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經常看到，某某人雖然資質平平，但因為背後有強大靠山的支持，做事往往十分順利與成功。
——佚名
依附吳長慶起步
袁世凱在宦海中的進步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才能與努力，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如果離開諸多貴人的相助，相信他也不會取得成功。
袁世凱宦海生涯的起步是從吳長慶那裡開始的，吳長慶是袁世凱第一個相助的貴人。沒有吳長慶的提攜，袁世凱根本不得其門而入，事實上，在袁世凱投奔吳長慶前，他曾屢屢碰壁，連謀個小官都不得門路。
吳長慶是淮軍名將，是李鴻章在淮軍中的一根重要支柱。他是袁世凱的嗣父袁保慶的盟弟。兩人從相交到相知再到換帖定八拜之交，說起來還有一段故事。
咸豐年間，太平軍把廬江城團團圍住，當時任廬江地方團練武裝首領的是吳長慶的父親吳廷襄，大兵壓境，廬江縣城危如累卵，吳廷襄派兒子吳長慶星夜潛出重圍，飛馬趕奔宿州袁甲三那裡求援。袁甲三統領重兵，正在和捻軍對壘，是否馳援廬江呢？袁甲三有些舉棋不定，於是詢問隨軍征戰的兒子袁保恆、侄兒袁保慶，袁保恆認為強敵環伺，如果分兵救援，就會引火燒身，導致太平軍和捻軍兩面夾擊，落入腹背受敵的困境，主張按兵不動。而袁保慶的意見和袁保恆相反，他認為吳廷襄一介士紳，敢於抗擊來犯的太平軍，力薄垂危，如果前去援救，保全廬江，則可以互為依恃，如果見死不救，聽任廬江失陷，則唇亡齒寒，對自身也不利，因此力主出兵相救。雙方爭持不下，袁甲三也猶豫不決。幾天後，廬江縣城到底孤城難守，城池陷落，吳廷襄死於亂軍之中。
吳長慶得知父親的噩耗，悲痛欲絕，他恨透了極力阻止袁甲三發兵的袁保恆，兩人從此絕交。吳長慶對力主出兵的袁保慶非常感激，他和袁保慶換帖拜盟，兩人結為盟兄弟。吳長慶從此投身從戎，因為他作戰勇猛，很快成為淮軍的一員名將。
戰爭結束後，袁保慶在南京任江南鹽運使的時候，吳長慶正好也帶兵駐紮在和南京一江之隔的浦口，兩個盟兄弟時常互相走動，關係越發親密，袁保慶的公子袁世凱也備受吳長慶的寵愛，以至視如己出。
後來，吳長慶率部移駐山東登州，受到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的賞識，督辦山東海防，在軍界也算得上是一位宿將。
由於有著這層關係，袁世凱科舉落第後，決定投筆從戎，便前往山東投奔吳長慶。
吳長慶收留袁世凱是為了報答義弟袁保慶。但袁世凱卻抓住這個機會，在吳長慶奉命率兵入朝平叛中嶄露頭角，從此，他對人生命運的把握由被動一躍轉為主動，從此開始了他飛黃騰達的仕途。
得李鴻章提攜陞遷
如果說是吳長慶把袁世凱領進了無邊宦海中的話，那麼，袁世凱在官場上掘得的第一桶金，則是拜李鴻章所賜。
李鴻章是繼曾國藩之後支撐清王朝大廈的淮軍集團的領袖。當時，李盤踞北洋，掌握著清政府的軍事、內政大權，包辦外交，對外守定妥協和戎的方針，比其他官僚人物更能得到列強的信任與賞識。到19世紀80年代，他已經成為清政府中最有實力和地位的人物。以他為首的洋務集團，是一個由軍人、官僚、買辦組成的龐大的混合體。當時，凡想要做官，或已經做官而想陞官的人，大都要走李的門路。
