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雨果·斯泰恩在美術大街和我撞個正著。雨果從各方面看都是地道的德國人，唯獨說起話來有希臘味。
「親愛的奧斯卡，」他告訴我，「我們在慶祝聖·澤菲利努斯[84]節。你一定要來參加啊。」
「你說遲了一天，」我回答說，「不過，或許教皇也不會馬上知道吧。」
所以我就陪他一起到卡裡薩雅酒吧去。這次活動不大成功。有兩個美國小伙子加入到我們中間來。他們一口咬定說他們是因不道德行為被哈佛開除的。我說你們去上哈佛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他們給我買了一杯苦艾酒：美國人吃驚的時候總要買酒喝。他們倆都有一個可怕的壞習慣，互相以「她」相稱。到最後喝昏了頭，居然要把這把戲用到我頭上。
「她可是個名女人。」他們其中一個對另一個說。我感到噁心：我在文明世界經過這麼多磨難，遭到這麼多謾罵，結果卻成了文學界的包迪西亞[85]—哎，夠荒唐的吧。
我不卑不亢地離開了酒吧後，出租馬車出了個不小的事故。我們正要拐到波拿巴大道，車子突然撞到了一輛馬車上，我身子猛地一下倒向前，頭磕到扶手上。我的嘴唇差點裂成兩半，血流不住，活像個殉難的聖徒。不過這時候發生了一件我至今弄不明白的事—我笑了。我大笑不止。我莫名其妙地為自己的受傷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