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報章上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蔣介石的《對張楊的訓詞》。
前文已經提及，此文在南京見報是27日，而在洛陽發表則是26日。此文剛一在洛陽發表，迅即傳入保安窯洞。——中共從國民黨電台的廣播中獲悉。
毛澤東細細讀罷，馬上作出反應。28日，毛澤東寫出關於《對張楊的訓詞》的評論，最初以《毛澤東對蔣介石二十六日宣言之談話》為題於29日刊載在中共機關報《鬥爭》上。此文後來易題為《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收入《毛澤東選集》第1卷。
《對張楊的訓詞》和《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是蔣介石和毛澤東之間一場特殊的「書面對話」。雖說《對張楊的訓詞》是陳佈雷代為捉刀，但完全代表了蔣介石的意見，而毛澤東倒是向來自己動筆，無須秘書代勞——只是他的講話稿要秘書整理而已。
現把蔣介石的《對張楊的訓詞》和毛澤東的《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加以剪輯編排，形成一篇耐人尋味的「蔣毛書面對話」：
毛：蔣介石氏12月26日在洛陽發表了一個聲明，即所謂《對張楊的訓詞》，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
蔣：此次西安事變，實為中國五千年歷史絕續之所關，亦為中華民國存亡極大之關鍵，與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
毛：蔣氏果欲從這次事變獲得深刻的教訓，而為建立國民黨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結束其傳統的對外妥協、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錯誤政策，將國民黨引導到和人民願望不相違背的地位，那麼，他就應該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開闢將來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現其誠意。12月26日的聲明，是不能滿足中國人民大眾的要求的。
蔣：余十餘年來所致力者，全為團結精神、統一國家以救國，而尤重干信義。余向來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語，凡與國家民族有利益者，余決不有絲毫自私之心，且無不可以採納，亦無不可以實行。
毛：蔣氏聲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讚揚的，即他所說「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說他在西安對於張楊所提出的條件沒有簽字，但是願意採納那些有利於國家民族的要求，不會因為未簽字而不守信用。
蔣：須知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與綱紀，爾等二人是直接帶兵之將官，當然應負責任應聽中央之裁處。但余已明瞭爾等實系中反動派之宣傳，誤以余之誠意為惡意，而作此非常之變亂。
毛：然而蔣氏聲明中又有西安事變系受「反動派」包圍的話，可惜蔣氏沒有說明他所謂「反動派」究系一些什麼人物，也不知道蔣氏字典中的「反動派」三字作何解釋……蔣氏所說的「反動派」，不是別的，不過人們叫做革命派，蔣氏則叫做「反動派」罷了。因此，我們勸蔣氏將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將反動派竹三字改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實，較為妥當。
蔣：中央數年以來之政策方針，亦唯在和平統一、培養國力、團結人心，不忍毀損民族之力量。
毛：蔣氏在西安曾說了將要認真抗日的話，當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擊革命勢力，因為不但信義問題關係蔣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實際的政治道路上，在蔣氏及其一派面前橫著一種已經膨脹起來而不利於他們的勢力，這就是在西安事變中欲置蔣氏於死地的所謂討伐派。
蔣：余平日一心為國，一心以為精誠與教令可以貫徹於部下，絕不重視個人之安全，防範太不周密，起居行動太簡單、太輕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動派煽動軍隊乘機構害之禍心。
毛：蔣氏應當記憶，他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和平解決，並為此而作了種種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觀點出發。
蔣：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瞭。余平生做事，唯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
毛：蔣氏已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復自由了。今後的問題是蔣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實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全國人民將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餘地。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捲蔣氏以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蔣氏及其一派必須深切注意。
毛澤東和蔣介石這番「書面對話」，為沸沸揚揚的西安事變降下了大幕。
不過，蔣介石的《對張楊的訓詞》中有一處偽筆，毛澤東未曾看出來，當時成千上萬讀者也上了當：蔣介石在《對張楊的訓詞》中稱，「余此刻尚在西安，爾等仍舊可以照余所訓之言將余槍決」，似乎《訓詞》是在西安「囚室」中寫成，其實是在洛陽連夜趕寫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