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會滋生奇怪的惡習：比如它讓你感覺你本來就應該待在這樣的地方，就如同瞎眼的地下動物天生就屬於寂靜而黑暗的世界。走出監獄後，天空讓我感到頭暈眼花，我甚至害怕自己會跌倒：我生平第一次感覺到世界實在太大了。出獄的那天上午，我乘坐著馬車，拉上了簾子，從彭頓韋爾監獄趕到布隆貝瑞。在一個朋友家休息的時候，我給農場街[190]寫了一封信，以謙卑和悲愴的筆調詢問可否讓我去靜休。
現在看來，我覺得這一舉動實在匪夷所思，儘管我一向對教皇頗有好感。或許看厭了現代的倫敦，我想立刻回歸到安全的囚室，也有可能我是想去靜休院研究我所發現的愛和苦難的秘密—我不知道，我記不起來了。但是我的請求遭到了拒絕。
所以我只得面對自己的生活，在這陌生的海濱，我要為自己的生活找出方向和目標。在一個很遲的下午，我乘坐渡船去迪耶佩，路上我看著英國的海岸漸漸遠去。我感覺自己就像尼莫船長[191]，登上了一條把他帶離凡人視線的船。英國從此之後再也沒有見到過我。
流浪之旅的第一站停靠在貝爾納瓦勒。為謹慎起見，我用了個化名塞巴斯廷·美墨斯，此名至今還見知於那些商人。我自由了，這我很清楚，但是自由是個奇怪的東西：有了它的時候，我們卻不知做什麼好。天空、海洋和諾曼底質樸的鄉下都很迷人，但是它們平淡無奇。我知道世界對我來說應該是個快樂的地方，但是這快樂的秘密仍然鎖在我心裡；面對生活，我就像面對一幢富麗堂皇的房子，感到眼花繚亂—但我是客人，不再是主人了。
人們來看我，目的是看我沒有鈔票的日子還能不能過。他們很想知道我有沒有變化。我想我變了，但是我努力不表露出來。因為友情和笑聲對我至為寶貴，我不想展示那至今紮在我心上的囚犯箭頭[192]，否則會失去這些寶貴的東西。他人的善意讓我很受感染，但也讓我疲憊。過去我一直喜歡表現自己，並以為這是一種不凡的個性，如今看來，它只是矯飾而已。怎麼可能不是矯飾呢？在監獄裡，個性對我的影響，我已經大徹大悟：它簡直把我引向瘋人院。
但是如果我無法自救，如果我真的還是「失物」，至少我還能以藝術家身份自詡。到貝爾納瓦勒的一家旅館安頓下來之後，我就開始寫《雷丁監獄之歌》。我要向英國社會表明，它並沒有把作為藝術家的我毀滅掉，反而為我提供了新的藝術創作題材—這是一個奇怪的悖論。我拒絕扮演改邪歸正的罪犯角色：我記得雷丁監獄裡的一個叫阿瑟·克拉特頓的囚犯曾經這樣評論過我們身外的世界：「讓他們去沸騰吧，該死的。」他的話一直銘刻在我的心裡。他說出了我想說而沒有說出來的話：詩歌是我唯一的報復方式，但這種報復是光榮的。我想要告訴為我定罪的那些人，他們建構的是個什麼樣的世界；我還要告訴他們，我這個專事以藝術作品暴露他們的愚蠢的人，曾經見證了他們極度的無恥和愚蠢。
這想法讓我很是高興，在重獲自由後的前幾個星期，我比任何時候都要高興。我寫作，我散步—走得相當遠，我每天洗澡，和阿芙洛狄忒[193]一樣，我在大海裡重獲處子之身。但是，當朋友離開我，回到他們自己的生活中，或者我的靈感接不上來的時候，我又會悶悶不樂。對自由的驚異喚醒了我心裡的偉大詩歌，正像它喚醒了我第一次感到的欣喜若狂，但是獨處之時，我能感到監獄從四周向我擠壓而來—不是別人為我建的監獄，而是我自己建造的監獄。
我過去所熟悉的生活不復存在了，我覺得我也沒法將它恢復過來。漸漸地，我開始認識到，作為藝術家的我已經死了，這也正是我入獄前那年的感悟。《雷丁監獄之歌》是痛苦的發洩，就如同受傷的動物的叫喊，但是一旦疼痛不復存在，我就不再有什麼可表達的了。我想過寫宗教劇，但是對它並無多大喜好。我覺得我已經沒法把握生活了，只能聽任它隨波逐流，直至最後擱淺。我們一旦入過監獄就再也無法離開它，這一點所有的罪犯都清楚。我們只能把對監獄的回憶重新體驗過。
所以，我又去找博西了：不知道還有沒有別的人可以去找。我的妻子挺得體地離開了我，我的孩子們改換了姓氏，荒唐歲月裡的那些朋友就如劇院代售點所說，「售罄」了。當然，我知道博西對我有害無益，但是我相信，為了加速自己的死亡，連耶穌也要和猶大結盟。羅比·羅斯寫來一封浸著痛苦的信，告訴我說「和那個年輕人恢復關係」乃大錯特錯，但我給他發了一封電報：成大事者可犯大錯。
