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兵的事情，看起來似乎很複雜，其實也很簡單，主要是練成絕對服從命令。我們一手拿著官和錢，一手拿著刀，服從就有官有錢，不從就吃刀。
——袁世凱
用人潛規則
戰國時期，有一個韓國公子名叫韓非，憑借他對官場經驗的理解和淵博的學識，寫出了一部官場權術大全。這部著作就是《韓非子》。
韓非在他的書中認為：人人都有自己的言論。通過一個人的言論，我們可以瞭解他的為人、瞭解他的品質、瞭解他的志向、瞭解他的能力等。領導人應當通過言論這個途徑來瞭解他的部下，並根據自己的瞭解和判斷授予他們合適的官職、處理特定的事務，如公正無私的人可以用來執法，能言善辯的人可以用來辦理外交，憨直無隱的人可以做諫官，勇而善謀的人可以用來帶兵打仗。
檢驗用人是否合適的方法，就是根據這些人各自擔任的不同官職來考察他們的工作成效。如果臣下的工作業績同他們的工作職責和職務行為一致，他們的職責與行為同他們的言論相符，就應當給予獎賞與提拔；如果他們的工作業績同他們的工作職責和職務行為不一致，或者職責與行為同他們的言論相違背，就應當加以懲罰和罷黜。所以，對屬下中那些誇誇其談說大話辦小事的人，要嚴厲懲罰，這不是因為他只能辦小事，而是因為他說大話；同樣對那些有能力辦大事，卻一直藏著掖著的人，也應當嚴肅處理，這不是因為不希望用他做大事，而是因為同成就大事相比，言行不一的危害更大，所以也要加以懲處。
為了說明這個道理，韓非舉了一個事例。故事的主人公是韓昭侯。有一次韓昭侯因為醉酒睡著了，典冠者怕他風寒感冒，便取過衣服給他蓋上。韓昭侯睡醒以後看到身上的衣服很高興，就問身邊的侍從：「為寡人添加衣服的是哪一個？」侍從告訴他是典冠者。然而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韓昭侯竟將典冠者和典衣者一併問罪。典衣者獲罪是因為他怠於履行自己的職責，沒有做好伺候君王的本職工作；典冠者獲罪則是由於越權辦事。實際情況是，並非韓昭侯不懼風寒，而是因為他深知超越權限的危害要遠大於風寒對自己的危害。儘管故事中韓昭侯懲處典冠者的理由冠冕堂皇，你一個管帽子的侍從，管人家衣服穿得多少幹嗎？狗拿耗子也得受處分，越權了嘛。但這只是表象，是一種權術，真正目的在於殺雞做猴，防範臣子們越權辦事，趁機攬權，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英明的領導管理屬下，一定要求他們完全按照自己的職責辦事，不得超越自己的工作範圍追求更大的工作業績，不得發表超出自己職權範圍的任何言論。越權者應當處死，胡亂講話者應當治罪。如果每個人都能夠依據自己的職責行事，忠於職守、言行一致，形成一種秩序，那麼屬員們便無法結黨營私了。
對於用人的奧秘，韓非在他的著作中進一步指出：英明的領導有效地控制部下，無非運用兩大權柄而已。這兩樣東西，一個叫「刑」，另一個叫「德」。刑，就是刑罰，就是嚴懲不貸；德，則是賞賜，就是獎勵名利。在韓非看來，人們一般都比較畏懼刑罰，而盼望得到獎賞，所以，領導人如果能將這刑賞二柄運用自如，那麼屬下便會懾於刑罰的威嚴而不敢為非作歹，同時基於獎賞的好處也會盡心輔佐主人。
對於那些不聽話、不服從、不為所用的人物，韓非主張殺掉為妙。想當年，姜子牙輔佐周武王推翻殷紂王之後，受封於齊。當時齊國的東海之濱住著兩位才華橫溢的隱士，一名叫狂矞，另一名叫華士。令人不解的是，姜子牙到了齊國以後竟然首先將這兩兄弟捉住砍了腦袋。消息傳到周公旦那裡，周公急忙派人去問：狂矞、華士二人都是賢者，老兄為何要殺掉他們？估計周公沒好意思把話說完，剩下的半截應當為：你老兄難到要步殷紂王的後塵？姜子牙回答得十分乾脆：這兄弟兩人曾經說過，不做天子的臣屬，不做諸侯的朋友，自耕自飲，自食其力。他們不願做天子的臣屬，我姜尚就不能使他們臣服；他們不願做諸侯的朋友，我姜尚就不能驅使他們；他們自耕自飲，自食其力，不求於人，我姜尚制定的獎懲制度便失去了作用；他們雖有智慧，卻不能為我所用；雖然賢能，卻不能為我建功立業；不願做官，便不會接受我的約束。譬如良馬，雖有千里之名，但不能任人驅使，留之無用，反而對別人是一種壞的影響，所以姜尚我要把他們殺掉。
