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就像買股票一樣，任何巔峰都是暫時的，它也許是下一個深淵的起點，因此，任何對巔峰的得意和眷戀都是極端危險的。
——佚名
功過留待後人評
亂世出英雄，在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袁世凱的確贏得了掌聲和地位，達到了個人事業的頂峰。曾經叱吒風雲的袁世凱在歷史的長河中已經漸漸遠離我們而去，漸漸地被我們淡忘。但歷史也許就在這漸漸被遺忘的時刻才越發顯得生動、真實和引發人們的思考。今天，如果讓我們拂去歷史的塵埃，拋去舊有的觀念，不以成敗論英雄，重新評估袁氏及其集團成就的話，完全可以肯定地說，在清末幾十年間，甚至民國最初幾年間，袁氏集團的創業與經營還是十分成功的。
袁氏集團的業績主要表現在如下八個方面：
1．它是中國現代陸軍的最早奠基者；
2．它是中國現代軍事學校的最早開辦者；
3．它是中國現代警察的最早創辦者；
4．它開創的北洋實業在我國工業現代化過程中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
5．它在天津開辦了中國最早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地方自治；
6．它是清末立憲運動的積極推動者；
7．它順應歷史潮流，通過逼宮手段，結束了清王朝在中國長達268年的統治；
8．它在結束帝制、促使民國的誕生過程中實際上起到了積極、重要的作用。
按理說，任何一個團體不要說是完成上述八件大事，只要做成上述一兩件事情，就已經足可以彪炳青史了，何況一連擁有八件乎？
可是，僅僅因為這個集團的領導人一時頭腦發熱，聽信了無視時代潮流、不知大局的一些文人宵小的佞言，就復辟帝制，鑄下了大錯，這個幾十年間好不容易發展起來的團體，在一夜之間就聲名掃地、土崩瓦解了！
君不見，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僅僅因為舉辦洋務運動，創辦了具有近代意義上的海軍，開辦了一系列的軍事工業與民用企業，今天就已經被人們捧上了天。袁世凱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業績均已經超越了前人，可就僅僅因為他的帝制之舉而功勞盡殺。
每每回顧這段歷史，都給人沉重而抑鬱的感覺。不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在總結與重視袁世凱給我們留下的這份寶貴的歷史經驗的同時，更要總結與重視他給我們留下的慘痛教訓；不僅要看其成，更要觀其敗；不僅要懂得水可載舟的道理，更要明白水還可覆舟的教訓。
誰也難逃週期律
1945年，在延安的窯洞裡，黃炎培同毛澤東談話時重點談到了一個問題。他說：
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總之，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人能跳出這個週期率。
那麼，什麼是歷史週期律？
簡言之，「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現象，就是歷史循環的週期律，這成為歷代王朝不可超越的歷史鐵律。
縱觀歷代政權或經營成功的團體，多則經營幾百年，少則維持十幾天，均未能逃脫覆滅慘敗的命運。初興後亡的「週期律」，幾千年來一直困惑著歷代統治者、管理者。沒有一個統治者、管理者不想跳出這個週期律，也沒有一個統治者與管理者能夠跳出這個週期律。
從遠處來看，秦、隋二朝的短命自不待言。就是強盛一時的春秋五霸中的吳、越二國；鐵蹄遍及歐、亞二洲的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國，不也是「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最好註腳嗎？
