是提倡科學精神的，沒有一篇偵探小說，不是用一種科學的方法去求證一件事實的真相的。”胡適當然不知道金庸何許人，但他夫人喜歡看金庸的武俠小說，他家書架上就有。所以他這樣說，或許不無針對性。唐德剛回憶，江冬秀找不到麻將“搭子”時，“就讀武俠小說，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數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書架上，竟亦施施然與戴東原、崔東壁諸公揖讓進退焉”。377
看到“中央社”12月8日電有關胡適演講的內容，金庸生氣了。12月10日，他在《明報》發表社評《最下流之胡適之》稱，翻閱胡適從前文章，這一觀念數十年來一直不變，胡適認為《水滸》是“誨盜之作，粗暴下流”，京戲內容無聊，毫無價值，中國人懶惰骯髒，不可救藥。他諷刺胡適，既認中國人如此混賬，“胡適之博士胡適之乎？……何以又適台灣也？原來在胡博士眼中，台灣非中國地也，乃美國地也。胡適之適台灣，非履中土，乃處於我祖宗老爺美國之偉大土地也。於是美國人送‘我的朋友胡適之’以博士銜，有骨氣之中國人卻稱之為‘最下流之胡適之’焉”！
胡適的“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一語大大刺傷了金庸，憤怒所致，毫無節制。這大概是金庸社評中最輕佻、大失水準的一篇。1962年2月12日，《明報》有一條“本報訊”《胡適公開逼蔣下台》，後面還有一條嘲諷胡適的編者按語：
“國大”開鑼在即，胡適卻公開要求蔣介石以“雞犬不驚”的方式將“政權移交”出來。
“雞犬不驚”，反面就是“雞犬不寧”。換言之，胡適以此威脅老蔣：如不交出“政權”，今日台灣就會雞飛狗走。
“不驚”反襯“不寧”，句中殺氣騰騰。此事足可證明，雞鳴狗盜之徒在台灣大有人在，而此輩後面蓋有使花旗銀紙之假孟嘗君作老闆耳。
當月，胡適在台北去世，《明報》只是在2月25日第四版中間位置刊登一篇不大不小的報道：《一代學人歸道山，胡適博士猝逝世》。金庸沒有表達個人的哀悼。
1965年，金庸小說披著“司馬翎”的外衣在台灣登陸。1970年以後，他的小說開始通過非正常渠道悄悄流行。他的許多作品改頭換面出現在台灣，不僅改書名，而且安到其他作者的名下：《倚天屠龍記》改名為《至尊刀》，署名“歐陽生”；《俠客行》改名《漂泊英雄傳》，署名“古龍”；《笑傲江湖》改名《獨孤九劍》（或《一劍光寒十四州》），署名“司馬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