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賢畢至北京大學

陳獨秀行魂未定，便有人敲門。開門相見，兩人哈哈大笑。

來訪者乃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錢玄同——他的兒子錢三強後來成為中國著名的核物理學家。

錢玄同是文學理論家、文字音韻學家，當年在日本時與魯迅同聽章太炎講文字學。章太炎即章炳麟，1904年曾與蔡元培發起組織光復會。

錢玄同跟陳獨秀一見面，便舊事重提：「仲甫兄，還記得嗎？光緒三十四年，我在太炎先生隔壁房間裡，跟黃季剛聊天。忽聽見有人在跟太炎先生談話，用安徽口音說及清朝漢學家多出皖蘇。黃季剛聽著聽著，便火了，用一口湖北話大聲說道：『湖北固然沒有學者，然而這不就是區區；安徽固然多有學者，然而這也未必就是足下。』隔壁之安徽人，聞言大吃一驚。這位安徽人，如今居然成了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哩！」

兩人相視，又一陣哈哈大笑。

陳獨秀亦深諳訓詁音韻學，曾被章太炎視為畏友。他跟錢玄同都擅長此道，又是舊識，何況思想同趨激進，相見甚歡。

很是自然，錢玄同加入了《新青年》陣營。

錢玄同前腳剛走，又一位教授後腳踏了進來。此人也是在北大文科任教，擅長舊體詩詞，又擅長書法，尤以行書著稱。一個多月前，陳獨秀和汪孟鄒來北京時，陳獨秀曾特地去北京大學拜訪此人——沈尹默。蔡元培知道陳獨秀抵京，那「信息」便是從沈尹默那裡得到的。

又是相見哈哈大笑。陳獨秀拍了拍沈尹默的肩膀道：「想不到，老兄的字已小有名氣了！」

「仲甫，你那『字俗人骨』一句話，我迄今還時時不忘！」沈尹默笑道。

沈尹默跟陳獨秀相識，也有那麼一番趣事：

那是1910年初，陳獨秀在杭州陸軍小學堂擔任歷史、地理教員。同校有個教員叫劉季平（又名劉三），喜愛文學，跟陳獨秀過從頗密。

一天，陳獨秀在劉季平家，看見牆上新懸一紙，上寫一首五言詩。陳獨秀精於舊體詩詞，當即吟誦一番，細品詩意。

陳獨秀指著詩末落款問道：「這個沈尹默，何許人也？」

「我的友人沈士遠之弟也，排行第二，又喚沈二。」劉季平答道，「前幾天士遠和他一起來寒舍飲酒，幾盅下肚，沈二詩興大發，口占一首五言詩。翌日，他又將詩寫在宣紙上送來，要我指教。仲甫兄。你精熟詩詞，請你不吝賜教。」

「這位沈尹默先生住在何處？」陳獨秀道，「我當面跟他說。」

「也好，也好。」劉季平把沈尹默的住處告訴了陳獨秀。

於是，陳獨秀往訪沈尹默。剛剛邁進大門，便喊道：「沈尹默先生在嗎？」

「在下便是。」沈尹默趕緊起身相迎。

「我叫陳仲甫。」陳獨秀跟他一見面，便大聲說道：「昨天我在劉三家看到你寫的詩，詩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可謂『詩在天上，字在地下』！」

沈尹默聞言，雙頰頓紅。他從未遇見過如此直爽的人，那火辣辣的話使他很不自在。

受陳獨秀深深一刺激，沈尹默痛下決心練字。他跟陳獨秀三天兩頭相聚，陳獨秀不僅做詩，還寫篆字給他。從此沈尹默刻意鑽研書法，先學褚遂良，後遍習晉唐諸名家，對蘇軾、米芾、黃庭堅也多所留心，心悟神通，倡導以腕運筆，自成一家，博得書法家之美譽。

如今，陳獨秀前來北京大學任職，沈尹默又像當年在杭州一樣與他朝夕相聚。沈尹默自然也成了《新青年》編輯部的一員猛將。

陳獨秀進北大之際，劉半農亦應聘擔任北京大學預科教授。用現今的話來說，劉半農屬「自學成才」的人物：他出生於長江之畔的江蘇省江陰縣，那裡的黃山要塞炮台聞名遐邇。劉半農之父劉寶珊乃一介寒士，生三子，劉半農居長。次子劉天華是中國二胡泰斗，亦是靠自學而步入音樂聖殿。劉半農只讀過中學，此後做中華書局的編輯員，靠著自學而使學問漸豐。

從1916年起，劉半農便投稿於《新青年》，跟陳獨秀有了文字之交。陳獨秀來到北大，便提攜劉半農出任預科教授。於是，劉半農亦加入了《新青年》編輯部。

劉半農因無高深學歷而任預科教授。曾在北大受到猛烈攻擊——其真正原因是由於劉半農在《新青年》上發表一系列新思想文章。後來劉半農於1920年留學英法，獲法蘭西國家文學博士，此是後話。

就在陳獨秀進入北大後半年，經他聯絡、推薦、聘請，那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胡適從大洋彼岸歸來，出任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史教授，使《新青年》又添一員虎將。

