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比利牛斯山脈來到巴黎，後來又去了迪納爾。令人氣惱的是在巴黎給人留下深刻印記的，只是我們下榻的旅店的臥室。臥室的牆壁漆成了深褐色，使人很難看見室內的蚊子。
旅店裡蚊子成群，夜裡嗡嗡叫個不停，叮咬著我們的臉和手臂。我們在巴黎住了一個星期，幾乎把所有時間都耗費在對付蚊子上了。
我想家裡人也一定帶著我去遊覽了巴黎的名勝，可惜它們在我的記憶中沒留下什麼印象，只記得家裡人特意帶我參觀了埃菲爾鐵塔，就像我第一次看見大山那樣，它也曾讓我大失所望。這次巴黎之行給我留下的惟一紀念就是大概在那時，我得了一個新的綽號：「蚊子」。無疑我很討人嫌。
不過，我並非一點收穫也沒有，就在抵達巴黎的第一天，我看見了工業革命的先驅者們。巴黎的街頭到處都是被稱作「汽車」的新式交通工具。它們在街上穿梭往來，喧囂地飛馳而過。（按現代標準，這些汽車的速度自然很慢，但在當時來看，它們要比馬車快多了。）駕車的人都戴著帽子和眼鏡，以及其它一些東西，讓人看上去眼花繚亂。父親說這種玩藝不久就會遍及各地。我們都不相信。我漠然地望著眼前的一切，興趣仍然停留在各式各樣的火車上。
母親慨歎道：」可惜蒙蒂不在這兒，他肯定會喜歡這些東西的。」
回想起這一段生活，我感到有些蹊蹺，哥哥的形影彷彿消失了。雖然他在哈羅公學放假的時候也回到家裡來，但卻似乎不再是我心目中的重要人物了。也許是因為這一時期他根本就沒有把我放在眼裡。後來我才知道父親此時很為他擔憂。他因為考試沒有及格而退學。他大概先去了達特的造船廠，後來又北上到了林肯郡。他學業上的進展總使人失望。在每個家庭中，往往都要有一個使父母操心和擔憂的孩子。在我們家中，哥哥蒙蒂就是這樣的人。他這一輩子都讓人感到頭痛。
我們由巴黎到了布列塔尼的迪納爾。
在我的記憶中，迪納爾是我初學游泳的地方。當我發覺自己僻僻啪啪地向前劃了幾下水，居然沒有下沉的時候，我得意極了，高興得不敢相信沒有別人托著我也能游了。
就在迪納爾，我開始了戲劇實踐。當時父母住著兩人一間的大臥室，房間裡有一個很大的向外凸出的窗戶。實際上是個凹室，前面拉著閉合式窗簾，酷似一個戲台。我從前一年聖誕節上演的一幕童話劇得到啟迪，硬拉著瑪麗每天晚上配合我為家人演出各種神話故事。我選扮自己中意的角色，瑪麗一人兼演故事中其餘的幾個角色。
回想起父母親為我們熱心捧場，我至今感銘斯切。不難想像，每天晚餐過後來到臥室坐上半個時辰，觀看我和瑪麗身穿自己湊合起來的戲裝在那裡手舞足蹈，是多麼讓人興味索然。我們演出了《睡美人》、《水晶鞋與玫瑰花》、《美人與野獸》等劇目。我持別喜歡扮演劇中的男主角。我借來姐姐的長筒抹，當作緊身褲套在腿上，在「戲台」上振振有詞地踱步。
起初，我們的戲劇表演也許極為滑稽有趣，至少是博得了父親的歡心。但後來卻越來越讓人膩煩。雙親對我太仁慈了，不忍心坦率地告訴我每天晚上都來觀看我們拙劣的表演實在是活受罪。他們偶爾也會以朋友正在用餐為借口留在樓下，但多數情況下，他們都很豁達。
九月，在迪納爾逗留期間，父親欣喜地與老朋友皮裡夫婦邂逅。他們的兩個兒子當時也在那裡度假。馬丁皮裡跟我父親在韋維唸書時是同窗，兩人一直交往甚密。
父親與老朋友相會萬分高興。母親和皮裡太太也有共同語言，兩人很快就熱烈地討論起日本藝術。他們的兩個兒子也在那兒。哈羅德在伊頓讀書，威弗萊德大概是在達特茅斯皇家海軍學校學習，即將參加海軍。威弗萊德後來成了我最親密的朋友中的一個。我記得當時大家說他小的時候一看見香蕉就咯咯地笑個不停。我為此還仔細地打量了他一番。那時候，這兩位小伙子自然不會把我放在眼裡。一個是伊頓的學生，一個是海軍學員，怎麼會屈尊來注意一個七歲的毛丫頭呢？我們一家從迪納爾來到根西，冬天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那兒度過的。我生日那天，驚喜地收到一份禮物——三隻小鳥。它們的羽毛和顏色都帶著異域的風格，它們的名字叫凱凱、都都和貝貝。凱凱是只嬌嫩的小鳥，不久就死了。我餵養它的時間很短，所以它的死並沒引起我太大的悲慟。貝貝這只迷人的小鳥才是我最心愛的。儘管如此，我還是興致勃勃地為凱凱舉行了過分鋪張的葬禮。它的遺體被精心放在用母親提供的緞料花邊做襯裡的紙盒中。經過長途跋涉，我們來到聖彼得港外的高地上，選奸一塊墓地，舉行了葬禮，小盒被掩埋了，上面還覆蓋著一大束鮮花。
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妥貼。但事情並未到此了結，前往祭掃凱凱的墓平添了我散步的興致。
在聖彼得港最惹人注目的是花市。那裡有各色各樣的花，非常便宜。據瑪麗說，當時的天氣一直非常寒冷，刮著大風。每當她問「今天去哪兒散步，小姐？」我總是興致勃勃地回答：「我們去祭掃凱凱的墓。」瑪麗唉聲歎氣，我們得頂著凜別的寒風徒步兩英里。儘管這樣，我還是執拗地拽著她先到花市，買些山茶花或者其他的花，然後在刺骨的冷風中走上兩英里，天還經常下起雨來。我們在凱凱的墓前舉行例行的儀式。將鮮花擺在那裡。也許有些人生來就喜歡喪葬或觀看葬禮。人類中若是沒有這一生性。那麼考古學家也許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