李、袁二人直接發生關係始於1884年朝鮮甲申兵變時期。該年，由於中法戰爭爆發，李鴻章為鞏固北洋防務，命令吳長慶從朝鮮撤回3營清軍，駐紮遼東半島金州，其餘3營仍留駐漢城，由記名提督吳兆有、張光前統帶。袁世凱得李鴻章奏薦，被任命為「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一躍而成為駐朝清軍的重要人物。
1884年，朝鮮「開化派」在日本公使的支持下發動「甲申兵變」。袁世凱一面會同吳兆有上報李鴻章，要求派兵來朝鮮，一面隨機應變，果斷處置了這場事變。
1885年，日本派伊籐博文來天津，和李鴻章談判「中日衝突」問題。伊籐博文在此期間提出了懲辦袁世凱的無理要求，李鴻章始終不肯接受，最後依據李鴻章的折中辦法，以其私人名義「行文戒飭」袁世凱了事。至此，袁世凱所謂「擅啟邊釁」的責任由李鴻章完全推卸。一場變幻險惡的宦海風浪總算躲了過去。
當時，清政府對朝鮮的政策，大都由李鴻章制定。自從日本強迫朝鮮簽訂《江華條約》以後，李鴻章一直勸導朝鮮政府在外交上採取「以夷制夷」的方針，即與英、美等西方列強通商，藉以牽制日本，兼顧杜絕俄人之窺伺。結果，隨著與西方列強「通商」而來的，是各國侵略勢力的深入，而受害者總是朝鮮和其宗主國——中國。「牽制」政策反映了落後的清政府在維持中朝「宗藩關係」的前提下，無可奈何的主觀選擇。在列強的不斷侵略面前，這一政策的破產是必然的。
1885年，清軍從朝鮮撤出以後，沙皇俄國趁機插足，其駐朝公使韋貝勾結閔妃集團，控制朝鮮軍隊，妄圖變朝鮮為俄國的「保護國」。朝鮮政局更加動盪。李鴻章為了維護中朝「宗藩關係」，採取果斷措施，起用「足智多謀」的袁世凱，接替「忠厚有餘，才智不足」的陳樹棠，為駐朝商務委員。李鴻章認為袁世凱是一名後起之秀，這是袁世凱很快又被起用的重要原因。對於袁世凱，李鴻章是抱有厚望的。李鴻章認為袁膽略兼優，能識大體，前隨吳長慶帶兵東渡，久駐王京，壬午、甲申兩次定亂，情形最為熟悉，朝鮮新舊黨人鹹相敬重。若令他前往接辦，必能措置裕如。李鴻章不希望袁世凱接任駐朝重任後，蹈常襲故，單純照料商務，而是企圖通過袁世凱加強對朝鮮政治上的控制，所以他在奏折中又要求清政府提高袁世凱的權限。根據李鴻章的建議，10月30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凱為「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權代表，並以知府分發，儘先即補，俟補缺後以道員升用，加三品銜。
李鴻章對袁世凱的提拔與重用，使袁世凱一度感激涕零，他在1885年10月25日給其二姐的信中說：「弟年少識淺，不料蒙太后留意，諸親王、軍機大臣、中堂推重，如此知遇，更有何言。」「弟年未三十，名揚中外，大臣推重，九重垂青。亦大喜事，乞詳稟堂上，毋以為念。」袁保齡也感到此次「擢太急，任太隆」，上書感謝李鴻章：「兩世受恩，一門戴德。」同時，指示袁世凱繼續好好努力，戒驕戒躁，將李鴻章交代的事情認真辦好。