胡適原名洪辟，後改名適，字適之。他的父親胡傳是安徽績溪人，清朝貢生，做過地方小官。胡傳曾把安徽茶葉販到上海，在上海川沙縣開了一爿茶葉店，於是胡家落腳上海。

胡傳元配早亡，無子嗣。繼室曹氏，生三子四女。曹氏死於戰亂。胡傳四十八歲那年，娶年方十七的農家姑娘馮順弟為填房。翌年——1891年，馮順弟在上海生下一男孩，這便是胡適。

胡適在二十歲那年，赴美留學。他最初學農，入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兩年後，又改修哲學。二十四歲，獲康奈爾大學文學學士學位。然後，他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攻讀博士學位。

1917年5月，胡適參加博士學位考試，被評為「大修通過」（但未正式獲得博士學位）。6月離美。7月抵滬探母。8月，赴北京大學就任哲學研究所主任兼文科教授。

早在《青年雜誌》創刊伊始，汪孟鄒便將雜誌寄給了胡適。於是，胡適從美國源源不斷寄來文稿，後來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與陳獨秀信函交馳，聯絡頻繁。

陳獨秀剛剛就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之職，便給胡適去函：「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俱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此信使胡適下定歸國之心。

胡適的到來，理所當然，加入了《新青年》編輯部。

就在胡適步入北大校園幾個月後——1917年11月，一顆耀眼巨星也進入北大。

此人便是「北李」——李大釗。那時，章士釗辭去北大圖書館主任之職，力薦李大釗繼任。

於是，「北李」、「南陳」同聚於北大，共商《新青年》編輯之事。

就在《新青年》不斷添翅增翼之際，錢玄同又從北京宣武門外冷寂的古屋裡，把一個埋頭抄碑文的人，拖進了《新青年》的軌道。此人出手不凡，在《新青年》上頭一回亮相，便甩出一篇《狂人日記》，使舊文壇發生了一場不小的地震！

那年月，同鄉的概念頗重，北京城裡有著各式各樣的同鄉會館。紹興會館坐落在北京宜武門外。據說，那裡院子中的一棵槐樹上，吊死過一個女人，所以無人敢住，倒是一個剃著板刷般平頭的紹興漢子不信鬼，獨自在那兒下榻。他圖那兒清靜，又不用付房租，就在那兒終日抄錄古碑。

地點冷僻，況且抄碑者心似枯井，與外界極少來往，幾乎沒有什麼客人驚擾。只是他的一位穿長衫的老同學，偶爾光臨。他倆在日本曾同為章太炎門生，所以攀談起來，倒也投機。

這位來訪者，便是《新青年》編輯錢玄同。那位抄碑者姓周名樹人，後來以筆名魯迅著稱於世。

他倆曾有過一番看似平常卻至關重要的談話。魯迅在《〈吶喊〉自序》中這般描述：

「你鈔了這些有什麼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了研究的質問了。

「沒有什麼用。」

「那麼，你鈔他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什麼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說：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碓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後，便一發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數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就有了十餘篇。

借助錢玄同的激勵和介紹，魯迅先是成為《新青年》的作者，繼而加入編者的隊伍。到了1920年秋，魯迅應聘擔任北京大學講師，進入了北大。

其實，在與錢玄同作那番談論之前，魯迅已經注意《新青年》了。據《魯迅日記》載，1917年1月19日，他曾給當時在紹興的周作人寄十本《新青年》。這十本《新青年》，或許是陳獨秀所贈，也許是蔡元培所送。

1917年3月，由於魯迅、許壽裳的推薦，蔡元培決定聘請周作人為北京大學國史編纂處編譯員，於是周作人從紹興來到北大。同年9月，周作人成為北京大學文科教授，講授歐洲文學史。

錢玄同向魯迅約稿，魯迅又介紹了弟弟周作人。於是，周氏兄弟進入《新青年》行列。

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力主改革，招賢納士，眾星匯聚北京大學，而陳獨秀身為文科學長、《新青年》主編，也就把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學者，納入《新青年》編輯部。《新青年》新增一批驍將，面目一新，戰鬥實力大大加強。

如沈尹默所回憶：

《新青年》搬到北京後，成立了新的編輯委員會，編委七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並規定由七人編委輪流編輯，每期一人，週而復始。[1]

後來，到了1919年1月，《新青年》6卷1號刊載《本志第6卷分期編輯表》，又稍作調整；

第1號，陳獨秀；第2號，錢玄同；第3號，高一涵；第4號，胡適；第5號，李大釗；第6號，沈尹默。

以北京大學為中心，以《新青年》為陣地，一個嶄新的文化陣營在中國出現了。

在沉悶的中國大地，《新青年》發出一聲聲驚雷：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吹響了文學革命的號角，提倡白話文、白話詩；

陳獨秀的《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魯迅的《狂人日記》，舉起了反孔教的旗幟；

陳獨秀的《有鬼論質疑》，易白沙的《諸子無鬼論》，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的隨感錄，向封建迷信發起了進攻；

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Boishevism的勝利》以及後來的長篇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毫不含糊地在《新青年》上歌頌蘇俄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