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後，李大釗又一次去天津。不過，這一回全然不同，沒有公開露過一次面，行蹤絕密。
那是1920年2月中旬，年關逼近，家家戶戶門前貼起了「迎春接福」、「萬象更新」之類的紅色橫幅。離正月初一——公歷2月20日，眼看著只剩幾天了。
一輛騾車緩緩駛出北京城朝陽門，先南後東，朝著天津進發。
車上有兩位乘客，一位年約三十，留著八字鬍，戴金絲邊眼鏡，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裡裝著好幾冊賬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債的賬房先生。他講得一口北京話，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
另一位坐在車篷之內，像是畏寒，一頂氈帽壓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鑒，約莫四十多歲。此人看上去像個土財主，抑或是那位賬房先生的下手。他總是「免開尊口」，要麼無精打采地閉目養神，要麼默默地凝視著道路兩旁那落盡葉子的禿樹。
那位「賬房先生」，便是李大釗。那位躲在車裡的，是陳獨秀。他倆喬裝打扮，秘密出京。
風聲甚緊，警察在追捕陳獨秀……
事情是前些天報上關於陳獨秀的報道引起的：
《陳獨秀在武漢文華學校演講〈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
《陳獨秀在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演講〈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對陳氏主張之主義大為驚駭，令其休止演講，速離武漢》；
《陳獨秀深憤湖北當局壓迫言論自由》；
……
京師警察廳頭目閱報大驚：陳獨秀乃保釋之人，每月都要填寫「受豫戒令者月記表」，在京的行動尚受約束，怎可事先不報告、擅自離京，更何況到了外地四處演講、宣傳「主義」，這怎麼行呢？
於是，箭桿胡同裡忽見警察在那裡站崗。這兒既非交通要道，又非大官住地，不言而喻，警察在「守株待兔」，等候著從湖北歸來的陳獨秀，要把他重新逮捕。
其實，陳獨秀早在1月下旬，便已經離開了北京，悄然前往上海。那是廣東軍政府委託汪精衛、章士釗等辦的西南大學，邀請陳獨秀來滬商量有關事宜。陳獨秀抵滬後，又受胡適之薦，前往武漢。
如胡適所言：「那時華中地區的幾所大學聘請我去作幾次學術講演，但是我無法分身，因為杜威教授那時也在北京講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譯，所以我轉薦陳獨秀前往。對方表示歡迎……」[1]
於是，陳獨秀2月2日離滬，乘「大通輪」於2月4日抵達漢口。8日晚，陳獨秀乘火車北上，返回北京。
在火車上，陳獨秀和同行的幾位武漢地區校長談笑風生。那幾位校長欲去北京物色教授到武漢任教。
火車迎著朔風，噴灑著黑煙，朝北京進發。
在北京大學校園裡，李大釗手持陳獨秀髮來的電報，焦急萬分。因為早有學生報訊，陳寓門口有警察站崗，正張網捕陳。
李大釗把《新青年》編輯高一涵及幾位學生找到家中，商議對策，如此如此……
北京西站，陳獨秀剛剛走下火車，一位學生便迎了上去：「陳先生！」
那位學生遞上李大釗的親筆信，陳獨秀才知道警察正在家門口「恭候」。
陳獨秀只得隨著那位學生，前往友人、北京大學教授王星拱家。李大釗和高一涵已在裡面等他了。
「仲甫，你要趕緊離開北京，避一避風頭。」李大釗說道，「你如果再落到警蔡手裡，就很難出來了。」
「那就到上海去吧。」陳獨秀說，「汪孟鄒在上海，我到他那裡住一陣子。」
「你先歇息一下。」李大釗說，「我想辦法護送你出京。」
翌日，一輛騾車來到了王家門口，那位「賬房先生」已經跨在車把上。陳獨秀向王星拱家的廚師借了那件油光發亮的背心，又借了頂氈帽，躲進那騾車。
騾車雖慢，但走的是小道，躲過了警察的眼睛。
「得，得」，蹄聲清脆。小小騾車，載著「兩大星辰」——「北李南陳」，載著《新青年》的兩員主帥。
在僻靜的野外，「賬房先生」轉進車內，跟戴氈帽的那一位壓低了聲音，細細地商討著。
騾車向南到達廊坊，再朝東折向天津，一路上慢吞吞地走了好幾天。「北李」和「南陳」從未有過這麼多的時間，可以如此專心致志地交談。
「是該建立中國共產黨了！建立中國的布爾什維克！」就在這輛不斷搖晃著的騾車上，「北李」、「南陳」商議著這件嚴肅而重大的事情——「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2]
「我著手在北京作建黨的準備，你在上海作建黨的準備。」李大釗對陳獨秀說的這句話。後來被歷史學家們稱為「北李南陳，相約建黨」。
輕聲細語，他倆探討著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任務，研究著黨綱應該怎麼寫，包括些什麼內容。
如此一路共商，時光飛快流逝，天津城近在眼前了。
「賬房先生」重新坐回了車把，車裡的那位又把氈帽壓得低低的。
進入天津城，他倆沒有朝火車站走去——因為那些警察很可能會在火車站「恭候」。
「仲甫，脫掉你油膩的背心，擺出你教授的派頭來。我送你上外國輪船！」李大釗想出好主意。
陳獨秀脫下背心，托李大釗「物歸原主」。在碼頭，陳獨秀緊緊地握著李大釗的手，說道：「後會有期！」
陳獨秀踏上了掛著「洋旗」的船，一口英語，儼然一位「高等華人」。
當陳獨秀來到上海，已是陰曆除夕——2月19日。上海街頭響著「辟辟啪啪」的鞭炮聲，酒吧、飯館裡傳出划拳聲，舞廳、戲院飄出樂曲聲，石庫門房子裡傳出「嘩嘩」的麻將聲，陳獨秀不由得鬆了一口氣……
在碼頭送別陳獨秀之後，李大釗的心中也放下一塊大石頭。
李大釗沒有馬上回北京。他不時回頭望望，看看有無「尾巴」。
他朝「特別一區」走去。「特別一區」是天津的俄國舊租界。蘇俄十月革命之後，廢除了原先沙皇俄國在中國的租界。不過「特別一區」仍成為俄國人在天津聚居的所在。
李大釗和天津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章志等人秘密來到「特別一區」一幢小洋樓裡。在那兒，李大釗與俄共（布）友人進行了會談。
那位俄共（布）友人是誰呢？後來章志所寫的回憶文章《關於馬列主義在天津傳播情況》中沒有提及姓名，也就不得而知。
不過，極有可能是後來成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遠東人民處處長的伯特曼。1957年在伊爾庫茨克出版的米勒著《在革命的烈火中》一書，提及伯特曼曾在1919年夏天在天津會見過李大釗，並稱李大釗是「了不起的馬克思主義者」。
當然，伯特曼所說的會見李大釗是「1919年夏天」。
倘若不是伯特曼，那麼究竟是誰？尚不得而知。
不知怎麼會走漏了風聲——大約是「特別一區」那裡早已在密探監視範圍之中，李大釗的來訪引起了注意。第二天，天津《益世報》就捅出了消息：《黨人開會，圖謀不軌》！
李大釗見報，馬上通知那天同去會晤的天津友人預防不測。他於當天匆匆趕回了北京。
陳、李天津之行，把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1]《胡適的自傳》，195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2]高一涵：《李守常先生傳略》，漢口《國民日報》，1927年5月24日、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