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動盪之中，分化是必然的。不光是「老夥伴」胡適轉向，「新夥伴」張東蓀也轉到了對立面。陳獨秀的《談政治》之中，點了胡適的名，也點了幾個月前還在新漁陽裡六號高談社會主義的張東蓀的名。
就在《談政治》剛剛發表，英國的一位名人受梁啟超之邀，來到中國講學。他叫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他成為名人，由於他同兼三種身份：他是道地的數學家，曾與懷特海合著《數學原理》三卷。他的「羅素悖論」對20世紀的數學產生過頗大的影響；他又是一位唯心主義哲學家，創立「中立一元論」，在當時被譽為世界三大哲學家之一；他又反對侵略戰爭，倡導世界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被判刑下獄，獲得人們的同情和讚頌。這麼一位大名人光臨中國，自然引起一番熱鬧。
1920年9月《新青年》雜誌發表陳獨秀的重要文章《談政治》羅素在中國各地演講，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基爾特—Guild，亦即行會。「基爾特社會主義」，亦即勞資合作的改良主義。
張東蓀是梁啟超的「老夥伴」，一起創辦《解放與改造》雜誌，同創「研究系」。當這位由梁啟超請來的貴客前往湖南講演時，張東蓀便專程奉陪。
返滬之後，1920年11月5日，張東蓀在他主編的《時事新報》上發表《由內地旅行而得之教訓》。11月6日，又發《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這兩文驀地引起一番論戰，空前的激烈。
與張東蓀的論戰，除了此前《新青年》雜誌上陳獨秀的《論政治》，早在1920年5月16日，《星期評論》第50號便已刊登署名漢俊（即李漢俊）的《渾樸的社會主義者底（的）特別的勞動運動意見》，批駁了張東蓀在5月7日《時事新報》上發表的《為促進工界自覺者進一言》一文，尖銳地指出張東蓀「是走頭（投）無路的社會主義，走頭（投）無路的社會主義者」。
算起來，這一回是第三次向張東蓀開火，那火力格外的猛烈。
張東蓀的文章剛一登出，馬上引起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注意，決定立即組織反擊。因為他的文章鼓吹：「我們也可以說有一個主義，就是使中國人從來未過過人的生活的都得人的生活。而不是歐美現行的什麼社會主義什麼國家社會主義什麼無政府主義什麼多數派主義等等。所以我們的努力。當在另一個地方。」
就在張東蓀文章發表的翌日——11月7日，邵力子主編的《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連發兩文，批駁張東蓀。兩文的作者分別為望道（陳望道）和江春（李達），言辭空前尖銳激烈。
陳望道的《評東蓀君底（的）「又一教訓」》，那話火辣辣的，指出張東蓀「轉向」了：
「東蓀君！你現在排斥一切社會主義……卻想『開發實業』，你所謂『開發實業』難道想用『資本主義』嗎？你以為『救中國只有一條路』，難道你居然認定『資本主義』作唯一的路嗎？」
「東蓀！你旅行了一番，看見社會沈（沉）靜，有些灰心，想要走舊路嗎？」
「我怕東蓀君轉向，社會更要沈（沉）靜，又怕東蓀君這時評就是轉向的宣言！」
李達的文章比陳望道更為尖銳，筆下毫不留情。文章的標題便叫《張東蓀現原形》：
「張東蓀本來是一個無主義無定見的人，這幾年來，他所以能夠在文壇上沽名釣譽的，就是因為他有一種特長，會學時髦，會說幾句言不由衷的滑頭話。」
「他作文章，有一種人所不能的特長，就是前言不顧後語，自己反對自己。這時因為他善變，所以前一瞬間的東蓀與後一間的東蓀是完全相反的。總之，張東蓀是文壇中一個『迎新送舊者』。」
李達翻出張東蓀過去在《解放與改造》雜誌上寫的《我們為什麼要講社會主義？》，與張東蓀的「新作」相對比，來了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露了張東蓀的「前言不顧後語」。
緊接著，11月8日，《覺悟》的主編邵力子也親自披掛上陣，發表《再評東蓀君底（的）「又一教訓」》。邵力子畢竟是報人，跟張東蓀是同行，話說得溫和一些，但擺出一層層道理向「東蓀君」「請教」，「請東蓀君仔細想想」。
二十多天後——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號，乾脆把張東蓀通盤端了出來，刊登了張東蓀的文章和駁張東蓀的文章，還刊登了陳獨秀與張東蓀的往來信件，共十三篇。陳獨秀在這組文章之前，加上了《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的醒目標題。這一批判不僅僅只是批判張東蓀，陳獨秀還發表了致羅素的公開信，對這位「世界名人」進行批判，勸他不要「貽誤中國人」——因為張東蓀的文章中販賣的是羅素的貨色。
此後，李達還在《新青年》上發表《討論社會主義並質梁任公》。梁任公即梁啟超。批判的鋒芒，刺向了當年中國的名人、張東蓀的盟友梁啟超了。
經過這番大論戰，張東蓀這個曾在新漁陽裡六號討論過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人物，向右轉向。1934年，他與張君勵在北平組織「中國國家社會黨」（後來改為「中國民主社會黨」），任中央總務委員會委員。不過，這個「國家社會黨」沒有幹出什麼名堂來，他便先後去上海光華大學、北平燕京大學當教授。他擔任過國民黨政府參議員。後來，他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擔任中央常委。
1949年之後，他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1973年病逝於北京。