袁世凱與他經營的北洋集團，從1894年在天津小站練兵開始起家，經過短短不到20年的發展，就由一個小小的軍事團體迅速膨脹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軍事官僚集團。他的領導人袁世凱也水漲船高，入駐中南海，成為了中華民國終身大總統。可是，僅僅過了四年，這個集團就因為帝制問題而離心離德、土崩瓦解，最終也成了歷史週期律最好的註腳。
袁世凱與他的北洋集團其亡也忽，其原因不外乎兩條：
1．利益瓜分不均所致；
2．集團主要成員之間「只可同患難，不可同富貴」的狹隘意識作祟。問題的關鍵還是出在袁氏集團的團體文化劣根性上面。
事實表明，袁氏集團具有如下幾項特質：
1．投機性
袁氏集團是一個相信實用主義，重視權力角逐，卻沒有一定政治主張或政治定見，由一群軍人、官僚組成的利益集團。
在維新變法運動期間，作為該集團的核心領袖，袁世凱、徐世昌二人都先後參與了這場旨在挽救中國危亡、使中國走向富強道路的變法運動。但是，他們並不是真正贊成這個舉動，其目的只在於博取時望，撈取資本。因此，在帝、後兩黨權力鬥爭陣線明朗、勝負之數已明的情況下，徐、袁立刻放棄了自己的維新主張，轉而投入實力強大的後黨陣營。
在清末官制改革中，雖然袁氏集團基本上是一個專制觀念根深蒂固的私人團體，但一旦袁世凱看到實行君主立憲制對他的好處更大，可以虛君攝政，操縱更大的權力，便毫不猶豫地一反常態，「尚新更甚」，帶領部下傾力進行。當時的官制改革方案，幾乎是袁世凱及幕僚一手草訂而成。儘管明知危險，明知可能會遭到慈禧太后的反對，但袁世凱依然冒進不已，後雖遭挫仍努力不已。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南方各省主張共和，袁世凱儘管已經就任清政府的內閣總理大臣，但為了攫取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的職位，又放棄了自己長期主張與堅持的君主立憲制，轉而與南方議和，改行共和政體，從而達到他取得最高政權的目的與野心。
實際上，在袁世凱的內心深處，是根本不相信共和政體是可以解決中國問題的。可以設想，如果袁氏集團真有自己的政治主張或政治定見，那麼，在辛亥革命中，如果袁世凱堅持君主立憲制，像在山東時期鎮壓義和團那樣對待革命黨人，則清政府當時大局是否能夠糜爛、南北能否一定分裂、共和能否順利誕生，可能都還是一個重新看待的問題。在民國創立、南北統一以後，如果袁世凱能夠堅持自己宣誓實行的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張或政治定見，後來中國的歷史，也許就不會出現軍閥混戰、生靈塗炭的事情了。不僅如此，中華民族的自強歷程，至少還可以縮短50年。這樣看來，缺乏政治主張或政治定見，實在不僅是袁氏集團的不幸，也是中華民族在20世紀初葉關鍵年代喪失了一個極好的復興時機的不幸。
2．趨利性
袁氏集團又是一個以個人利害關係相維繫的旨在獵取權力與利益的軍人官僚團伙。個人的實際利益得失、官位利祿的追求是他們關心的第一目標；為了滿足個人利益，他們可以採取一切不正常的手段，其行為並不受任何社會道德和秩序文化的約束。