袁世凱接任朝鮮交涉通商事務，成為中國在朝事務的最高代表。袁世凱此去朝鮮任職九年，李鴻章作為其頂頭上司，讓袁世凱得到了充分施展本領和歷練的機會。袁世凱在朝鮮期間，極力維護宗藩關係，推行了一些改革，從而遭到圖謀吞併朝鮮的日本殖民主義者的忌恨，也引起了在朝鮮的另一派權要所不滿。當他們要求清政府調回袁世凱時，李鴻章力保並告總署說：「若輕信謠啄，而使任事者抱不白之冤，以後稍知自好顧全國體者，孰敢蹈此危機哉！」「袁道駐韓四年，遇有韓與他國交涉，尚能悉心襄助，隨事調護，案據具在，未始無裨大局，自不能因韓王及各國嫉忌，輕於撤回，致墮敵謀，而失大體。」1890年正月，李鴻章辦理朝鮮商務請獎時還奏：「朝鮮每遇交涉事件，在廷群小，多嗾西人從旁讒越，巧為挾制，唆使該國自主。經袁世凱等扼定朝鮮系中國屬藩，每暗為籌畫，設法知道駁正，以存體制。袁世凱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體，獨為其難。擬請旨免補知府以道員分省歸候補班儘先補用，並加二品銜。」緣此，袁世凱嗣於1893年3月補授浙江溫處道實缺，復經李鴻章奏留繼續在朝鮮供職。對於李鴻章對袁世凱的呵護有加，袁世凱家族自然是感恩戴德。袁世凱的三哥袁世廉在家書中說，李鴻章對他們兄弟「待如家人」，「傅相知遇之隆，雖肝腦圖報，亦說不了」。甲午戰爭爆發以後，攻袁者認為袁氏釀成兵釁。但李鴻章責任自攬，並未諉過於人。中日馬關訂約以後，恭親王奕訢還追問李鴻章：「吾聞此次兵釁悉由袁世凱鼓蕩而成，此言信否？」李鴻章仍是保護袁世凱，說：「事已過去，請王爺不必追究，橫豎皆鴻章之過耳。」可以說，李鴻章是袁世凱仕途初期時的福星與領路人，袁世凱能夠早年在朝鮮發跡，李鴻章的提攜與保護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傍上貴人榮祿
榮祿是滿洲正白旗人，慈禧太后最為信賴的人物。袁世凱能夠小站練兵，就是因為李鴻藻、榮祿兩大靠山的鼎力推薦。
甲午戰爭後，在滿人中，慈禧最看重的就是榮祿。她想讓榮祿掌管軍隊，成為李鴻章那樣能夠支撐大局的人物。袁世凱甲午回國，志在奪得訓練新軍的權力，除了翁同龢、李鴻藻他傾心投靠外，他更想攀上榮祿這棵大樹。因為，在袁世凱看來，清流雖有聲望，掌握當時的輿論，但他們缺乏實際力量，而且愛惜名譽，有些事他們是不肯做的。袁世凱認為，政治是多方面的，須得泥沙俱下，一方面結交清流，另一方面更要抓緊有實際力量者，只有擁有榮祿這樣的人做靠山，才能做到萬無一失。
果然，袁世凱到小站上任不過半年，就遇到了幾乎斷送他政治前途的麻煩。先是，御史彭述奏劾新建陸軍各軍營近來有軍官層層盤剝，剋扣軍餉的弊端，引起了光緒皇帝的震怒。5月13日，光緒皇帝下諭旨申飭、警告各軍將領，「如再有借端苛派等弊，或經糾參，或被告發，定即嚴行懲辦，決不寬貸」。袁世凱當時正忙於在天津開設德文、炮兵、步兵、騎兵等隨營軍事學堂，不想不久之後又有個叫胡景桂的御史參奏他「徒尚虛文，營私蝕餉，性情謬妄，擾害一方」。
小站的新軍是朝廷下了最大決心，予以最豐厚的餉糧，配備最精良的軍械，寄予了最大期望的一支部隊。光緒皇帝在批准由袁世凱督練新軍時，原本就不太放心，故諭旨中有「倘仍蹈襲練勇和綠營的習氣，唯該道是問，凜之慎之」的警告。為時不過半載，就出現了御史參奏的事情，光緒皇帝於是決定派大員嚴查究竟。5月28日，光緒下旨，「著榮祿馳赴天津，將該員督練洋操一切情形，詳細查明。能否得力？斷不准徒飾外觀，毫無實際。其被參各節，是否屬實，一併秉公查實具奏」。
袁世凱及新建陸軍此時由督辦軍務處節制，是清廷直轄的部隊。但小站位於天津近郊，如系一般的參案，就近委派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查辦就可以了。榮祿當時還只是北京步兵統領，負責京師的治安，本管不到王文韶地盤上的事。但榮祿是督辦軍務處中力薦袁世凱的大臣之一，又素稱懂得軍事，還是慈禧太后的親信，由他到小站親自看個究竟，可以使各方面都放心。為此，6月4日，榮祿被任命為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以便事權相侔；其原任的步兵統領一職，由麟書署理。
