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臥床不起：醫生說我「有待觀察」。我解釋說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姿態。
昨天莫裡斯來訪，帶了一個叫羅蘭德·斯特朗的新聞記者，該記者已經把我當成了好奇的對象。意圖極好的人說出的話總是最難聽，這真是一大怪事。斯特朗用了一句經典的話嚴肅地建議我，為了「不閒著」，我應該為這個時代寫一部文學史。我告訴他說這個時代虛幻不定。但是我肯定可以寫寫我的同時代人吧？我說我沒有同時代人，我只有前人。他有些沮喪地離開了：我沒有盡到病人的首要義務—取悅探望者。但他的建議實在荒唐：如果我回顧我工作和生活的這些年，我無法看到歷史的脈絡，我只能看到一系列的事故—有些是致命的。
就一個時代而言，現今社會介於布朗寧夫人和格倫迪夫人[202]之間，它是一片沙漠，上面只能找到一些奇怪的文物。我對同時代人的作品也一直不感興趣，而且我討厭故作姿態、見什麼都說好的評論界。在這個時代的藝術家中，我最敬佩的是比亞茲萊，儘管他從來沒有理解我的作品。他是個讓大人難堪的孩子，和大人的情感玩著最可怕的遊戲—他有純潔的一面，也有慾望的一面，他是手裡拿著祈禱書的斯普拉斯[203]。道森我也很尊敬。可憐的道森。他現在已經去世了。他生來就有一種病—心的柔弱。這既毀了他的生活也毀了他的詩歌。
不，這一時代真正的藝術家現在已經成了模糊的過客。佩特和羅斯金都死了；丁尼生和布朗寧也不在了，不知他們能否逃過模仿者一劫。史文朋、梅瑞狄斯還在，但只是一息尚存。沒有後繼者可取代他們，可能永遠不會有。我本來可以取代，但我因性格的缺陷背叛了自己的稟賦，任何偉大的主題也不能讓我得到贖救。
和現代社會的其他方面一樣，文學的下滑真可謂迅雷不及掩耳。拉丁文文學中，從克勞狄[204]或魯夫留斯[205]的華美散文到聖卜尼法斯[206]或聖奧德海姆[207]使用的變相方言，中間間隔有四百年時間。而英文文學在毀壞方面遵循的是快速和隱秘的原則：合適的表達方法在一代人之間就已毀掉。我們從丁尼生到了吉卜林，從梅瑞狄斯到了威爾斯，步伐迅猛無比，連受過專門訓練觀察其不同的人也察覺不出真正的差異。
但就如一顆流星，英文散文在墜落之前迴光返照地衝了上去—代表者是我、萊昂內爾·約翰遜和佩特。但我們都是各自獨立的藝術家，這正是我們的不足。和於斯曼、梅特林克一樣，我們看到了一鱗半爪，看到了淡淡的幻夢，看到了水上玫瑰的倒影。我又開始疼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