袁氏集團集中國傳統政治負面文化之大成。他們在早年的社會化過程中，確定了趨附清王朝統治者來求取高官厚祿的行為準則。在他們趨附袁世凱形成了利益集團後，其集團內部上下之間完全是個人私心和野心的結合，是個人利益的實現與私慾的滿足，被他們把持的各種軍事、民政機構成為他們聯合起來進行謀私、牟利的場所。集團的首領把自己控制的軍政機構交給忠實於自己的下屬看管。下屬官員則屈從上司的旨意運用權力，不斷聚斂財物孝敬首領，政治上也以自己首領的旨意唯馬首是瞻。袁世凱推薦楊士驤接任直隸總督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當初，袁世凱在直督任上，因為用直隸的行政費用作為賄賂中央要員的經費，所以，當慈禧太后調他入京擔任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時，他因辦公經費虧空太大，一時無法交卸彌補。如果繼任者把此漏洞上報中央，則會東窗事發，引發袁世凱仕途上新的危機。一番絞盡腦汁、苦思冥想後，袁世凱向慈禧太后上書，建議讓自己派系成員楊士驤接替他的直隸總督位置，果然，楊士驤到任，不久即償清了袁世凱的所有虧空，自後羨餘，就全入了他的私囊。
進入民國後，由於這一集團進入了國家政治生活的核心，袁世凱和北洋集團的政治野心更加膨脹，其政治行為越發不受限制。為了謀取個人和集團利益，入民國以後他們的種種行為，諸如金錢政治、暗殺異己、摧殘黨人、違背約法、背叛民國，以及偽造民意、帝制自為、接受日本「二十一條」等都說明了這一點。可以說，民國後，袁氏集團發生了嚴重的蛻變，由於這一集團內部成員之間的關係是以謀取個人利益的利害關係相維繫，一旦共同追逐的利益目標不復存在，或者主要成員的利益得不到滿足，或者集團內部在重大利益上瓜分不均時，該集團內部的分裂和瓦解也就在所難免了。到了沒有更多爵祿可給之時，袁氏集團內部的矛盾和積怨即難以調和。袁世凱最後祭起稱帝這件寶器，是不是也是到了沒有辦法的辦法的時候了呢？這也正應了「以勢利交者，終以勢利而敗」這句千古不易之理。
3．私人性
袁氏集團的成員大都視袁世凱為他們的「衣食父母」，以對袁世凱的服從、效忠、報恩為其做人準則，至於國家與政府的政治準則，在他們的眼中，幾乎是一錢不值。除袁世凱外，無人能夠維繫這個集團的團結與權威。
吳虯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一書中的看法一針見血，他說：
北洋軍人，多系卵翼於袁世凱，才質駑下者居多，對上只知服從，不敢有所主張，蓋北人對長官之忠，非發於公的意識，全基於私的情感，服從之外，更有「報恩」的觀念，牢不可破。只要是「恩上」，或是「恩憲」，無論是否「亂命」，必須服從，意謂不如此則為「忘恩」，受同人道德責備，此北洋軍人之共同心理。
由於袁世凱的提拔和重用，北洋軍人官僚集團的成員們才有了高官厚祿、錦衣玉食。因此，他們視袁世凱為恩師與主人，畏威懷德，把個人的前程寄托給他，亦把個人的忠心和才幹奉獻給這位「恩上」。北洋官僚集團的成員多年受袁世凱的賞識、提拔和保薦，大有「士為知己者所用」的精神，竭盡其才能為他效力，以回報袁世凱的「知遇之恩」。他們之中的舊派官僚自不必說，就連留學日本，受過近代新式資產階級文化教育的楊度，其政治理想亦是：欲以懸河之口及縱橫之術物色一個有魄力、有地位、有帝王思想的主子，地位要與曾國藩相若，膽子比曾要大，然後幫他取天下，而自為開國元勳。其理想精髓依然是傳統的「效命於明君」的思想。袁世凱正是通過對這些追隨者施與恩惠和利益，建立起各層次的依附和效忠於他的私人關係網絡，使北洋集團成為他在清末民初政爭中的有力工具。
4．拜力性
迷信實力是袁氏集團的一個重要特徵。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近代的政黨政治和民主觀念實際上從未真正深入人心過，在近代的中國，實際上也沒有滋生它的土壤的合法條件。作為「舶來品」，它與中國實際國情的結合，客觀上還需要條件和時間。這個時間，也許需要百年之久。在這樣的政治實踐中，成功的政治領袖，不是靠演說、競選或文章才華，而靠的是軍事、政治、外交及其操縱政局的實力。傳統的政治和實踐，將袁世凱及集團成員磨煉成為一個個實用主義者。他們看重實力，尤重軍隊。他們深深懂得，在近代中國，從政者如無足夠之武力，其政治地位必不易存在與穩定。「在中國，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有槍就有權，兵多權則大。這是一條重要的歷史經驗。