此次查辦袁世凱案，當時任職兵部，隨同查案的陳夔龍在其所著的《夢蕉亭雜記》中詳述了查辦過程的始末：
甲午中日之役失敗後，軍務處王大臣鑒於淮軍不足恃，改練新軍。項城袁君世凱，以溫處道充新建陸軍督辦。該軍屯兵天津小站，於乙未（1895年）冬成立。當奏派時，常熟（翁同龢）不太贊同，高陽（李鴻藻）主之。誰知成立剛數月，天津的官紳嘖有煩言，說袁君辦事操切，嗜殺擅權，不受北洋大臣節制。高陽（李鴻藻）雖不護短，因系原來保舉之人，不能前後說法自相矛盾。於是示意同鄉胡景桂御史，搜集整理了多款（予以）參奏。奉旨命榮文忠公祿馳往查辦。文忠當時官居兵部尚書，約我同行。剛抵達天津，直督王文勤公文韶傳令，所轄淮、練各軍排隊遠迎，旌旗一色鮮明，頗有馬鳴風蕭的氣象。在津查辦機器局某道參案完畢，文忠馳往小站。該軍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肅精壯，專練習德國操。馬隊五營，各按方向辨色，較之淮練各營，壁壘一新。文忠默默查看，對我說：你觀新軍與舊軍比較如何？我說素來不懂軍事，何能妄加評論。但看表面，舊軍的確不免有暮氣，新軍參用西法，獨開聲面。文忠說：你說對了，此人必須保全，以策後效。待參奏的條款查完，僅是擅殺營門外賣菜傭人一條，已可以遭到嚴譴；其餘各條，也有輕重不同的出入。我起草擬復的奏稿是交部議處。文忠說，一經過部裡評議，最輕也是撤職的處分。此軍剛剛成立，難以更換生手，不如請求恩典暫且從寬議處，仍命其嚴格操練，以鼓勵將來。復奏上，獲旨允許。當時高陽已病，仍帶病上朝，看了文忠的覆折，神色不快。
榮祿任職兵部僅四天，就啟程赴天津。8日到天津，午後方對直隸總督王文韶談了所要查辦案件的詳情，9日即赴小站，可見此次的查辦帶有突然襲擊的性質，袁世凱事先並不知道。如果沒有平時的嚴格訓練，絕不可能有榮祿等人所見到的壯盛的軍容和操練受到賞識的事情，所以，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榮祿認為是名副其實，其保全、愛護乃至收為己用之心已經溢於言表。
據《德宗實錄》所載，榮祿的復奏是：「袁世凱被參各款，均無實據。」根據榮祿的報告，光緒皇帝下旨：「即著毋庸置議。」在給朝廷的查辦報告中，榮祿重點匯報了新軍訓練之精、軍容之盛，同時也挑了些枝節性的毛病以做搪塞，如委任的官員太多，與王文韶溝通不夠等，所以諭旨中才又有這些勉勵與警策之語：「袁世凱勇往耐勞，於洋操情形亦尚熟悉，第恐任重志滿，漸啟矜張（驕傲自大）之習，總當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心，以副委任。至（於）委任人員太多，費用太濫（浪費），尤其應該嚴加審慎選擇，不要虛名浪費。王文韶近在天津，該道必應隨時稟商辦理，該督亦當就近考察。總期精益求精，全成為勁旅，使禦侮確有把握，以符合朝廷實事求是之意。將此諭告之王文韶，並傳諭袁世凱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陳夔龍把袁世凱的被參，歸結為李鴻藻的授意。李鴻藻為何對自己前不久還極為欣賞之人，處以此種狠毒手段，頗有令人不解之處。仔細分析起來，問題可能出在徐世昌身上。徐世昌留翰林院任編修之後，一直備受兼任翰林院掌院李鴻藻的冷遇和壓制，原因是李認為徐虛偽矯情，而徐世昌也就成了不受待見的「黑翰林」。袁世凱十分念舊，知道了他這位「大哥」的窘況，聘請徐到小站任職，許以豐厚的薪資，這就在無形之中得罪了李鴻藻，於是便有了這次參奏事件的發生。
