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新青年》，與胡適分道揚鑣

就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不久，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8卷第1號《新青年》雜誌，面目一新。

這一期的封面上畫著地球和一東一西伸進畫面兩隻緊握著的手，暗喻中國人民和蘇俄人民手攜手。

這一期雜誌新辟「俄羅斯研究」，由楊明齋等撰寫介紹蘇俄新貌的文章。

這一期雜誌推出了「重頭文章」，即陳獨秀的《談政治》，把他和胡適、張東蓀的分歧公開化了。陳獨秀寫道：

我們中國不談政治的人很多，主張不談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學界，張東蓀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的）總商會和最近的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可算是代表；一是無政府黨人。……

胡適，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新青年》雜誌的台柱。如今，《新青年》的主編在《新青年》上點名批判胡適，意味著《新青年》編輯部內部產生了巨大的分歧。

陳獨秀鮮明地指出：

你談政治也罷，不談政治也罷，除非逃在深山人跡絕對不到的地方，政治總會尋著你的；但我們要認真了（解）政治底（的）價值是什麼，決不是爭權奪利的勻當可以冒牌的。

陳獨秀談及了《新青年》：

外邊對於本雜誌的批評，有許多人說《新青年》不討論政治問題，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陳獨秀說及了胡適：

最近胡適之先生著《爭自由的宣言》中已經道破了。這篇文章開口便說：「我們本不願意談實際的政治，但是實際的政治卻沒有一時一刻不來妨害我們。」要除去這些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談政治了。

胡適原先曾是陳獨秀的「親密戰友」。正因為這樣，當蔡元培恭請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時，陳獨秀卻說他只是暫代，待胡適從美國歸來請他擔此重任。

胡適，曾與陳獨秀有過親密的合作，曾是《新青年》的一支筆，擂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輩鼓，被陳獨秀稱讚為「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振聾發聵的「文學革命八條件」，即不用典、不用陳腐套語、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俚語、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須言之有物（即胡適致函陳獨秀自我介紹的「八不主義」）。此文的發表，在中國平靜的文壇上捲起一陣狂瀾。

胡適在《新青年》上積極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主張「必須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

他用白話做自由詩，寫白話文學劇本，寫白話文，領一代之先。

胡適在《新青年》上抨擊孔教，抨擊舊禮教，主張女子解放，提倡教育改革。……

倘若用「豐功」兩字形容當年胡適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也並不過分。

然而，一起衝鋒陷陣，一起吶喊前進，陳獨秀、李大釗向「左」轉，胡適向右轉，漸漸分道而馳。《新青年》在分化。

最初的論戰在李大釗和胡適之間展開。

那是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被捕，《新青年》雖然暫停。但主持《每週評論》的是胡適。猶如一輛汽車換了個司機，胡適駕著《每週評論》仍在繼續出版。胡適代替陳獨秀編《每週評論》離開了陳獨秀、李大釗的「軌道」。

胡適把《每週評論》第26、27號編成了《杜威講演錄》專號。杜威是胡適的老師，實用主義芝加哥學派的創始人。

在第31號《每週評論》上，胡適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表明了他對他的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朋友陳獨秀、李大釗的不滿：

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

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是很危險的。

正在河北樂亭縣大黑蛇村老家度暑假的李大釗（他在離京前看到第31號《每週評論》），寫下了致胡適的公開信——《再論問題和主義》，寄往北京給胡適。胡適把此文在第35號《每週評論》上登出。李大釗駁斥胡適道：

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這是交相為用的，這是並行不悖的。

《新青年》、《每週評論》的同人，談俄國的布爾扎維主義的（引者註：即布爾什維主義）議論很少。……我可以自由，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

因為有了假冒牌號的人，我們愈發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免得阿貓、阿狗、阿鸚、阿鵡、留聲機來混我們騙大家。