袁世凱宦海沉浮的一生及北洋集團興亡的歷史，便是對這條經驗最好的註腳。袁世凱與集團的成員在其日常實踐中，認識到實力的重要性。認為只要有實力，就能立足於社會並讓人依附。因此，他們崇拜實力，首先依附清王朝和實力派官僚，進而創建自己的實力集團。在這種戰略理念的驅使下，袁世凱創建新建陸軍，編練北洋新軍，舉辦北洋新政，使北洋集團從軍事領域擴充到政治、經濟、警政、教育、地方憲政等眾多領域，從直隸走向京師即從地方一步步走向全國，成為全國性的政治實力派集團。儘管袁世凱曾一度被皇族親貴集團趕下台，但他的實力地位卻無法改變，列強在華勢力一直把袁世凱視為「有實力的人物」，北洋集團成員照樣唯他馬首是瞻。由於對實力的崇拜成為北洋集團的政治共識，法律公理對他們就顯得微不足道。他們都把政治權力當做一種商品來對待，他們完全靠金錢和軍隊取得政治權力。他們有些像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僱傭兵隊長，只是把追求個人財富和權力作為他們奮鬥的目標。
進入民國以後，袁世凱與北洋集團的成員大都仍然崇拜武力，認為武力是解決一切政治問題的最終依據。當袁世凱欲稱帝時，幕僚張國淦曾以輿論、外交、軍事三者不允勸之，袁言：「輿論是空氣作用，已早有佈置，外交有英美鉗制日本，軍事我有把握。」由於過分迷信武力而忽視其他社會力量的合力作用，最終導致了袁世凱的北洋集團在民初國家政治舞台上角逐的失敗。
5．幫派性
袁氏集團具有強烈的結黨營私的團體意識。袁氏集團形成伊始，就形成了他們的政治軍事勢力圈。凡是集團以內之人，他們即互相援引、互相提攜，而對非自己團體之人則一概排斥。
據史料記載，光緒末年，官員欲取富貴者，捷徑有二：一曰商部，載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凱主之。皆內因奕劻而借二楊（楊士驤、楊士琦）為交通樞紐，當袁世凱初蒞北洋，梁敦彥方任津海關道，凌福彭任天津府，朱家寶任天津縣，楊士驤、趙秉鈞均以道員在直隸候補。不兩三年，梁敦彥官至尚書，朱家寶、楊士驤均躋節鎮，福彭升藩司，秉鈞內詔為警部侍郎，其非北洋官吏而攀附以起者。嚴修以編修在籍辦天津學堂，遂擢學部侍郎；馮汝騤與世凱聯姻遂擢江西巡撫；吳重熹為世凱府試受知師，遂擢河南巡撫；唐紹儀舊從世凱駐朝鮮，甲午之變，出死力護之以歸，故遇之加厚。即奪盛宣懷路政畀之，郵傳部開，又用為侍郎，一手把持部務，案卷合同盡為所匿，尚書張百熙雖屬世凱姻婭，不能與之抗也。唐紹儀既得志，復引用其同鄉梁如浩、梁士詒、陳昭常等，皆列要位。士驤又引其弟士琦入商部。徐世昌久參世凱戎幕，鐵良亦常從之練兵，既入軍機，始稍稍攜二。世凱不由科目出身，遇投帖稱門生者，大喜，必力援之。定成晚入其門，遂長大理院。方其勢盛時，疆臣端方、陳夔龍、陳璧、袁樹勳無不附之。
從1902年開始，袁世凱陸續從北洋隨營學堂中選拔學生赴日留學，這些人回國後，大都進入北洋軍內擔任重要軍職。而對非北洋出身的留日學生，袁世凱則不予重用，使他們很難進入北洋軍隊的要害部門。這種營私的團體意識保護了北洋集團的利益不受損失，使各級組織機構都能按照袁世凱的意志運轉。由於這種團體意識的作用，載灃上台後，雖放逐了袁世凱，但北洋各鎮的各級軍官均為袁世凱一手培植，自成體系，親貴們根本無法插足；而清政府各官僚機構遍佈北洋勢力，絕非一朝一夕所能剷除。因此，袁世凱雖遠離政治權力的重心，卻能在暗中縱橫捭闔，加以操縱。正是因為袁氏集團具有上述幾項特質，所以，當慈禧太后死後，儘管袁世凱被罷官回籍，遠離政治舞台達三年之久，該集團卻沒有解體，相反更加固結。因而，袁氏集團利用辛亥革命之機傾覆政府，取得政權之事情的發生，就是一件不難理解的事情了。
