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當年在上海所參加的「小組」，用他的話來說：「小組在當時有個名稱，我忘記了，但不叫共產黨，也不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這個「小組」是在1920年8月成立的。如果說，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邁出了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步，那麼這個「小組」的成立則是邁出了第二步。
這個「小組」是在「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基礎上成立的。不過，由於有人退出，有人加入，「小組」的成員跟「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成員不盡相同。
這個「小組」的成員，據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的反覆考證，有以下十七人：陳獨秀、李漢俊、李達、楊明齋、陳望道、茅盾、俞秀松、沈玄廬、邵力子、施存統、周佛海、沈澤民（茅盾之弟）、李啟漢、林伯渠、袁振英、李中（原名李聲蟹）、李季。這十七人中，年齡最大的是陳獨秀，四十一歲，最小的沈澤民，二十歲。
這個「小組」究竟叫什麼名字？
施存統在1956年回憶說：「一開始就叫『共產黨』。」[1]
李達在1954年回憶說：「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發起。」[2]
邵力子在1961年這麼說：「研究會成立半年多，逐漸轉變成共產主義小組的性質。」[3]
林伯渠在1956年則說：「我在上海一共參加共產主義小組座談會四五次。」[4]
袁振英在1964年回憶：「共產黨小組或共產主義小組都是一樣的，是內部的名稱。」[5]
周佛海在1942年稱之為「籌備性質的組織」。[6]
陳望道在1956年則說，還是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7]
現今可查到的這個「小組」的七位成員，七種說法。
查閱當年的報刊，則又有第八種說法，即這個「小組」名叫「社會黨」。
1920年10月16日《申報》上，曾披露這麼一條消息：
社會黨陳獨秀來滬勾結俄黨和劉鶴林在租界組織機器工會，並刊發雜誌，鼓吹社會主義，已飭軍警嚴禁。
《申報》稱陳獨秀為「社會黨」，倒是有根有據的，因為陳獨秀在這個「小組」成立不久，便在《新青年》雜誌上公開宣稱「吾黨」即「社會黨」。
那是1920年9月1日出版的8卷第1號《新青年》，刊出陳獨秀的《對於時局的我見》一文。
此文是由於「昨天有兩個相信社會主義的青年，問我對於時局的意見」，於是「我以社會主義者的見地，略述如左」。
陳獨秀的「略述」，令人詫異地提及了「吾黨」：
吾黨對於法律底（的）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著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
此處清楚表明，「吾黨」即「社會黨」。
下文，又一處如此行文：
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產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產階級內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
這位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的文章，本來就引人注意。他口口聲聲說起了「吾黨」，警方馬上意識到他組織了「社會黨」。正因為如此，《申報》的消息用警方的口吻，稱之「社會黨陳獨秀」。
也有人稱這個「小組」為「中國共產黨發起組」。不過，這是後人取的名稱，並非當時的名稱，沒有被採用。
現在對於這個「小組」的正式的、統一的稱呼，叫「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黨史研究室200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把各地成立的小組均稱為「早期組織」）。
對於這個「小組」，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如此論述：
「實質上，共產主義小組就是黨的組織。」
「共產主義小組是以列寧建立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為榜樣建立起來的。」
「共產主義小組的性質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它的工作方向，即奮鬥目標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
「參加共產主義小組的人，絕大部分是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承認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並且努力和工人群眾相結合，在實際鬥爭中逐漸鍛煉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8]
這個「小組」推選負責人，眾望所歸，當然公推陳獨秀。在維經斯基看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找有學問的人才能號召」，而陳獨秀正符合這個條件。這樣，不論是「小組」的成員們，不論是蘇俄的代表，都一致以為非陳莫屬。
「小組」的負責人叫什麼好呢？叫「小組長」？叫「主任」？
維經斯基沿用俄共（布）的習慣，說應當叫「書記」。
「書記」一詞，在中國倒是古已有之。如《新唐書·高適傳》：「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不過，古時的「書記」，是指主管文書的人。後來，中國的「書記」是指抄寫員。
當楊明齋把維經斯基的意見譯成中文，「小組」的組員們都感到新鮮。
就這樣，陳獨秀擔任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首任「書記」。
從此以後「書記」一詞在中國共產黨廣泛應用，黨的各級組織負責人被稱為「總書記」、「黨委書記」、「總支書記」、「支部書記」，以至到了後來設立了「書記處」，設立了「書記處書記」。
有了「小組」，有了這個「小組」的書記，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早期組織，在上海誕生了。
就在上海小組誕生的那些日子裡，列寧在蘇俄首都莫斯科主持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關切著世界的東方，關切著中國的革命。正因為這樣，列寧在大會上所作的發言，便是《民族和殖民地問題》。
派出維經斯基前往中國，雖然是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同意，但畢竟不是共產國際直接委派的。
列寧跟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中國代表——俄國共產黨華員局的劉紹周和安恩學晤面，在考慮著再直接派出共產國際的代表前往中國，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
[1]施存統：《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載《共產主義小組》（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2]李達：《關於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幾個問題》，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31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邵力子：《黨成立前後的一些情況》，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62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4]林伯渠：《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31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5]袁振英：《袁振英的回憶》，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472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6]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出版社1942年版。[7]陳望道：《回憶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20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8]《共產主義小組概述》，見《共產主義小組》，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