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英格蘭人打交道，有兩個辦法—讓他們吃驚，或逗他們開心。就是不能和他們講道理，至少是在碰到《泰晤士報》評論的時候。對這些評論，佩特嘀嘀咕咕，羅斯金嗤之以鼻，而我則讓他們大跌眼鏡。他們一本正經地爭論說在實際生活中，藝術的價值和想像力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我才真正是這一真理活的寫照。我進入了唯美主義階段。我不會手拿著百合花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散步—這些天我也盡量不散步了—但是我創造了一個新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唯美主義的種種行跡成為可能。我的穿戴要麼是18世紀的，要麼是20世紀的—代表著昔日的榮華，或來日的富麗，我也說不准到底代表了哪一種，但我堅決不和現在這個世紀牽連一起。我是一個驚世駭俗的形象，和皮爾斯牌肥皂[81]一樣，我是絕無僅有的。在朋友眼中，我是「世界奇跡」；在仇人眼中，我就是反基督。[82]
我吟遊確實想出人頭地。如果在寫作上達不到這個目標，我就把自己的天才轉化到個人的事務上去。現在，到了這麼落魄的境地，我卻為那些想出人頭地者感到憂傷。這種野心既可憎又可憐，既可笑又可悲：懷有這種成名的野心就像啼哭的嬰兒渴求關注，就像受傷的野獸在痛苦中咆哮。不過我有種獨特的自知自覺，這是一般人所沒有的。出於虛榮，我反對世俗的奉承。威廉爵士過世後，母親搬到倫敦住。她希望我步哥哥的後塵，找一份文學新聞工作。我對這個職業的前途敬而遠之：所謂近墨者黑嘛。我不喜歡文學界的諸公，他們也不喜歡我。我嘲諷他們的價值觀，他們也對我反唇相譏。確實，我的個性一直讓別人頭疼，到了後來，我的作品又讓人們暈頭轉向了。
在倫敦的頭幾年，我過得很是得意。我發覺除了自己以外，還沒有真正而永恆的表現方法，所以我可以迴避個性中的誠懇，而用小丑的鮮艷外衣來裝扮自己。現在來看，我對生活還是太認真，所以每談到當年這些往事，總不免感到羞慚。普林尼[83]曾告訴自己的密友說，文學使人超脫死亡，這一勸告我完全理解。我受過傷，對生活感到了害怕，所以我不停地逃奔，上氣不接下氣，雙腳鮮血淋淋—只是為了奔向藝術和美。藝術和美的聖殿就是我的避難所。我用花花公子的面具在世人面前把自我掩飾起來，我口若懸河地宣講唯美主義的教義。
生活的混沌無形讓我非常害怕—它帶著與生俱來的混沌印記，就好像美玉寶石上的斑痕。所以我雙手接住了這無形，將其化作故事和警句，後來又將其轉化為機智的戲劇。我把談話變成了藝術，把個性變成了象徵；只有這一切才使我勇於面對從四處襲來，要將我吞噬的空虛和黑暗。而現在，這空虛和黑暗又來和我長相廝守了：多怪啊，一個人到頭來還要承受他最為擔憂的命運。
自然，我種種舉止的原因人們從來都不瞭解，包括我最親密的人。在仇家甚至朋友的眼中，我都是個和藹可親的傻瓜。他們從來不能瞭解我的價值觀，所以他們就認為我根本沒有價值觀。其實，我的思想往往比我的為人更為尊貴。他們嘲笑我，因為我的玩世不恭對他們的價值觀構成了威脅。我是想像世界的虛無主義者，我反叛我所處的社會—儘管我還沒有到殺人放血的地步，不過我使用了最順手的武器，這武器是我自己所處的階層打造出來的。
我當時在讀巴爾扎克的作品，到現在我還記得罪犯伏脫冷和呂西安·德·呂邦潑雷之間的一場冷冰冰的會面。呂西安·德·呂邦潑雷一時衝動想要自盡，伏脫冷把社會那無形的法則說給他聽，從而把呂西安給救下來了。在勸呂西安的時候，那可憐的詩人心中攪起了激憤和野心糾結的情緒—這種情緒我再熟悉不過了，後來他決定把這些法則運用起來，轉化為對自己有利的因素。「再也沒什麼法則了，」他低聲說，聲音裡帶著真正邪惡的人才有的那種難以言表的溫柔，「只有傳統習俗：徒有形式而已。」讀到這些可怕的句子，我當時的感覺就像一個古代的國王，猛然在牆上看到寫著自己命運預言的耀眼的文字，不同的是，我甚至不用先知來破解這預言。過去我身上的天性因素轉化成了原則。它完成了我教育的第一階段，和其他形式的教育一樣，我的教育是在自我對話中進行的。萬事萬物到了我眼中，都成為它們自己的滑稽模仿—我就不用說社交界了，因為滑稽模仿就是社交界最顯著的特徵。不過我當時認為，藝術也好，生活也好，其方法和傳統的最佳表現方式就是滑稽模仿。我在所有作品中都體現了這一點，在舉止和穿著上也竭盡滑稽模仿之能事。
正因為這個原因，我成了人們驚奇和嘲諷對象的時候，我甚至感到有些洋洋自得。人類臉上要戴著鍍金的面具，這個事實證實並強化了我自己生命的法則。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同意去美國舉辦唯美主義的演講。在那種實驗室一般的嚴格條件下，我可以盡情張揚個人的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