從袁氏集團的本身來看，它所形成的這套文化理念是傳統的宗法式的文化觀念，這種文化觀念實際上是一柄雙刃劍。它在維繫和團結袁氏集團成員的同時，也同時埋下了日後紛爭的種子。事實表明，袁氏集團本身就是袁世凱私人慾望長期發展積累的結果。在這個集團中，成員們不知有國家，只知有袁世凱。他們為了自身利益與個人前途和地位而聯繫在一起，卻沒有遠大的具有生機的理想與目標。團體之間的聯繫紐帶是以私人關係為基礎，有的人把這些關係叫作感情，其中包括家族、親戚、師生、僚屬、結拜兄弟、同學、同鄉等傳統的私人關係。團體的維繫只能靠袁世凱這一偶像化的軍事權威來維繫，一旦這個權威去世或出現問題，團體馬上就變成四分五裂、互相奪權的局面。
6．缺乏世界眼光
作為統治者，袁世凱及其黨羽缺乏起碼的近代民主政治意識與新型治理國家的理論與觀念。他們所依賴和實行的只是長期以來積累起來的一套傳統的官僚統治經驗和一味信奉的「實力主義」。作為北洋集團的領袖和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生平除一遊朝鮮而外，足未出國一步，故無世界眼光、政治常識。日常所接觸者，無非清政府腐敗之官僚，於進德修學、練才建國之道並無多大的益處。民國以後，袁世凱及北洋集團的政治眼光和經驗與日新月異發展的潮流與時尚觀念已經拉開了一定的距離。
白蕉在《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一書中這樣寫道：
袁氏固非無才無能，其智術、其心力，亦過常人；顧無道德以為體，學識以為用，思想落伍，遂使其一切行事，多入歧途，卒至禍中於生民，流毒於後世！
民初著名記者黃遠庸曾這樣評價袁世凱：
袁總統之為人，意志鎮靜，能御變故，其長一也；經驗豐富，周悉情偽，其長二也；見識閎遠，有容納之量，其長三也；強幹奮發，勤於治事，其長四也；拔攫才能，常有破格之舉，能盡其死力，其長五也。有此五長，而乃善日少而惡日多者，一由智識之不能與新社會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挾植勢力之意太多。綜言之，則新智識與道德之不備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長於極善之域，而反以濟惡。既自顧手執政權者十餘年，天下之大、變故之繁，無不為其牢籠而宰御，則益驕視一切，以為天下事不過如此。於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執行益以勇往，乃至舉中國之人物為供奔走，盡中國國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劇之材料。某今敢斷言於此，長此不變以終古，袁總統者，在世界歷史上，雖永不失為中國怪傑之資格，而在吾民國歷史上，終將為亡國之罪魁。
儘管袁世凱坐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寶座，但他根本就不相信中國能夠發展成為一個民主的共和國。袁世凱不懂得共和國是個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共和國為什麼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體優越。他不瞭解共和的含義，認為中國的老百姓怎能明白這些道理，他甚至做出結論：共和制的試驗是冒險的，而帝制在習慣上和人民心目中卻是根深蒂固的，袁世凱的眼光、閱歷和所具有的統治經驗表明他只能回歸到中國傳統政治的老路中去尋找發展的出路，終不能於舊勢力之外，發生一種獨特的政治的生面也。他的統治只能越來越趨向恢復舊制，保持舊有的制度，用傳統的治國模式，使自己高高在上，以皇權重整所謂的已經「失靈」的權威。
袁世凱自身的這種閱歷與觀念說明，他是一個傳統的人。其人及其團體只不過是中國在過渡時期的一種半新半舊的產物。這種情況決定了袁氏集團只能是中國政治舞台上匆匆的過客，而不能帶領充滿危機的近代中國這艘航船繞過暗礁，駛向光明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