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文膽」陳佈雷之死
1949年的新年鐘聲撞響，不論是毛澤東，還是蔣介石，都感慨萬分。
1949年，對於雙方來說都是關鍵性的一年。經過1948年的國共大決戰，中國的形勢已經明朗化。
對於毛澤東來說，1949年將是金色的，充滿著希望；
對於蔣介石來說，1949年將是灰色的，充滿著失望。
在新年到來之際，在白雪紛飛的西柏坡，忙得顧不上執筆的毛澤東，由他口授，由政治秘書胡喬木起草，最後由毛澤東改定的，為新華社寫出了著名的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蔣介石在新年到來之際，在南京也忙著起草他的《元旦文告》。他的心中充滿悲涼之感，不僅僅是因為戰局的慘敗，而且還因為為他默默地起草了無數文稿的秘書陳佈雷已離他而去！
這一回，只能由「江西才子」陳方臨時為他捉刀。
陳佈雷作為蔣介石的「文膽」，一向對蔣介石忠心耿耿。他掛在嘴邊的名言是：「永遠只願做No.2，永遠不做N0.1。」不言而喻，「No.1」指的是第一號人物蔣介石。他追隨蔣介石長達二十二年之久，蔣介石的眾多文稿出自他手。諸如北伐成功之後蔣介石的《祭告總理文》，在蔣介石五十大壽之際那篇《報國與恩親》，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西安半月記》，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的《告國民書》等，都是由陳佈雷為之代筆寫出的。
陳佈雷才思敏捷。西安事變之後，張學良親自陪同蔣介石從兩安返回南京，途中在洛陽過夜。蔣介石宿於洛陽軍官分校。晚上，蔣介石口授大意，陳佈雷於當夜揮就三千餘字的《對張楊的訓詞》。翌日，蔣介石一到南京，便馬上把《對張楊的訓詞》交給各報發表。此文實際上就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後對時局的聲明。
此後，蔣介石又發表那各方關注的《西安半月記》，是陳佈雷依據蔣介石日記以及蔣介石口述，為之捉刀。
1937年7月19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的《最後關頭》中宣佈：「如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一時間，這幾句話傳遍中華大地，對推動全民抗戰起到了積極作用。蔣介石這一重要的談話稿，同樣出自陳佈雷筆下……
1890年11月15日，陳佈雷出生於浙江省慈溪縣（現屬余姚市）一個茶商之家，原名陳訓恩，號畏壘，字彥及。1911年，他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途經上海時，寄居在天鐸報社。當時，正在《天鐸報》任職的戴季陶結婚請假，請他代理。於是，二十一歲的他擔任上海《天鐸報》記者兼撰述，取筆名「佈雷」，取義於「迷津喚不醒，請作佈雷鳴」。翌年，他加入同盟會。1920年起，他任上海《商報》主編，尖銳地抨擊北洋軍閥，曾受到孫中山的好評，以為《商報》雖然並不是國民黨的黨報，但「可稱為是忠實的黨報」。鄒韜奮也寫文章推崇陳佈雷，稱他「不但有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
1924年，蔣介石在廣州擔任了黃埔軍校校長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職務，軍權在握，漸漸站穩了腳跟。這時，他開始感到身邊只有武將，缺乏文才。蔣介石耳聞陳佈雷乃滬上名筆，1926年春，當邵力子奉國民黨中央之命前往上海工作時，蔣介石特地把自己一幀親筆簽名的照片托邵力子轉給陳佈雷，表示欽慕之意。
1926年7月9日，蔣介石在廣州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北伐節節勝利，蔣介石率部進駐南昌。1927年2月1日，陰曆除夕夜，陳佈雷與《商報》另一位名記者潘公展應邀來到了南昌。翌日，正值大年初一，兩人一同去見了蔣介石。陳佈雷感謝「蔣總司令」贈他「玉照」，而蔣介石則說：「以後陳君不必稱我為總司令，隨便些好了。因為總司令是軍隊的職務，陳君並非軍人。」
陳佈雷與蔣介石一見如故，相談甚歡。蔣介石一次次約陳佈雷長談。有一天，蔣介石急欲寫《告黃埔同學書》，陳佈雷當即「拔筆相助」，蔣介石口授，陳佈雷捉刀，一揮而就，須臾之間完稿，蔣介石深為滿意。
同年，由蔣介石與陳果夫介紹，陳佈雷和潘公展加入了國民黨。蔣介石極力想留住陳佈雷，無奈陳佈雷稱：「蔣先生，我仍想回滬做記者，辦報紙。」
就在陳佈雷回到上海不久，3月21日，蔣介石率部進入上海。緊接著，他發動了「四一二政變」，沉重地打擊了中國共產黨的力量。4月18日，蔣介石建立南京國民政府。武夫治國，急需文臣輔佐。在蔣介石的盛情相邀之下，1928年1月，陳佈雷從上海來到南京。蔣介石欲委以高官，陳佈雷回答道：「余之初願以新聞事業為終身職業，若不可得，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位不必高，祿不必厚，但求能有點滴為公之助，然機關要職，則非所盼也。」從此，陳佈雷成為蔣介石的私人秘書、重要幕僚，人稱「領袖文膽」、「總裁智囊」。