韓非認為，賞罰二柄對領導者而言就像爪牙對老虎的意義一樣。如果領導者失去了二柄而由屬下使用，那麼他們必將受制於屬下。
對於喪失二柄的嚴重後果，韓非列舉出兩則歷史教訓。
一件是：陳完因內亂逃到齊國，被齊桓公任命為工正，後來改姓田，其子孫在齊國世代為官。田家傳到田常這一代，家族勢力已經非常龐大。為了排除異己，進一步控制齊國大權，田常再次使用老爹田乞的發明專利，對上為親信同黨請求國君的賞賜；對下利用手中的權力和資源收買人心，典型的做法就是大鬥出小斗進。百姓家遇到困難想借點糧食，田常借糧的時候用大鬥，本來一斗為10升，而田常會給12升，還貸的時候反過來，本來一斗要還10升，田常卻只要8升，這一進一出百姓就會得到4升的實惠。這樣看來，田常幹的豈不是賠本的買賣？非也。送出去的糧食畢竟是有限的，田常並不缺糧，更何況送給百姓的糧食也不見得就是田常自家的，國庫裡面有的是。而百姓得到好處，自然感激田氏，此後田家的聲望越來越高，這為田家攫取齊國的王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田常為親信大臣請求的賞賜來自於國君，他收買百姓的利益也大都來源於國庫。國君付出了權力成本，但是沒有得到收益，收益都被田常拿去了，這就是「失德」。
一件是：宋國的司城子罕曾對國君說，獎賞和賜予都是臣民所喜愛的東西，因此這些事情請國君您親自來做；殺戮和刑罰都是臣民所厭惡的東西，因此請把這些事情都交給小臣我來辦。這種做法看起來似乎是由子罕承擔了惡名，但君主執行刑罰的威嚴也被他同時攫取了，這就是「失刑」。
因為失德，田常殺了國君齊簡公以後卻沒有被治罪，因為上上下下都被他買通了；因為失刑，子罕殺掉宋桓侯以後並沒有受到追究，因為大家都很畏懼他。最後，二人都實現了篡權竊國的目的。所以，手下一旦把二柄全部篡奪，那麼君主就要面臨危險和遭受損害。齊簡公和宋桓侯的下場就是明鑒。
韓非這種實用主義的用人辦法，將我國幾千年來官場用人的潛規則表述得淋漓盡致。但是，他不過是一個口頭上的理論家，真正能夠洞達其奧秘並把此用得駕輕就熟的，翻開中國的歷史，並沒有幾人，但袁世凱無師自通，他將這種實用主義的用人術，發揮得淋漓盡致，令人歎為觀止。
兼收並蓄，範圍廣泛
兼收並蓄、範圍廣泛是袁世凱援引人才的一個顯著特點。
袁世凱結交、驅策人才的手段是十分厲害的。如果用一句話來做概括，那就是：結之以恩義，厚之以爵祿，施之以金錢，威之以刑殺。袁世凱在長期的宦海生涯中，早已經將這些手段運用得爐火純青，不僅得心應手，而且也往往頗具袁世凱個人的特色。
袁世凱常說，天下人才有四種：一是現在就有用的人才；二是現在看起來沒有用，但是將來會有大用的人才；三是現在只放手加以籠絡，不到關鍵時刻不去使用的人才；四是看起來沒有用，但只要加以培養就會成為人才的人才。
袁氏集團如果從小站練兵算起，到袁世凱調京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不過10年左右，如果算到辛亥革命發生，也大約只有15年的時間，在如此短而迅速的時間內，這一集團即從地方走向中央，袁世凱也由一個並不有名的廳局級幹部而一躍成為民國的大總統，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恐怕不能不從其人才的廣泛性與能力強弱等角度來進行觀察與思考。
