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月14日，在上海發生的小插曲：
一艘遠洋輪船在黃浦江畔泊岸，一位身穿呢大衣、繫著領帶的人物走了下來。他埋怨輪船實在開得太慢，以致耽誤了天賜良機！
此人便是汪精衛，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老對頭。西安事變的消息，使得正在法國的他一陣狂喜，以為取蔣介石而代之的機會到了。他聲言：「本人決心反共到底，與南京抗日派決不妥協。」
他急急回國。1936年12月22日，他在意大利熱那亞港登上波士坦號郵輪，駛往上海。可惜那時沒有直航飛機，郵輪慢吞吞地在海上爬行，心急火燎的他，也只得在船上哼起詩來：
到枕濤聲疾復徐，
關河寸寸正愁予；
霜毛搔罷無長策，
起剔殘燈讀舊書。
當他抵達上海，西安事變早已落下大幕，蔣介石依然大權在握。
四天之後，汪精衛乘飛機飛往南京——這時才乘飛機，頂什麼用？！當飛機飛抵南京時，天公也不作美，飄飄灑灑下起冷雨來了。出於禮節，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飄著長髯，在一把油紙傘的遮護下，顫巍巍地站在機場上迎接。汪精衛穿著長袍，戴著禮帽，步下飛機時臉上堆著苦笑，好尷尬……
蔣介石在老家住了整整一個月，於2月2日前往杭州，繼續「休息」。
幕後的斡旋，終於有了結果。蔣介石剛到杭州，便忙著調兵遣將，向西安進發——因為經過密商，楊虎城和中共已同意中央軍和平進入西安。
楊虎城迫於無奈，與南京政府達成協議：一、張學良所部東北軍開出潼關至蘇皖邊境整編；二、楊虎城出國，所部西北軍撤至三原整編。
從2月6日蔣介石自杭州發給顧祝同、劉峙的手令，便可覷見當時蔣介石的狐疑心態：
我軍入西安之時，至少要先駐守東西兩門及鐘樓，或先進駐兩門後，再看鐘樓有否楊部駐守。如無楊部，則我軍可自動進駐鐘樓，否則與之妥商，令其讓防。
其實，楊虎城部隊已經遵照商定的條件，撤往三原。
2月8日，中央軍進駐西安，顧祝同被蔣介石任命為西安行營主任。
這時，周恩來尚在西安。於是，也就開始了「顧祝同一周恩來」新一輪國共會談。
在幕後決策的，依然是蔣介石和毛澤東。
顧祝同乃深得蔣介石信任的軍人，後來成了蔣介石的「五虎上將」。顧祝同原本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創立之初，他擔任戰術軍事教官，從此成了蔣介石的嫡系。顧祝同對蔣介石忠心耿耿，蔣介石也就對他不斷委以重任。
1937年元旦，蔣介石召見顧祝同，面授機宜，囑其在解決西北問題時，「以政治為主，軍事為從」。
不久，顧祝同飛往洛陽，指揮五個集團軍，向西安小心翼翼推進。
蔣介石預料，顧祝同一進入西安，周恩來馬上就會與之接觸。正因為這樣，在中央軍開入西安的前一天，蔣介石便從杭州給洛陽「墨兄」發去一通密電。「墨兄」，即顧祝同，他的字為「墨三」。蔣介石的電報叮囑道：
對恩來及共黨代表態度，凡實際問題，如經費地區等皆令其仍由楊間接負責處置，不可與之有確切具體之表示，但可多與之說感情話，最好派代表與之接洽。墨兄本人不必多與見面，即使第一次允其見面時，亦須用秘密方式，均勿公開，以免其多來求見也。
蔣介石生怕洩露天機，在電報中指明「此電立即付丙，切勿帶往西安。」付丙，即燒掉。
蔣介石的電報還提及：「密。張沖同志本日由京乘車來陝。」
果真，2月9日，當顧祝同剛剛抵達西安，來自城東北七賢莊一號的秘密使者，便帶來周恩來的口信，希望一晤顧祝同。
也就在這一天，「毛、洛」從延安給周恩來發來了電報：
軍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編為十二個師四個軍，林、賀、劉、徐為軍長，組成一路軍，設正副總司令，朱正彭剮……
黨的問題求得不逮捕、不破壞組織印可，紅軍組織領導不變。
電報中的林，即林彪；賀，賀龍；劉，劉伯承；徐，徐向前；朱，朱德；彭，彭德懷。
這樣，蔣介石在杭州不斷給顧祝同拍電報，毛澤東在延安不斷給周恩來發電報，「顧祝同一周恩來」會談，成了間接的「蔣介石一毛澤東」會談。
除了顧祝同之外，國民黨代表還有張沖、賀衷寒；中共代表還有葉劍英。
據當時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童小鵬回憶：
周恩來為了及時向中央請示，曾幾次乘坐雙座戰鬥機，往返於西安和延安之間。延安有個小小機場，既沒有導航設備，也沒有氣象台，飛行危險很大。有一次，周恩來乘飛機回延安，因雲霧很濃，能見度很低，飛機無法降落，在延安上空盤旋近一小時。在這段時間，延安和西安的電台一直保持聯繫，西安說飛機早已起飛，而延安則說未見飛機降落。大家的心都被吊了起來，十分焦急，葉劍英一直守在七賢莊譯電室，等候飛機的消息。
後來，飛機折回西安，周恩來回到七賢莊，大家心裡的石頭才落了地。但他卻仍是談笑風生，不當一回事兒，為了黨的工作，第二天又飛向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