後來，陳佈雷在蔣介石身邊工作的時間長了，經不住蔣介石的一再勸說，還是先後擔任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書記長、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次長、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副秘書長、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副秘書長、國府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理秘書長等職。
儘管從表面上看陳佈雷春風得意，其實在他內心深處卻隱藏著難以訴說的痛苦，尤其是在他為蔣介石執筆時不得不寫下違心的話。
最使陳佈雷為難的是為蔣介石寫《西安半月記》。那是在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回到南京，要把西安事變的「真相」公之於眾，讓天下百姓知道張學良、楊虎城是如何「叛逆」的。1937年初，在奉化溪口養傷的蔣介石召見陳佈雷，給他看了自己在西安被囚時的日記，並講述了自己在西安事變中的經歷。陳佈雷明白《西安半月記》難以下筆，便推托道：「我沒有去過西安，對變亂經過不很清楚，恐怕難孚領袖厚望。」蔣介石卻說：「這沒有關係的，你就照我說過的寫好了。」
2月2日，陳佈雷隨蔣介石來到杭州，蔣介石再度把日記交給陳佈雷，補充敘述西安事變的經歷。陳佈雷無法違命，只得在極度痛苦中為蔣介石寫完《西安半月記》。陳佈雷在日記中坦言：「余今日之言論思想，不能自作主張。軀殼和靈魂，已漸為他人一體。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於此哉！」此後，他多次表示，「不能用我的筆達我所言」，「為人捉刀是苦惱的」。他曾比喻自己是「嫁人的女子，難違夫子」！
陳佈雷內心的隱痛日益加劇，使備受煎熬。
1948年11月12日，陳佈雷對陶副官說：「我要理一個發。」在理完發之後，他對陶副官說：「我今夜要趕寫一些重要東西，任何客人不見，電話也不接，你也不要上來催我睡覺，我寫好自己會服藥睡的。」他上了樓梯，走到一半時又回過身子，補充了一句：「讓我安靜些！」
副官以為他要寫重要文章，也就為他謝客。他真的在閉門寫作，只是所寫的是他的遺書！陳佈雷寫了給蔣介石的遺書，其中宣稱：「我心純潔質直，除忠於我公之外，無一毫其他私念。」他又給妻子、兄弟和友人留下了一封封遺書。夜裡，他服用了大量安眠藥，於11月13日上午離開了這個世界……
「讓我安靜些！」成了陳佈雷留下的最後一句話。
陳佈雷之死，據雲直接的原因有二：一是面對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的局面，他曾向蔣介石建議，與共產黨和談，遭到蔣介石痛斥，聲言「和談即投降」；二是在1948年11月8日國民黨中央會議上，蔣介石說「抗戰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陳佈雷以為此言不妥，在整理蔣介石的講話記錄時，刪去了此話，又遭蔣介石斥責。
又據傳，最使蔣介石惱火的是：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作了名為《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1948年初，國民黨情報部門把毛澤東的報告文本放到了蔣介石的辦公桌上。蔣介石仔仔細細地看罷，正巧陳佈雷進來，蔣介石無意中朝陳佈雷說了一句：「你看人家的文章寫得多好！」陳佈雷脫口而出，頂了一句：「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寫的！」這一句話，深深刺痛了蔣介石的心。
蔣介石得知陳佈雷死訊後，立即赴現場悼念，極為惋惜。他寫下「當代完人」四字，追悼陳佈雷。蔣介石高度評價陳佈雷：「畏壘椽筆，逾百萬師」，「綜其生平，履道之堅，謀國之忠，持身之敬，臨財之廉，足為人倫坊表」。
1948年11月14日，《中央日報》刊載中央社電訊，宣稱：
陳佈雷氏於昨日上午8時，以心臟病突發逝世。陳氏前晚與友人談話後，仍處理文稿，一切如恆，就寢為時甚晚。昨晨，隨從因陳氏起床較晚，入室省視，見面色有異，急延醫診治，發現其脈搏已停，施以強心針無效。陳氏現年五十九歲，體力素弱，心臟病及失眠症由來已久，非服藥不能安睡。最近數日略感疲勞；仍照常辦公，不以為意。不料竟因心臟衰弱，突告不起……
四天之後，11月18日中央社在電訊中，才詳細報道陳佈雷之死的真實情況：
佈雷先生素患神經衰弱，以致常苦幹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藥三片始能入睡，有時子夜半醒來，再服數片，始能略睡，晨起總在上午7時左右。本月13日至上午10時，尚未見起床，秘書蔣君章推門進入臥室，見佈雷先生面色有異，急請總統府醫官陳廣煜、熊凡救治，兩醫官判斷佈雷先生系服安眠藥過量，其心臟已於兩小時前停止跳動。其時，蔣秘書於佈雷先生臥榻枕旁，發現遺書一封，囑其不必召醫救治，並囑其慎重發表消息，不可因此舉而使反動派捏造謠言。蔣秘書即遵守遺言，發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臟衰弱逝世。陳氏家屬及秘書隨從檢點遺物，又於公文篋中發現上總裁書二紙，及分致張道藩、洪蘭友、潘公展、程滄波、陳方、李惟果、陶希聖諸友人，及留交陳夫人及公子之書信，均先後分別呈送，並由諸友人陸續送交陳委員治喪委員會，復於15日發現陳氏11日手書雜記，亦呈總裁閱覽……
陳佈雷之死，使蔣介石在四面楚歌之中，又增添了幾分憂傷。
順便提一句，陳佈雷有六男兩女，長女陳秀、次女陳璉均為中共地下黨員，也頗為出人意料，只是陳佈雷生前對此並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