不僅如此，在不久的戊戌政變中，袁世凱又是借榮祿之力，躲過了一次更大的滅頂之災。
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等發起維新變法運動。在「百日維新」中，帝黨與後黨爭奪軍權的鬥爭亦相當激烈。由於袁世凱曾參加過強學會，帝黨就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光緒帝授之以候補侍郎銜，委以專辦練兵事務之權。然而，與帝黨相比，後黨則勢力龐大，把握著從中央到地方重要部門的職位。在維新運動之初，慈禧太后就任命榮祿為直隸總督，後來又調任兵部尚書，將北洋軍權掌握在榮祿一人之手。袁世凱憑他多年在官場的經驗，權衡再三，認定帝黨注定無法成功，終致在關鍵時刻背叛了帝黨，向榮祿告密，從而導致維新運動徹底失敗。
雖然袁世凱以實際行動表明了對慈禧太后的忠心，但滿洲新貴仍以袁世凱參加過強學會為由，攻擊袁世凱「既同謀而又出首，首鼠兩端」，要求重治其罪。但是，榮祿卻因袁世凱的告密而對袁世凱信任有加，聲稱「袁乃我的人，無所謂首鼠兩端」，並且在慈禧太后面前「以身家保之」，這樣，袁世凱才仍得以安其位。榮祿的力保也使袁世凱贏得了慈禧太后的青睞，慈禧太后特別召見他，准其在西苑門內騎馬，並賞銀4000兩。從此，袁世凱不但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還與大清國的最高掌權人慈禧太后拉上了關係，勢力更加壯大了。
在兩次動盪中，袁世凱都是借榮祿之力，才避過了對手的攻擊，因而也就愈加依附榮祿。
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說：
袁世凱統武衛軍，歸榮祿節制，雖倔強不敢自恣。嘗遣人密至京師覘榮祿動靜，得其一言以為喜戚，如安祿山防李林甫然。
戊戌政變後，袁世凱立即向榮祿獻策，以京畿地區五大軍合編為武衛全軍：以宋慶為武衛左軍，以袁世凱為武衛右軍，以聶士成為武衛前軍，以董福祥為武衛後軍，其中軍由榮祿自領之，兼總統武衛全軍。袁世凱主動將新建陸軍併入武衛軍，既可擺脫孤立無援的局面以避風險，又可得到榮祿羽翼，鞏固自己的地位，且可以滿足清廷「集權中央」、「將主帥統轄的權力付與滿人」的做法。袁世凱此舉，十分高明，既規避了風險，又討得了榮祿的歡心。不久，榮祿即保袁世凱升為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仍讓他專統率武衛右軍，所部增至1萬人。
1899年夏，多年積累的中外矛盾、官民矛盾不可調解，義和團運動終於在山東爆發。由於山東巡撫毓賢沒有能力處理好這個事件，結果，義和團運動在山東境內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勢，幾乎每個村莊都建起了拳場。面對山東動盪的局勢，袁世凱多次向榮祿陳述自己的看法和解決山東問題的意見。榮祿認為袁世凱有魄力，是解決棘手問題的能手，因此，他竭力保薦袁世凱任山東巡撫。於是，12月6日，清廷發佈了派袁世凱接替毓賢，署理山東巡撫的上諭。