事實上，袁世凱任命的幹部是十分廣泛的，軍事上有王士珍、馮國璋、段祺瑞等人；行政上有徐世昌、唐紹儀、趙秉鈞、楊士琦等人；經濟上有張鎮芳、毛慶蕃、周學熙、梁士詒、王錫彤等人。行政、軍政、警察、財政、外交、教育等人才無所不包，幾乎涉及這個集團的各個方面。袁世凱有一個重要特點，即愛才、惜才，特別善於發現和籠絡人才。袁世凱籠絡人才，為己所用的手段主要可以歸納為這樣幾點：常抓不懈；捨得投資；以禮相待；只要有才幹，願意加入袁氏集團，不問資歷、出身，即提拔重用。
袁世凱任用人才之所以範圍廣泛，是與其人有大志及當時的社會客觀環境的需要有關。讀袁世凱的奏疏、信札和有關袁世凱的傳記，給人這樣一種強烈的感覺，即袁世凱的抱負和雄心很大。袁世凱看到自己叔祖父袁甲三辦團練，日後高官得做，蔭及子孫；曾國藩創建湘軍，使自己成為一代名臣；李鴻章締造了淮軍，使自己成為清政府一個權勢顯赫的人物。所以，他從青年時代起，就盼望能組織和統率一支軍隊，擁有一個以自己為核心的政治軍事集團，成為曾國藩、李鴻章那樣的人物。正因為有這樣的抱負和雄心，他才能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廣泛搜羅人才，逐漸建設和擴大幹部隊伍，無疑，這一點對於袁氏集團的迅速崛起是極為重要的，它與曾國藩網羅人才的做法相近似。
袁世凱之所以廣泛搜羅和任用人才還與自己所處的地位和客觀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如果說，小站時期，袁世凱所需要的主要是懂軍事方面的幹部，那麼，他就任山東巡撫與直隸總督，成為一方封疆大吏後，他所需要的人才就不能不更加廣泛與全面了。
袁世凱的目標不僅僅是擁有一支軍隊的控制權力，他的野心是沒有邊際的。而要實現這種雄心抱負，這個私人集團的組成，就離不開方方面面、形形色色、源源不竭的各種人才。為他出力的人物，「黃、綠、赤、橙、青、藍、紫」，各種色彩的人物都需要，而且是唯才是舉，來者不拒，這一點，袁世凱也確實做得十分出色。
袁世凱結納人才、網羅幹部是敢於花大錢下賭本的。只要是人才，能為己所用，多花些錢他是不在乎的。從這一點說明袁世凱是一個幹大事、有魄力的人物。如阮忠樞，曾在李鴻章幕下效力，李認為此人，「武閥能久」，「極加器重」。1895年，李推薦阮入袁幕。袁認為阮「才長心細，學博識優」，十分重視。後阮被簡放順天府尹，儘管職務高了，但是收入卻下降了。他在致袁世凱的信中抱怨說：「在府尹任上，一歲所入五百兩，僅抵幕中一月薪金。」袁於是極力勸慰他，並繼續照常給他寄送幕金。對此，阮忠樞當然感恩戴德。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阮儘管不直接在袁身邊工作，但仍為袁的重要高參，終生為袁出謀劃策。
袁世凱廣泛結交，待人親善和藹，這在晚清官場上也是極為少見的。曾在袁世凱身邊任幕僚多年，後又任民國總統府秘書長的張一麟評論說：其虛懷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過人，兩目奕奕有神，凡未見者俱以為異。與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與一般官僚高高在上、態度粗暴、不知寒暖者相較，像袁世凱這樣能禮賢下士者，當然人們更樂意接近、結交和為其所用。
袁世凱用人，重才幹，英雄不問出身，有魏武帝曹操唯才是舉的氣度；也頗像漢高祖劉邦的風範，只要有用，販夫走卒都可以成為將相。趙秉鈞、段芝貴都系袁世凱手下級別很低的官員，他們都是花錢買下的道員頭銜。儘管如此，袁世凱通過觀察，認為二人才能出眾，於是便通過朝中奕劻的關係，先後使他們成為獨領一省的封疆大吏。趙秉鈞從巡捕做到道員，最後一直登上了民國內閣總理的寶座；段芝貴從雜役做到巡撫，最後也做上了中華民國的上將軍。最值得一提的是曹餛，他本是一個布販子，投身小站，因軍功一路飆升，最後還一度做上了民國大總統。
