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多少個日日夜夜—我也不記得有多少個了，因為對我們這些被迫審視內心的人來說，時間是沒有意義的—我被人從獄中帶走，被車子拉到老貝裡。我和其他囚犯一起走，但不知是何緣故，唯有我是人家可憐的對象。這些囚犯告訴我說獄中的浴室「還不錯，就是有點『燥』」—幸運的話，我會被轉到布裡星頓，因為那裡有「不少紳士」。獄中有位被指控在海濱大道行竊的瘋癲女人，拿出一張紙給我看，那紙上潦草地寫著她自己的辯護詞。我建議她不要在公開庭審中讀—那是我所見過的最有可能導致定罪的訴狀。
車子載著我們沿著一條石頭鋪的走道行駛，走道兩邊都是有拱頂的囚室—頗能讓我想起阿德爾菲。叫到我的名字時，我沿著木樓梯走了上去，驚訝地發現，自己正走到被告席上。我非常不喜歡這種突然襲擊：我突然顫抖不停，簡直無法定神看下面眾人的臉。這些人有的認識我，有的是專門來看我受辱的。法庭的書記員重複了對我「有違吾皇陛下、她的皇冠和尊嚴」的指控，此時我感到了恐懼中才有的寒意。權勢總是讓我頭暈眼花，如今我竟被其利用，就更顯得可怕。朋友告訴我說，我要是能清清白白地離開老貝裡，我還可以恢復原來的生活。但我知道，不管宣判結果如何，他們所說的情況都不會發生了。醜聞的全部歷史—無論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將伴隨著我的名字，我永遠無法擺脫。我生時是個傳奇，到死也還是個傳奇。
我以紳士的名義告訴我的辯護律師愛德華·克拉克爵士：我並非雞姦者。我並沒有撒謊，我從來沒有犯過這樣的罪。但法庭這口深井中最不容易發現的就是真相：三天中，證人席上的男童穿梭不息，他們個個都經過訓練，知道如何撒謊，如何指控我—這讓觀眾大為開心。我本來一直是想像力祭壇前的朝拜者，但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成為上面的祭品。愛德華·雪萊在盤問中一再暗示說我撒了謊，但我並沒有撒：那天晚上，我同意他留在我們家，而不回他父母的地方，我的同意當時曾讓他興奮不已，現在卻使他頗為難堪。看來我們為善舉付出的代價和罪惡的代價一樣高昂。我把查利·帕克帶到塞沃，也是供博西取樂，而不是為著滿足自己的慾望。
一開始我很鎮定，因為我相信，在愛德華爵士的盤問下，這些證人的偽證身份會暴露出來—確實，他們的很多證據都被排除了。但沒過多久，我和愛德華爵士終於明白，對我的復仇慾望已經強烈到了無法更改的地步。因為這種復仇的發洩對象是過於離經叛道之人—對這樣的人世人只會窮追不捨，絕對不會讓他們逃脫。而我已經被世人描述成罪惡深重之人，我這樣的人應該投放到梅爾伯格山谷[182]，和行邪術者西蒙[183]和伯特蘭·德·波恩[184]這樣的人待在一起。
一開始，我沒有想清楚如何應答。監禁生活如同一個教練，教會了我如何受苦；被告席則如一個老師，給我上了恐懼的一課。但是，聽著他們捏造我的種種罪行，我心裡還是升騰起一種憤怒的意願，雖然此時我的個性已經埋葬在醜聞的重壓之下。出於自負，我把自己看成鶴立雞群之人—那些控告者都是比我低賤的人，我不能聽任他們得勝，而不伸張我的藝術家身份，一個僅僅因為生不逢時而遭到懲罰的藝術家的身份。
我走上證人席，以清晰、平靜的聲音逐個駁斥了對我的所有指證。在發言時，我有一種得勝的感覺。我還就蘇格拉底式愛情發表了一個演講—我提前準備的—我用平靜的語氣，用質樸的語言總結了我一生的哲學。我想，這些話你們可能會駁斥，但我要讓它們在你們的耳邊迴響。
我想可能是這個演講打動了一些陪審員，所以他們沒有對我定罪。但我知道，我是不會得勝的：我承認，我在舉證的有些地方撒了謊，試圖把我所害怕的有些東西掩蓋起來。我把真相和想像混合了起來，搬弄如簧的巧舌掩蓋與我常相伴的恐懼和恥辱。現在恐懼和恥辱還在等著我。我發現昆斯伯裡還拿著羅斯貝利的信，把它當成了一把高懸的劍，堅持要繼續對我審判。得知這一情況後，我暫時恢復的信心又離我而去。我迷失了。