對於袁世凱的北洋集團來說，1899年又是一個吉凶不測之年。這是因為，由於慈禧太后與列強不和，一場新的戰爭在所難免。袁世凱及新建陸軍開赴山東，直接使袁氏集團在不久發生的庚子事變中躲過了一場危及本集團生存與命運的危機。因為，此時袁世凱及所部如果還在天津小站，那麼庚子年八國聯軍向中國開戰，首當其衝之地便是天津與直隸。袁世凱如果不與洋人開戰，就是奉旨不遵，官運不但沒了，就連腦袋能不能保住還是個問題；如果奉慈禧太后之命與聯軍開戰，則不但勝利沒有把握，就是好不容易積攢下來的一點政治本錢也會在這場戰爭中損耗殆盡。況且即使自己沒有戰死，辛丑議和後自己還不是充當清廷的替罪羊而被押上斷頭台嗎？由此看來，袁世凱能於1899年督撫山東，就不僅是袁氏集團開始發展的一步，更使這一集團躲過了一場即將到來的滅頂災禍。從這一點上說，榮祿真可謂是袁世凱及其北洋集團最大的福星了。正因為袁世凱及其團體及時離開了當時政局的是非之地天津，才使他於此時在兩難境地、複雜局勢面前能夠從容考慮與應對，做到慈禧太后與列強兩邊都不得罪，從而為日後他的官星高昇打下基礎，為北洋集團在萬難境地中爭取到了一片生存的空間。單就這一點來說，袁世凱北洋集團的發展實際上也不是如常人認為那樣來之容易的。
打造慶袁同盟
奕劻系乾隆皇帝十七子永璘之孫，本是永璘第六子綿性的長子，後因永璘第五子綿悌無嗣，奕劻遂過繼給綿悌為嗣子，1850年襲輔國將軍，1884年晉陞慶郡王，十年後又晉陞慶親王。奕劻在咸豐、同治、光緒三朝不斷晉爵，由一個出於遠支宗室最低爵位的輔國將軍一路飆升為親王，同時，還不斷被委以重要官職。1884年，慈禧在把奕訢趕出總理衙門後，命奕劻管理總理衙門。第二年，又命他會同醇親王奕澴辦理海軍事務。1900年，奕劻會同李鴻章與列強辦理和議，身價倍增。第二年當總理衙門應列強要求改為外務部時，奕劻仍總理部事。奕劻在議和中，千方百計為慈禧開脫罪責，使慈禧逃脫了列強的懲罰。因此，1903年，慈禧又授其為軍機大臣，不久成為領銜軍機大臣，仍總理外務部。接著，又命其總理財政處、練兵處。這樣，到清朝末年，奕劻竟一身而兼數任，集中央的行政、財政、外交、軍事大權於一身。奕劻在庚子議和中，一方面保留了慈禧的統治權，同時又極大限度地滿足了列強的其他要求，各國列強因此而成為其堅強的後台。奕劻內依外靠，權傾朝野，顯赫不可一世，於是肆無忌憚地賣官鬻爵，公開收受賄賂，聚斂起巨額財富。他的貪贓枉法，引起世人不滿，統治集團中也不斷有人彈劾他，每次都因慈禧的庇護得以逍遙法外。慈禧不怕奕劻貪污，就怕奕劻家族凱覦皇位。當庚子事變慈禧西向逃亡時，列強各國指名要奕劻回京議約，慈禧雖命奕劻入京，但毫不留情地將奕劻眷屬全行挾去作為人質，以防奕劻圖謀不軌。慈禧回來後，對奕劻與手握兵權的袁世凱的密切關係引起警覺。慈禧一度想將奕劻開缺。但是，事情還沒辦，消息倒洩露了出去。得到消息的外國記者將這件事在倫敦的報紙上披露出來，英國駐華公使立即前往外交部訊問，大有干涉之意，慈禧只好來個矢口否認。慈禧欲罷奕劻而不能，無可奈何中，將載灃補入軍機處，以分奕劻的權勢。慈禧的如意算盤，因載灃的庸懦無能而落了空，終慈禧在世，載灃一直是一個「伴食中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