我們唯有一面認定我們的主義，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為實際的運動；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使社會上多數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那些貓狗，鸚鵡、留聲機，儘管任他們在旁邊亂響，過激主義哪，洪水猛獸哪，邪說異端哪，儘管任他們亂給我們作頭銜，哪有閒工夫去理他！

然而，胡適一邊刊登李大釗寫給他的公開信，一邊又寫了《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與李大釗論戰。思想的裂痕已發展成為難以彌合的鴻溝。

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建立之後，作為書記的陳獨秀決定把《新青年》作為這個小組的宣傳陣地。於是，刷新《新青年》，不但以陳望道、李漢俊、沈雁冰、李達這四位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作為《新青年》編輯，而且從1920年9月1日的8卷新1號起，全面宣傳馬克思主義。

陳獨秀寫的《論政治》，公開與胡適決裂。

後來，當胡適垂垂年邁，回首往事，他這麼追述道：

事實上，陳獨秀在1919年還沒有相信馬克思主義。在他的早期的著作裡，他曾坦白地反對社會主義。在他寫給《新青年》雜誌的編者的幾封信裡面，我想他甚至說過他對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並沒想得太多。李大釗在1918年和1919年間，已經開始寫文章稱頌俄國的布爾扎維克（引者註：即布爾什維克）的革命了，所以陳獨秀比起李大釗來，在信仰社會主義方面卻是一位後進。

陳獨秀在和北京警察搞了一段不幸的關係之後（引者註：指轉京警察逮捕陳獨秀），便離開北京，一去不返了。其後只有一兩次他喬裝路過北京〔但未停留〕，數年之後他在有一次秘密路過北京時，曾來看我。但是無論怎樣，自1920年1R以後，陳獨秀是離開我們北京大學這個社團了。他離開了我們《新青年》團體裡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於搞政治而傾向於馬、列主義的新朋友。時日推移，陳獨秀和我們北大裡的老夥伴，愈離愈遠。我們也就逐漸的失去我們的學報。因為《新青年》雜誌，這個〔傳播〕「中國文藝復興」的期刊，〔在陳氏一人主編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漸變成一個〔鼓吹〕工人運動的刊物，後來就專門變成宣傳共產主義的雜誌了。[2]

胡適諷刺刷新後的《新青年》雜誌，「差不多變成了《Soviet Russia》（引者註：即當時一本進步的英文刊物《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

兩位「老夥伴」不光擺開「鉛字陣勢」，在報刊上鏖戰不休，而且見了面，一個講蘇俄好，一個講美國好，也爭個沒完沒了。陳獨秀摯友汪孟鄒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憶。惟妙惟肖地勾畫出這對「老夥伴」之間無可挽回的分裂。

那是1925年冬，胡適來到上海治痔瘡，借住於亞東圖書館。汪原放回憶道：

這位總書記（引者註：指陳獨秀）有時會在夜間悄悄地來望這位「五四」時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見面，總是以兩人激烈的爭吵而告終。一個講社會主義好，另一個講資本主義好；一個講馬克思主義，另一個講實用主義（引者註：應為實驗主義）；一個講蘇聯如何如何，另一個講美國如何如何，各不相讓。有一天他們爭得面紅耳赤，大概胡適被陳獨秀的批駁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來……氣急敗壞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篤篤敲了幾下，但他畢竟忍住了氣，用紳士風度說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罷！」下樓去了。陳獨秀氣呼呼坐了好一會……也去了。……過不了幾天，陳獨秀會再來，重新挑起一場爭論。

在《新青年》的「老夥伴」之中，倒是魯迅仍與陳獨秀同行。陳獨秀一回回寫信給周作人，請周作人敦促魯迅為《新青年》寫小說：

「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1920年3月11日函）

「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1920年8月22日函）

「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證正，寄來付印。」（1920年9月28日函）

正因為這樣，魯迅後來在1933年6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的《創作的經驗》一書的《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這麼提及陳獨秀：「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裡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3]

《新青年》是當年享有崇高威信、發行甚眾的雜誌，它的急劇的向「左」轉，使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迅速推及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