反之，如無才，即使親戚也不用。張一麟介紹說：袁世凱「所用無私人，族戚來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給月稟，不假事權」。
正因為袁世凱有野心，愛才，能夠禮賢下士，悉心提攜人才，幫助人才，接濟人才，所以，投奔其門，甘願供其驅策者不在少數。對於這種情形，胡思敬在《大盜竊國記》中比喻說：「內外大臣趨之若鶩。」張一麟也形容說：「故各方人才奔走於其門者，如過江之鯽。」
大部分人才，在入幕後，確實也對袁的決策在關鍵處起到重大點化作用。如徐撫辰諫袁就是很具典型的一例。
徐撫辰，字紹伍，湖北江夏縣人，在袁幕任洋務方面的文案。1899年年底，袁世凱被任命為山東巡撫，武衛右軍也隨袁由小站調往山東。不久，慈禧太后在特殊情況下對外下了「宣戰令」，袁氏為表示「忠心」，立即通告山東全省各州縣遵旨「招團禦侮」。在這動一發而牽袁氏集團全局的關鍵時候，徐撫辰力諫道：「此亂命，萬不可從，否則國破家亡，我公何以自了？」袁不聽徐勸，徐就恪守幕職規則，「不合則去」，留書函一封告別。信中說：「世界列強，英、俄、法、德、美、奧、意、日本八國也，今以中國戰敗之後，無兵，無餉，徒恃奸民邪教，手執大刀，殺洋人，焚教堂，圍使館，口念邪咒，不用槍彈，大刀一揮，洋人全倒地，有此理乎……我公若不遵行亂命，逐團匪與山東境界之外，將來外兵擁至，北京淪陷，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我公以反對義和團之故，猶可盡旋乾轉坤之忠心。如隨波逐流，我公一身功名消失，且恐未能保其身家也。」袁世凱閱後頓悟，急遣人追回徐氏，面向謝過。但檄文已發，「仍用六百里、八百里牌單，飛騎分道追回。遂毅然一變宗旨，護洋人，而剿拳匪」。
徐撫辰的建議使得袁世凱集團在當時複雜的形勢下，分清了利害關係而沒有與列強發生衝突，因而保存與擴大了自己的勢力。這樣，在庚子之變後，清政府能夠御用的軍隊幾乎全部崩潰，袁世凱的軍隊卻毫髮未損，防衛京城的任務自然地落到了袁世凱身上，他一躍而身兼八大臣。有人說「和議告成，袁乃得盛名。後由北洋總督，而宮保，而軍機大臣，實皆由徐撫辰一人玉成之」。此言雖有誇張之意，但也由此可見人才在袁氏集團發展中的地位與所起的作用。
袁世凱對人才的兼收並蓄、廣泛運用，這一點成為袁氏集團在清末民初能夠得以迅速發展和膨脹的一個重要因素。
注重吸收新式人才
在袁氏集團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袁世凱在廣泛吸收人才、大膽地任用人才的基礎上，同時還特別注重人才的質量。
袁世凱任用幹部，比較注重新派，注意羅致懂得西方軍事、政治、外交、經濟、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
這不難理解，在晚清社會轉型、人們的社會意識迅速發生變化的潮流下，傳統治國安邦的那一套已經不能再適應社會與生存發展的需要了。這一點，就連主舵大清國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也已經認識和接受。
1901年1月29日，經慈禧太后指示，光緒皇帝發佈上諭，說明政府的統治方法應順應時勢加以改革。
上諭認為：
中國之弱，在於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為牟利之符。公私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可見，袁世凱注重吸收和選拔懂時務的新式人才是形勢使然。
1901年4月25日，袁世凱在《遵旨敬抒管見上備甄擇折》中，清晰表述了他的這一思想。