博西和我一起去了一次那不勒斯：說真的，我本可以寫出一部那不勒斯悲劇。我們就如囚犯一樣在我們彼此折磨的監獄大院裡艱難行走。然後，博西突然間不告而別。他的母親威脅說，如果他繼續和我在一起，將斷絕他的津貼。儘管博西喜歡窮人—至少在那不勒斯—他並不喜歡貧窮。我又一次形單影隻，孤獨把我變成了陰影。很普通的意外都會把我嚇壞；我變得對什麼小事都敏感起來，還不斷寫信，寫得又長又草率，信中我侮辱愛我的人，責罵想幫助我的人。比如我會寫：你怎麼不給我寄錢？你為什麼在倫敦的俱樂部傳播我的謠言？你把我的《雷丁監獄之歌》怎麼處理了？
一個人的日子我是無法過的，所以我在這裡又疲憊又痛苦。我本來一直是大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畢竟，我現在是都市文明陰暗面的一塊豐碑—原來我生於其中，現在我卻想死於其中，和維庸、波德萊爾一樣，我的家已經成了「徒有金屬和石頭的風景」。過去兩年間，我的生活就和現在一樣，屬於數學問題，而非浪漫問題。我的每一個便士都是苦苦討到手的。我的衣服蹩腳得就如同挪威人的一樣；我變得像個年老可笑的大媽。人們現在對待我的方式不無奇怪之處—他們有話向我傾訴，而過去他們只聽我說。他們知道我聽了什麼都不會吃驚，他們也知道，我不會對他們的話感到膩煩。
弗蘭克·哈里斯甚至帶我到了戛納，以便我能聽他作曲—他們真該為這人建一座體育場才是。還有，去年春天，哈羅德·梅洛斯還陪著我去了羅馬。當然，錢是他付的。儘管我對梅洛斯沒什麼好感，我卻想見見教皇。上帝為了讓聖奧古斯丁當上主教費了不少事—至少這是聖奧古斯丁的說法，我想他也會為我的皈依花點時間吧。我本來打算到了臨終時刻才去懺悔皈依，但轉念一想，這樣做一定會受當時條件所囿，未免太過平庸。我總是喜歡提前把這些事情辦妥。
我看到了教皇—事實上，是他先看到我的—然後奇跡發生了。我本想撐起傘，結果傘沒有打開，但在這個潮濕的、洞穴一般的教堂裡，在復活節朝聖者的一片聖歌聲中，我突然看清了自己生活的完整面目。我當時意識到我本可逃脫自己的命運，我還意識到我必須被毀滅，然後方能獲准重生：現在我可以直面死亡了。但是我並沒有成為基督徒。在死亡面前，我同一時間成了泛神論者、多神論者和無神論者。我把各路神仙都請了過來，因為我不信仰其中任何一個。這就是古典文明的奧秘：塞莫皮萊的赫拉克勒斯[194]神廟後面有一座敬拜憐憫的祭壇—我就靜靜地拜倒在那裡。
確實，我的元氣已經大為恢復。如果自由後的第一年對我是個負擔，那是因為我還是把過去的生活背在身上，自然，這重壓會讓我跌倒。但這一切都過去了：我已經離開了我的藝術，而且超越了我用這種藝術構造的個性。現在，我靜靜地站著，感慨世間萬象的豐盈，而在以前，我一心想駕馭這一切。拿破侖說過，「深重的悲劇是培養偉人的學校」，至少這話在我身上應驗了—在生活的神秘面前，我所創造的一切都不值一提，甚至連不值一提都說不上。我們只能從個人—像我這樣窮愁潦倒的人—身上，從個人生活的奧秘當中，找到意義的所在。生活，生活的洪流能夠戰勝一切。它比我自己偉大，但是如果沒有了我，它將是不完整的：這就是真正的奇跡。
早上我又疼痛不已，因為房間有時頗有墳墓的氣氛，我走了出去，來到美術大街—我現在走得很慢，步履艱難，但仍保持著一種新奇感。有個男孩在雅各大街街角的一架手風琴邊玩耍；他把人們丟給他身邊的老人的幾個蘇撿起來，費力地放到老人邊上。在街對面，有兩個年輕人在攙扶著一位老婦上她家的樓梯—攙扶者的臉上充滿了快樂的神色，看著他們，我心上的重擔不由得減輕了。一個男孩溺愛地拍著他的狗，而狗則把爪子搭到他的肩膀上。我的思想和心靈現在就寄托在這些細節上了。在這一天，1900年10月8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