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間，張學良也成了「橋樑」。他在與南京聯絡之後，又與陝北瓦窯堡聯絡。來自中共中央的復電表明，同意接待「紅色牧師」及其「隨員」。
1936年2月19日，一架「波鷹」飛機冒著風雪從西安起飛，載著那兩名神秘的乘客，朝北前進。
漫山遍野，白雪皚皚。螺旋槳攪動著寒風，飛機在雲層中穿行，終於平安降落在膚施城延河邊上。
駐守膚施的東北軍接到張學良的命令，派出一個騎兵連，護送兩位密使前往瓦窯堡。
2月27日，董健吾和張子華千里迢迢，終於到達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紅軍邊防司令李景林，親自在「邊境」迎接他們。
當天，林伯渠、吳亮平、李維漢、袁國平在窯洞裡設宴，為兩位密使洗塵。
兩位密使急於要見毛澤東。不巧，毛澤東正和張聞天、彭德懷在山西石樓前線。周恩來呢？他也不在瓦窯堡，他和劉志丹正在瓦窯堡東面的折家坪，只有博古在瓦窯堡。
當晚，兩位遠客由林伯渠陪同，前往博古那裡。博古仔細聽取了董健吾的報告，而張子華作為「隨員」並未多言。
然而，在與「紅色牧師」談話結束之後，博古卻又單獨會晤了張子華，聽取了匯報——如前文所述，董健吾並不知道張子華也是中共特科成員。
在聽完兩位密使的報告後，博古馬上向山西石樓發出「關於南京來人談話結果」的密電，報告毛澤東、張聞天。如前文所引，在電報中，博古說明了董健吾的身份是上海特科人員，「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約十餘人」。
也正巧，就在毛澤東接到電報時，那位中共北京局情報部長王世英正在毛澤東那裡，匯報關於和楊虎城密談的情況。
3月2日，毛澤東致電博古及周恩來，要求他們和董健吾等一起趕往山西石樓，與他見面。
董健吾因急於要回南京覆命，未能去石樓。張子華表示，他可以留下來，去見毛澤東。
這樣，毛澤東於3月4日，與張聞天、彭德懷聯名給周繼吾（即董健吾）發來一份電報：
博古同志轉周健吾兄：
（甲）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
（乙）我兄覆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
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
張、毛、彭
4號12時
這是毛澤東對蔣介石托董健吾轉告的四項條件的答覆。
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終於開始對話——雖說是通過「橋樑」對話的。
知道毛澤東「同意我兄即返南京」，「紅色牧師」於3月5日便離開了瓦窯堡。
臨走時，博古和林伯渠托他帶了別緻的禮品贈給宋慶齡：三枚刻著鐮刀斧頭圖案的銀幣，那是當年江西蘇區鑄造的；另外，還有一套紅區的紙幣。中共用這樣特殊的方式，向宋慶齡表示敬意。對於中共來說，宋慶齡是在國民黨高層中真誠地表示支持的重要人物。那些日子，一個秘密電台便設在宋慶齡的友人路易·艾黎家中，使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與陝北中共中央保持著聯繫，「紅色牧師」一路奔忙，風風火火趕回南京，向蔣介石通報了毛澤東的意見。
當「紅色牧師」欲再從南京前往陝北之際，風聲走漏，「山西王」閻錫山不知從什麼途徑獲知蔣介石派人去瓦窯堡，當即致電南京責問：為什麼聯合紅軍打晉軍？
蔣介石知道此事聲張出去，大為不妙，從此不敢再啟用「紅色牧師」這一「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