袁世凱說：
人材登進，向重正途，究之釋褐之初，用非所學，類多嫻於文藝，拙於政事。又自鹹同軍興而後，保舉捐納，階進日多，流品益雜。京員半受成於胥吏，外官恆借重於幕友。不但通達時務，干濟世之變者百無一二，即求其能稱職守，瞭然於分內應為之事，亦甚難（得）其人。似亟須有以教之。擬請在京師設立課官院，簡派明達王大臣督其事。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各衙門，精選品學敦實、才識明通者入其中，分延教習，課以本國史學、掌故、政治、律例以及各國約章公法、一切西政、西史，各就性之所近，學之所習，分別門類，各專其業，嚴定課程，考其殿最。其優異者，即按其所執之業，而試以所宜之事。其志趣遠大者，或派令出洋遊歷，以驗其造詣而求其精實，回華之後，優予獎擢。並請飭下各行省，分設課吏館，專就吏治、時務、交涉等項，擇要輯書，發令候補人員學習。按月扃考，擇其連取優等者，酌予委用。不過一二年間，京外官吏，皆知講求實在經濟，臨事因應，自易措手。方今時艱日亟，需才孔殷。若待學校大興，人材輩出之後，方使之蒞官任事，勢必有所不及。但就現有之官吏，設法造就，俾皆成為有用之材，彼既無廢棄之憂，則鼓舞奮興，收效必速。濟急之方，莫先於此。
由此可見，袁世凱所認定的新式人才，其標準是懂得本國史學、掌故、政治、律例、西政、西史以及各國約章公法的中西兼通的人物，其急需的人才主要集中在「吏治、時務、交涉」等項上。
袁世凱在搜羅新式人才方面是不遺餘力的。
1903年7月8日，光緒皇帝親臨保和殿舉行經濟特科考試。應試者有兩位後來在中華民國史上頗有盛名的人物：一個是廣東三水人梁士詒，中了一等第一名；另一位是湖南湘潭人楊度，中了一等第二名。經濟特科既是新政的一部分，當然為頑固人士所不容。因此，發榜後，謠言四起，都說中試者大多是維新黨。一天，慈禧在召見軍機大臣瞿鴻禨時問道：「外面傳說特科人才流品龐雜，心術不端，你聽到什麼了嗎？」這位瞿大相國信口開河啟奏說：「特科初試一等第一名梁士詒是梁啟超的兄弟，其名字的末一字又與康有為相同，梁頭康尾，其人品可知。」慈禧聽了這些話，氣得臉色發青，也不問情由，就把初試閱卷大臣撤了職。梁士詒自然不敢再參加複試。楊度因與梁同科，且在試卷內大談新學，難免有激進之嫌，所以也不敢再入場複試了。梁、楊仕途之路絕望，自然心情消極。不料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梁士詒、楊度二人的才幹為袁世凱看中。不久，梁士詒經唐紹儀介紹，入袁幕被袁世凱派為北洋編書局總辦，此後更加倚重，執掌交通系，民國初年入中樞，一度有「二總統」之稱。楊度也在1907年被袁收為入幕之賓。從此，二人仕途坦坦，前途一片光明，在民初均名噪一時。
袁世凱面臨北洋新政百舉待興的現狀，為了北洋的事業，他大膽果斷起用了一批留美、留日的新式人才。凡新自留學東、西洋歸國之學生，他都竭意延攬。
詹天祐，早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被袁世凱任命為京張鐵路總工程師兼會辦局務。吳仰曾畢業於美國紐約大學，回國後被袁世凱任命為開平礦務師兼辦京張鐵路煤礦。屈永秋畢業於天津醫學館，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醫學堂兼辦天津衛生總局。鄺榮光，美國礦務大書院畢業，被袁世凱任命為礦政調查局、華總勘礦師、會辦臨城礦務兼工程師。袁世凱認為以上四人，「科學精深，名聞中外」，不僅給他們官職，而且援例上奏，要求朝廷按中國實際情況給他們以各科進士出身，以安撫他們，使他們盡心為國家的新政事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