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行動疾如風。他剛抵西安，17日夜與張學良長談，翌日晨便前往西安九府街。那裡，一幢青磚赭柱的兩層樓房，門口懸著「止園」兩字，人稱「楊公館」。
比之於張學良，楊虎城跟中共的關係更為密切。這不僅因為楊虎城夫人謝葆真是中共黨員，楊虎城本人兩度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而且楊虎城手下的工作人員中有不少是中共黨員。
在張、楊二人之中，首先提出「兵諫」的是楊虎城。1936年11月初，當張學良從洛陽向蔣介石祝壽回來，跟楊虎城談起了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不滿，據張學良回憶，楊虎城問他：「你真的決定要抗日？」張學良答曰：「當然。」這時，楊虎城說了一句令他永遠難忘的話：「等蔣委員長來到西安，我們可以來一個『挾天予以令諸侯』！」
張學良大為吃驚，以致久久地說不出一句話來。
楊虎城則沉默著，等待張學良的反應。
張學良終於說話：「讓我先想想再討論這個問題。」
緊接著，張學良又補充道：「請相信我決不會把你的話告訴任何人。」
後來，又有一回，張學良跟楊虎城說及勸蔣無效，楊虎城很堅決地說：「軟說不行就硬幹！」
張學良這一次聽進去了，他想了想，答道：「剛柔相濟，剛柔並用。」
於是，張學良與楊虎城商定，對蔣介石進行最後的諍諫。「柔」不行的話，那就來「剛」——「兵諫」。
後來，就連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也這麼寫及西安事變：「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者，則為楊虎城。」
曾採訪過楊虎城的英國記者貝特蘭，也在他的《楊虎城傳》一書序言中寫及：「正是楊虎城說服了少帥，只有運用『兵諫』戰略，抓住最高統帥，才有希望使他們停止對共產黨作戰，並團結全國共同抗日。」
不過，也正因為楊虎城一開始就主張「兵諫」，所以他在發動西安事變時，再三關照部下：「必須給我捉回活的蔣介石，不要死的蔣介石。如果打死了他，即要你償命。誰打死了他，都以軍法從事！」
周恩來前去拜訪楊虎城，自然非常融洽。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楊虎城表示問候，表示對西安事變的支持。接著，周恩來便說及昨夜跟張學良會談的情形。
楊虎城聽罷，頗為感慨。他說，他原以為中共跟蔣介石有十年的血海深仇，知道捉住了蔣介石，雖不至於立即殺蔣，也決不會輕易主張放蔣。
周恩來說：「蔣介石本人，現在是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因此，促使他改變政策，實現對日作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楊虎城道：「共產黨置黨派歷史深仇於不顧，以民族利益為重，對蔣介石以德報怨，令人欽佩。我是追隨張副司令的，現在更願傾聽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見。既然張剮司令同中共意見一致，我無不樂從。」
就這樣，周恩來成功地構築了「張、楊、中共」這「三位一體」。原先，中共只是分別與張、與楊秘密聯絡，楊不知張與中共的聯繫，張也不知楊與中共的聯繫。如今，張、楊、中共三方結為一體。此後，在與國民黨的談判之中，便以張、楊、中共為一方，國民黨政府為另一方。周恩來不愧為統戰高手，有了張、楊，中共的「砝碼」更重了。
當然，在與周恩來的交談中，楊虎城也透露了自己的隱憂：「共產黨和國民黨是敵對的黨，地位上是平等的，對蔣可戰可和。我是蔣的部下，如果輕易放蔣，蔣一旦翻臉，我的處境就和共產黨有所不同了。」
順便提一筆，楊虎城在西安事變中消息極為靈通，他的「黑室」發揮了莫大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位名叫亞德萊的美國人，專門設立了一個機構「Black Chamber」，即「黑室」，負責偵譯密碼電報。楊虎城也設立了「黑室」。那「黑室」名副其實：設在新城大樓（亦即最初拘押蔣介石之處）的最底層地下室，光線暗淡，還遮以黑布。在「黑室」裡工作的是楊虎城的機要秘書李致遠。
李致遠原名李直峰，由中共黨員南漢宸引見，任楊虎城機要秘書。這「黑室」在1936年2月，偵譯了蔣介石、閻錫山堵擊紅軍的許多密碼電報。西安事變時，繳獲了胡宗南駐西安辦事處特印密電本以及軍政部的雙碼代碼密電本，偵譯了「討逆」總司令何應欽指揮三十個師撲向西安時的作戰計劃、兵力部署、作戰命令、口令信號、陸空聯絡符號等等。這樣，「三位一體」對南京方面部隊的動向瞭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