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市委很謹慎，沒有馬上把興業路上那一排房子確定為中共「一大」會址。市委派人把興業路、《新青年》編輯部、博文女校三處拍了照片。
1951年5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楊重光帶著照片專程赴京。
楊重光是這樣回憶的：
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後，接待我的胡繩同志答應把這些照片呈請中央領導同志看看。
兩天後，胡繩告訴我，毛主席和董老（引者註：董老，即董必武。毛澤東和董必武均為中共「一大」代表）都看了照片。他們說：博文女校是「一大」召開期間代表們住的地方，開會地點是在「一大」代表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的家裡。李書城在新中國成立後任農業部長，胡繩要我找他弄清確切的地址。
我到農業部找到李書城。他說：「那時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一○六、一○八號，現在路名和門牌都改了。」……
這麼一來，中共「一大」會址得到了證實。
不過，畢竟事關重大，中央又委託李達前往上海，實地看一看。
李達，毛澤東的老朋友，毛澤東總是稱他「鶴鳴兄」——他字永錫，號鶴鳴。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和李漢俊共同籌備中共「一大」，他當然比楊淑慧更加熟悉李漢俊的家。解放後，李達擔任湖南大學校長（自1950年2月至1953年元月）。
李達來到上海興業路，步入「恆昌福面坊」。他連連點頭說：「是在這裡，漢俊的家是在這裡。」
李漢俊李達的認可，富有權威性。於是，興業路上那一排石庫門房子，被肯定為中共「一大」會址。
中共上海市委開始動員「恆昌福面坊」喬遷。
「喲，我們住的原來是一塊寶地！」「恆昌福面坊」的老闆得知內中原委，高高興興答應搬走。
不過，搬遷總要有個過程，搬遷之後還要修繕。這樣，195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大慶，作為中共誕生地的興業路七十六號、七十八號，那裡還掛著「恆昌福面坊」招牌。
1951年9月16日，在上海蒲柏路十四號，兩位幹部模樣的人物，正在辦理承租私房的手續。這兒是「戴瑞記經租處」——陳老太的賬房所在處。那兩位租房者，是上海市公共房屋管理處的幹部。他們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託，向大房東陳老太租下興業路七十六號和七十八號兩幢石庫門房子。
「今日起租？」賬房問。
「今日起租。」幹部答。
「租金四十二點四折實單位。」
「好，按月照付。」
雙方就這樣談定了租賃手續。所謂「折實單位」是解放初所實行的一種以實物為基礎而以貨幣折算的單位。當時的房租、工資、公債之類都按折實單位計算，為的是不受物價波動的影響。這種制度一直實行到1954年底才告結束。在起租時，每折實單位約合人民幣舊幣五千五百元，即現在人民幣五角五分，亦即月租為人民幣新幣二十三元左右。
這樣，李漢俊的舊居，被中共上海市委租了下來。
二十來天之後——1951年10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發出通知：把興業路上中共「一大」會址、老漁陽裡二號《新青年》編輯部和博文女校，都闢為革命紀念館。為此，成立了管理委員會，由夏衍牽頭，擔任主任，委員有惲逸群、陳虞孫、方行、沈之瑜、楊重光。管理委員會負責這三處革命紀念館的修復、整理以及籌備建館工作。
後來，又增加了周而復、葉以群為管理委員。
在這個管理委員會成立後的兩個月——1951年12月18日，興業路上的小菜場，被遷往淡水路。
這樣，那排石庫門房子前面不再嘈雜了。
1952年5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購下了興業路七十六號、七十八號——不再是向陳老太租賃了。在管理委員會指導下，中共「一大」會址進行了初步修繕，屋裡也作了些佈置。
葉飛的耳朵尖，成為中共「一大」會址的第一個參觀者。他曾經擔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福建省省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州軍區司令員，兼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他在1952年6月3日來到興業路。那時，中共「一大」會址尚在內部整理之中，從不對外接待。
葉飛之行，很快在中共中央華東局內傳開來了。在「七一」前夕——1952年6月30日，魏文伯、曾希聖、柯慶施光臨興業路，成為那裡的第二批參觀者。
終於，在翌日——1952年7月1日的上海《解放日報》上，首次公開披露了消息，在第二版上登載新聞《上海市革命歷史紀念館經一年修建已初步完成》。在同一版上，還發表了楊重光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記上海三個革命歷史紀念館》。
現摘錄楊重光的文章於下：
在上海復興公園北面興業路、南昌路、太倉路這幾條毗連的路上，有三座在中國革命歷史上有著極其重要意義的房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地方——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房屋，黨成立後的第一個總部，以及在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後毛主席等代表住宿的地方。去年中共上海市委曾派了專人，經過幾個月的勘察和對證，找到了原來的房屋，經過了修建，恢復了房屋的原狀，正式成立了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第一館、第二館和第三館。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一週年的今天，這幾個紀念館的成立，應是極有意義的事。