被保釋出獄後，仇家開始步步緊逼：我彷彿把一個妖怪給刺激了，所以它以加倍的速度向我奔來。兩個朋友用車把我從老貝裡接走，而昆斯伯裡就像復仇女神一樣緊隨其後。法庭外的人群就好像到嘴的肥肉被人騙走了，恨不得把我撕成幾片。過去，倫敦的街道彷彿是一場美輪美奐的露天表演，而現在它卻如一個夢魘。我被邪惡的侯爵及其黨羽苦苦相逼，無論走到哪裡，他們都會跟過去，把我指認出來。原來對我十分歡迎的酒店現在都謝絕我入內。那天晚上，我一直坐在車子裡滿街頭尋找安歇的地方，我看到我的名字寫在公告牌上，貧民區的報童大聲念著它。我彷彿是在自己想像中的地方巡遊，滿眼儘是奇怪的景象，還有很大的聲音一直響在耳邊：「我！我！」發這聲音者也不知道聲音的意義。
我逃到歐克萊街上的母親家中。我的個性已經被一片一片從我身上撕走了，我回歸到童年時的赤裸狀態，孤獨，而且害怕。我的跌倒大大刺激了母親，把她毀了—即便透過苦難之迷霧，我還是一下子就能看到她所遭受的打擊之深。她給了我她的夢，而我把這些夢摧毀了；她從我身上看到了她自己最傑出的素質，而我背叛了她。
我和她一起待了兩天，這兩天讓我難以承受。在悲痛之中，她無助地恢復到她在愛爾蘭時所熟悉的生活。她跟我說起了她在威士福德的童年，一邊說一邊大笑，但她的情緒大起大落。她抱怨起丈夫的怯懦—他不敢出席對自己的那次丟人的審判。我和律師們單獨商談之時，她有時候會走進來說一個愛爾蘭人站在英國的被告席上並不是多羞辱的事。她其實並不瞭解情況。她就是在這幢陰暗的屋子裡說出了我是私生子這個可怕的秘密：我的生活方式自此改變，我就像在死亡之舞中一樣，握起了命運之手。
我不能和她住在一起。每個鐘頭，我的心上都會增加一份新的悲痛，所以我偷偷跑到「斯芬克司」列維森家裡。
斯芬克司出於溫柔良善之秉性，安排我住在她女兒的兒童房。在那裡，在木頭動物和廢棄的玩具中間，我認識到我的生涯發展到了什麼樣的田地。在情緒極度低落的情況下，我們能高屋建瓴地審視自己的生活—我當時就看到了我的生活。我其實一直生活在兒童房裡，就像一個任性的孩子一樣，我摔壞、毀滅了對我最親最近的那些東西。
康絲坦絲到斯芬克司家裡看望過我，但她簡直不敢和我對視：在她的眼中我已經成了惡魔。她現在終於明白她對我一無所知：我想擁抱她，但她本能地退縮開。
「你都做了什麼，奧斯卡？你都做了什麼？」
「你不必用維多利亞式女主人公的口吻來說話，親愛的。」
她離開了我的房間。我不知道我為什麼說出了這樣的話，那是不經意地脫口而出。
還有別人來看過我—道森、謝拉德、哈里斯，他們全都勸我逃走。但我做不到：所有的逃跑都是逃離自己，我也不能例外。只有藝術家之間才能惺惺相惜：勞特雷克[185]來給我畫像的時候，他既沒有表現出憐憫也沒有表示同情；我對此深表感激。他對被社會排斥的人有一種明確而冷靜的理解，因為他和我一樣，都是這個世界上的陌生人。我無法將此坦白給任何人：我無法坦白，因為我覺得自己現在又可悲又畏縮，我不敢將這樣的自己展露給我在巔峰時期認識的人。所以我躲在這幢屋子裡，準備為自己辯護，雖然我知道這只會是徒勞。
我最終的審判是在耶穌升天節這天開庭的—儘管我和唐·喬凡尼[186]一樣正在奔向別的地方。我已經不記得那次審判的經過了。審判中間有些地方我兩眼一片黑暗，什麼也看不清，而其他地方卻又異常熟悉。儘管譴責之聲迴盪不絕，我卻不明白到底說了什麼：彷彿他們說的是一個和我無關的人，一個我不久就要會面的人，一個伸手來迎接我，然後把我毀掉的人。
一旦一個人的個性為人所共知，一旦他的歷史以控告的方式出現，他就會驚異地發現，自己的個性和歷史中，能把持的部分實在太少。我明顯地成了別人所想、所說的那個人：我倦了，老了。因為老了，在公眾目光的聚焦下，我把自己交託給別人去處置。
當「有罪」的宣判下達之時，我感覺我的生活彷彿到了盡頭。這是一種比實際的死亡更可怕的死亡，因為如果我真的死亡了，我還能指望自己能像拉撒路那樣從死裡復活—拉撒路復活後不停地哭泣，因為他的死亡是他唯一的真實體驗。法官終於宣佈了我一直害怕的判決。我癲狂了，我想倒在地上，懺悔我一生所犯的所有的罪，把我心裡暗藏的可怕秘密和奇怪野心，全都和盤托出。我想變得像孩子一般，像第一次學會說話那樣，毫無顧忌地說。但是法官揮手打發我走，我戴著鐐銬，被帶上等在外面的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