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濱口雄幸Hamaguchi Osachi 1870.5.1—1931.8.26)
出任第27屆(1929.7.2—1931.4.14)內閣首相
濱口雄幸(1870—1931)是政黨內閣時期一位有魄力的首相，執政期間果斷解除黃金出口禁令，批准倫敦海軍裁軍協定，表現出難得的勇氣。他表情嚴峻，有「獅子」宰相的別稱。
濱口雄幸是第一位明治維新後出生而擔任首相的人。他祖籍高知縣，原姓水口，19歲時作了濱口義立養子，後繼承家業。
1895年，濱口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政治科，轉年高等文官考試合格，任山形縣稅收長，後屢經升調，1907年任大藏省專賣局長。此後歷任第三次桂內閣遞信次官、第二次大隈內閣大藏次官、加籐(高明)內閣、第一次若槻內閣藏相。1915年，加入立憲同志會，成為該黨領袖之一。同年當選為眾議院議員。憲政會成立後，擔任該黨總務。1929年6月，憲政會與政友本黨合併，組成立憲民政黨，濱口首任該黨總裁。
1929年7月2日，田中內閣在一片責罵聲中倒台。濱口接到組閣大命後不到八小時，便以民政黨為班底，組建了「速度內閣」。
濱口上任後發表了十大施政綱領，重點是對內推行財政緊縮，解除黃金出口禁令及產業合理化等財政經濟政策，對外恢復被田中內閣改變的「協調外交」。他請出頗受財界歡迎的井上准之助和力主「協調外交」的幣原喜重郎擔任藏相和外相，協助他貫徹上述方針。
日本在甲午戰爭後的1897年實行金本位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防止黃金外流，歐美各國相繼停止金本位制，日本也於1917年9月下達黃金出口禁令。隨著戰後世界經濟的恢復，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恢復金本位制，日本卻因種種原因，未能及時改變政策，造成外貿連年逆差，正幣準備急劇減少，國際支付發生困難，影響了國內產業和對外貿易。因此，財界一再要求政府解除黃金出口禁令。
濱口滿足了財界的要求。他確信，通過解除黃金出口禁令，必能加強日本與國際市場的聯繫，刺激長期蕭條不振的產業發展，為日本經濟打開「活路」。
為了解除黃金出口禁令，恢復金本位制，濱口政府採取緊縮措施，將正在實施的1929年度財政預算壓縮掉1.48億日元，1930年、1931年的政府支出繼續減少。同時取消了既定發行的8500萬日元公債，停止新興事業投資。政府還提出了高級官員「減薪一成」的節支計劃，因司法省等官僚反對未能實行。
1929年11月21日，濱口內閣宣佈自1930年1月11日起解除黃金出口禁令。財界特別是金融資本家，為政府的決定歡欣鼓舞，以為「發展國力的時代到來」了。他們不知道，一場史無前例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正向日本襲來。
濱口內閣選擇「金解禁」的時機是不幸的。就在一個多月前的1929年10月24日，即所謂「黑色星期四」，紐約股票市場價格暴跌，以此為開端，經濟危機從美國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1930年春波及到日本。基礎脆弱的日本經濟根本無法承受如此沉重打擊，工業生產急劇下降，主要商品價格紛紛下跌，深受「金解禁」影響的對外貿易損失更為慘重，一向享有「創匯王牌」美稱的生絲，在1930年1月至10月價格降了一半，出口額僅為上年度的40%，棉紡織品出口也大量減少。結果，「金解禁」對日本經濟不但沒起到起死回生作用，反而助長了經濟危機的深化。藏相井上准之助就任前曾反對「金解禁」，認為那等於「讓肺結核病人參加馬拉松賽跑」，會給日本帶來不利。結果不幸言中，日本未能逃脫這場噩運。
為應付經濟危機，濱口內閣採取了增加中小工商企業貸款、向農山漁村發放救濟，為穩定絲價提供貸款補助等臨時措施，同時大力推行所謂產業合理化。政府於1930年6月設立臨時產業合理局，後又制訂產業統製法，半強制性地加強以大企業為中心的卡特爾壟斷組織，促進中小企業的合併與淘汰。大資本得惠於政府政策，通過限制生產、共同銷售、裁減工人、降低工資、增加勞動時間等辦法，渡過了經濟危機。
但是，濱口內閣的危機對策無法保護勞動大眾的利益，「合理化」過程成為資本家轉嫁危機和工人失業、勞動生活條件進一步惡化的過程。進入1930年後，勞資糾紛與佃農爭議事件頻發，連工人運動一向消沉的鍾淵紡也發生了反對降低工資的罷工。對此，濱口內閣採取了高壓措施，於1930年2月開展「左翼運動」大檢舉運動，461人被起訴。7月，又罷免東京大學進步學者平野義太郎、山田盛太郎的副教授職務。
在外交方面，為緩和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擴大對華出口，濱口政府於1930年6月簽訂《日華關稅協定》，承認三年後中國關稅自主，但是，由於經濟危機和中國銀價下跌，擴大對華出口的目的並未實現，對華出口反而有所下降。
1930年1月21日，美、英、日、法、意五國在倫敦召開海軍裁軍會議，討論各國輔助艦比例限制問題。日本為尋求國際協調，也派出了由原首相若槻禮次郎、海相財部彪等組成的全權代表團。會議經過激烈爭吵，在美國妥協下達成協議，規定美、日兩國大型巡洋艦比例為10︰6，輕巡洋艦和驅逐艦比例為10︰7。對此濱口內閣表示滿意，指令日本代表在和約上簽字。但海軍軍令部強烈反對，認為內閣越過軍部下達涉及海軍建制的批示，是「侵犯統帥權」。軍令部長加籐寬治在帷幄上奏時，附上了彈劾政府的奏文。軍部派遣參加倫敦會議的草刈英治少校更以切腹自殺相對抗，樞密院中也有人在策動推翻政府決定。但濱口堅持己見，頂住了軍部和樞密院的反擊，於10月初代表政府批准了倫敦條約。濱口認為，條約一旦生效，世界將從列強對立的「冒險時代」走向國際協調的「安定時代」。
但是，同宣佈「金解禁」時一樣，濱口再次錯誤估計了形勢，世界沒有出現他所想像的「安定」，反而變得更加動盪不安，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正對世界和平構成新的威脅。在日本國內，反對政府內外政策的右翼勢力，正向他伸出魔手。
1930年11月14日上午9點，濱口在多人陪同下來到東京車站，準備乘坐「燕號」特別快車觀看陸軍大演習。突然一聲槍響，濱口應聲倒地，子彈擊中了腹部，兇手是右翼團體愛鄉塾塾生佐鄉屋留雄。濱口經搶救脫險，因傷重需長期療養，於1931年4月1日提出辭職。
濱口閒時喜吟唐詩，尤其偏愛李益的《從軍北征》。忙完一天公務返回書房後，常信口吟誦一遍自慰。辭職養病期間，回顧坎坷一生，更覺詩意深刻。「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裹徵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
1931年8月26日，濱口因傷口惡化告別人世，時年6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