五四運動促成了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合，在「五四」運動的後一年，先後在中國好幾個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長沙、漢口、廣州、濟南等地，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1日，中國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選舉了十二個代表（引者註：現在也有人認為應是十三個），在中國工業的中心和當時的工人運動中心——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海革命歷史紀念館第一館就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故址。在三十一年以前，這裡是望志路一○八號，現在是興業路七十八號，也是黃陂南路（即前貝勒路）樹德裡七號。這是一座臨街的兩層的普通弄堂房子。在三十一年以前，即1921年7月1日（引者註：實際上應是7月23日），中國共產黨就在這座房屋的樓上（引者註：後來經董必武等實地回憶是在望志路一○六號樓下），正式成立了。當時出席的代表十二人，代表了約五十個黨員。毛澤東同志代表湖南黨的組織。當時會議室的佈置很簡單，只有一個大菜台，周圍可坐十餘人。……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黨章（引者註：應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黨章是中共「二大」通過的），選舉了黨的中央機關，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在中國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共產主義為目標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
就在消息見報的當天上午11時，上海市市長陳毅以及潘漢年、方毅、劉長勝、陳丕顯、王堯山等趕往興業路，參觀了中共「一大」會址。
當天，蘇聯塔斯社記者聞訊，也趕到興業路。於是，在上海發現中國共產黨「一大」會址的消息，迅速傳到了國外。
不過，那時，興業路七十六號上的「恆昌福面坊」幾個大字，仍刷在牆上。屋裡，則掛起了馬克思像、列寧像以及毛澤東手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這年冬天，國家文物管理局局長王冶秋從北京來，參觀了中共「一大」會址之後，說了一番很重要的話：「革命歷史紀念館的佈置應該完全恢復當年原狀，使來館景仰者能想像當時情景生肅然起敬之感。」
於是，馬克思像、列寧像、毛澤東手跡被取下來了——因為當年開會時，牆上沒有掛。
於是，「恆昌福面坊」招牌被鏟掉了，巨大的「醬」字被鏟掉了，外牆上的石灰被鏟掉了，「混水牆」變成當年的清水牆——露出了青磚與紅磚。
王冶秋還叮囑：「做成模型送北京。」
模型在1953年春做好了。這年6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派沈子丞帶著模型前往北京，送到中共中央宣傳部。
王冶秋、胡喬木看了模型之後，轉呈毛澤東、董必武觀看。
董必武看了說：「是這座房子。」
毛澤東看了則說：「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
於是，1953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李蘭天、杜民奉命來到北京西四羊市大街四十八號，尋訪內務部研究員、五十九歲的包惠僧。他本名包道享，又名包晦生，後來改名包惠僧。他也是中共「一大」的出席者，歷盡風風雨雨，1949年11月從澳門返回北京，安排在內務部工作。毛澤東記起了這位老朋友，要他寫點回憶文章，並到上海實地踏勘。
上海中共「一大」會址1954年3月，包惠僧與李書城夫人薛文淑一起來到上海。包惠僧出席過中共「一大」，而薛文淑則是當年望志路一○六號的女主人。他們詳細回憶當年的情景，使中共「一大」紀念館的佈置越來越接近於原貌。只是薛文淑指出會議是在樓下開的，一時定不下來——因為李達說是在樓上開的。當然，薛文淑的回憶，顯然比李達可靠。因為薛文淑是那裡的主婦，天天在樓下吃飯，餐桌便是那張長方桌，而中共「一大」的代表們是圍著長方桌開會的，理所當然是在樓下。
不過，薛文淑沒有出席會議，而李達是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的話勢必比薛文淑更富有權威性——儘管李達只在那裡開過幾天會。人們仍遵從李達的意見，把會議室佈置在樓上，供人瞻仰。
1956年春節，事先沒有接到任何通知，一輛轎車駛入興業路。從車上下來一位白髮長者，留著白色髭鬚，那面孔是報上照片裡常可見到的。哦，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中共「一大」代表、七十歲的董必武！
董必武作了「裁決」。他說：「當年開會不在樓上，而是在樓下，會議室應該佈置在樓下。」
董必武說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當時不似現在，人家有女眷，我們怎麼好走到樓上去開會呢？何況那時我們的會議還有外國人參加。」
1956年2月董必武為中共「一大」會址題詞董必武的話，一錘定音。從此，那長方桌從樓上搬到樓下，完全恢復了歷史原貌。
董必武興致勃勃，當場揮毫題詞。他借用《莊子·內篇·人間世》的一句話，寫下自己的無限感慨：
「作始也簡，將畢也巨。」（《莊子》原文為：「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這八個字，概括了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簡」到「巨」的歷程。
中共「一大」紀念館自從1952年建立以來，至2003年6月已經累計接待了海內外參觀者一千多萬人次。
如今，中共「一大」紀念館的展覽場地已經顯得狹小，自1998年6月起開始擴建——原紀念館保持原貌，在西面新建一幢仿造上海石庫門式的建築。擴建之後，陳列面積比原先擴大了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