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重要的訊號，出現在1936年1月29日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上。這一期報紙刊載了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外交委員王稼祥對紅色中華社記者所發表的談話。紅色中華社，即新華社的前身。談話稱：「中國蘇維埃政府對於蔣介石的態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蔣能真正抗日，中國蘇維埃政府當然可以在抗日戰線上和他攜手……」
這清楚地表明，毛澤東願與蔣介石「攜手」！
也就在這時候，一位神秘的牧師，從上海來到古城西安，求見張學良。他向張學良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要求：希望通過東北軍的防地，進入紅軍的防地！
此人自稱姓周，名繼吾，是一位牧師。當然，他深知，光是說自己是牧師，未必能使張少帥答應他那非同一般的要求。他出示了一份重要的證件，那是孔祥熙親筆簽署的「財政部調查員」的委任狀。據雲，他要進入紅軍防地進行「調查」。
張學良知道此人來歷不凡，當場沒有馬上答應。在送走這位牧師之後，馬上發密電到南京。南京方面證實，這位牧師確是南京政府派出的重要密使，前往中共中央進行聯絡。
張學良又用電台跟瓦窯堡聯絡，那裡的回電表明，中共中央也知道此人，並請張學良提供方便，幫助此人前往瓦窯堡！
這位牧師，居然在南京和瓦窯堡都得到認可，表明此人神通廣大。
對於此人，後來，斯諾在他的名著《西行漫記》中，多次若隱若現地提到，但寫到緊要關頭便打住。在跟斯諾交往時，此人不再姓周，卻改姓王，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稱他為「王牧師」。斯諾寫道，他要從西安去保安，他的一位老朋友作了「指點」：
我得到的指點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館去，要了一個房間住下來，等一個自稱姓王的先生來訪，除此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確實是一無所知，除了他會設法給我安排搭乘——他們這樣答應我——張學良的私人座機去紅區！
我在旅館裡住下來後過了幾天，有一個身材高大，胖得有點圓滾滾的，但是體格結實，儀表堂堂的中國人，身穿一件灰色綢大褂，穿過打開著的房門進來，用一口漂亮的英語向我打招呼。
他的外表像個富裕的商人，自稱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個朋友的名字，並且還以其他方式證實了他就是我等的那個入。
在這以後的那個星期裡，我發現即使僅僅為了王一個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個小時聽他聊天，回憶往事，還聽他對政局作比較嚴肅的解釋。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個人。
他曾經在上海一所教會學校裡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裡頗有地位，一度自己有個教堂，我後來知道，在共產黨中間，大家都叫他王牧師。像上海的許多發達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樣，他參加過操縱該市的青幫，從蔣介石（也是青幫中人）到青幫頭子杜月笙，他都認識。他一度在國民黨中擔任過高級官員，但是我現在也不能洩露他的真實姓名。
一些時候以來，王牧師就丟官棄教，同共產黨合作。這樣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種秘密的、非正式的使節，到各種各樣的文武官員那裡去進行遊說，幫助共產黨把他們爭取過來，使他們瞭解和支持共產黨的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議。
這位王牧師，人稱「紅色牧師」，確實非同凡響。他既與蔣介石有交情，又與毛澤東有交往。他的真實姓名，毛澤東在1936年8月14日致宋子文的函中，倒是提及了：「前次董健吾兄來，托致鄙意，不知已達左右否？」此信收入《毛澤東書信選集》，編選者在信末對董健吾加了這麼一條註釋：「董健吾，公開身份是牧師，當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上海等地從事秘密工作。」
這大抵是迄今為止關於董健吾的官方最詳盡的一條註釋。
比之一般的中共特科人員，董健吾有著從事秘密工作更好的背景：他與宋子文原是上海聖約翰大學同學，交情頗深。他曾做過古董生意，成為宋家購買古董、字畫的「高參」。借助於宋子文的推薦，孔祥熙為他簽署了委任狀。這樣，這位中共特科成員，有了國民黨官員的身份。
董健吾還有一層重要的關係：他與宋子文之姐宋慶齡也有著密切聯繫。
最初，蔣介石打算打通與中共直接的渠道，找了宋子文，宋子文則找宋慶齡，而宋慶齡推薦了董健吾。
董健吾出發前，蔣介石接見了他。蔣介石向他面談了與中共談判的條件：
一、不進攻紅軍；
二、一致抗日；
三、釋放政治犯；
四、武裝民眾。
宋慶齡則交給董健吾一大包雲南白藥，托他帶給中共中央，因為她聽說紅軍缺乏止血藥。
如此這般，「紅色牧師」董健吾肩負著重任，前來西安。
與董健吾同行的，還有一位二十二歲的小伙子。小伙子知道董健吾的真實身份，而董健吾卻不知他的身份，以為他是國民黨委派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